中国稀土出口已跌近70% 美加自建稀土加工厂(组图)

据中国矿业报9月1日消息,近日加拿大将斥资31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在该国萨斯喀彻温省修建首家稀土加工厂。据悉,该工厂占地6.9万平方英尺(约6410.3平方米),今年秋季开始建设,并预计于2022年底全面投入运行。

该省表示,工厂建成后,将成为未来加拿大稀土产业商业化的重要支柱。负责推进国家金属行业的CEO克雷格泰勒称,在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迅速努力确保稀土精矿和加工厂的供应。鉴于加拿大拥有稀土资源丰富的Wicheeda矿床,将为该国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建立独立的稀土供应链已成为加拿大、美国等国的优先事项。据观察网去年报道,加拿大总统曾向美国强调,该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并且加拿大拥有着丰富的稀土资源。目前,加拿大也正与美国商讨合作,以寻求减少两国在稀土对中国的依赖。然而,有数据显示,中国占据着美国80%的稀土供应;同时,两国都依靠中国的稀土加工技术。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我国在稀土出口方面已有“新行动”。据海关总署数据,7月我国稀土出口1620吨,同比下跌69.1%。至此,前7个月我国累计出口稀土22736吨,同比下降20.2%;出口金额达14.8亿元,同比下降23.7%。

随着中国稀土出口的减少,作为全球主要的稀土消费国,“慌”的不仅仅是加拿大,还有美国等国。那么,这些国家想要提高稀土自给率的计划可行吗?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稀土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38%,供应占全球总量的90%左右;同时,中国稀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稀土分离纯度早已超过99.99%,专利数量累计比美国多23000项。这也可以得出,短时间内若美加等国想要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可行性并不高。


林伯强: 用稀土反制的难点在哪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国稀土出口同比下降69.1%,仅有1620吨,今年1-7月累计出口稀土22736吨,同比减少20.2%。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出口量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稀土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中国企业是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风险情况,开展国际贸易业务。此前,一些外媒猜测稀土出口量下降是否为中国反制美国方式,一直有网友讨论我们为何不限制稀土出口作为我们的反制手段?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稀土对高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产量占全球产量超过80%,美国稀土进口80%依赖中国,为什么稀土始终没有发挥一些网友期待的反制作用?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稀土价格没涨。

今年7月份中国稀土出口同比下降近70%,但是,稀土价格大概只有10%的涨幅,并没有想象中的暴涨,这可能是由于稀土需求受到疫情的抑制,但也说明稀土库存的影响。总体上来讲,稀土需求的量是相对较小的,很容易进行储存,主要需求国目前的储备量可以抵抗短期风险。

从近几年的趋势看亦是如此。近几年稀土价格因为严重的供大于求而价格持续低迷。2011年以来,全球稀土价格虽然有几次比较大幅度的拉升,但几个月后又跌回去了。根据生意社的稀土价格指数,2020年8月26日稀土指数为380点,较周期内最高点1000点(2011-12-06)下降了62%,较2015年9月13日最低点271点上涨了40.22%(注:周期指2011年至今)。这反映全球范围内稀土产能是过剩的。

其次,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成本低。

稀土虽然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但资源稀缺性并非那么高,在已探明的储量中,除中国具世界之首外(37%),巴西、越南、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稀土储量也比较丰富。依靠稀土产量作为战略筹码,有短期效应,但长期效应难。稀土开采的技术并不难掌握,全球稀土供应长期依赖中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成本比较低,包括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一旦稀土价格大幅度上涨,则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稀土开采,迅速提高国际产能。历史上许多例子,比如说钴,都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反制可能倒逼美国加快推动自身和其他国家稀土产业发展。

稀土安全的讨论不是一天两天了,美国已经开始着手推动自身稀土产业发展和给盟友提供更多支持。今年5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提出过一项稀土融资法案,希望对美国矿山开发商和购买其产品的制造商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振兴美国稀土行业,还将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所有武器中使用美国产的稀土产品,以摆脱对中国稀土产品的依赖。在美国支持下,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和分离技术也进步很快。有报道称,澳大利亚最早将于2024年构建稀土开发的一条龙生产体制。稀土被当做反制手段势必会加大美国的扶持和补贴力度,或进一步扭曲市场价格,对中国稀土产业长期发展更不利。

发挥反制作用是社会对稀土资源的一种期待,不过对稀土产业自身来讲,更迫切的任务是如何从长远战略思考稀土开采问题。目前市场产能宽松和价格低迷为稀土行业进一步整合提供了机遇。此外,我们还应该通过深化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使相关税收可以更好地反映开采的环境外部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作者是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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