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2019年
赚钱最多的男人跳槽了
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中，薪酬最高的男人，是中国平安的李源祥。
李源祥，1965年生人，职业生涯起步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1993年至2000年在全球最大上市寿险——保诚保险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分公司工作多年。
2000年，中信集团和保诚集团合作共同发起设立信诚人寿，李源祥出任总经理。
李源祥2004年跳槽中国平安，与“亚洲保险之父”梁家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04年1月，曾在保诚保险工作多年的梁家驹跳槽至平安人寿担任董事长；一个月后，李源祥出任平安人寿董事长特别助理。
之后，梁家驹担任中国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和常务副总经理，并于2010年退休。李源祥，则复刻了梁家驹的职业发展路径，先后担任平安人寿总经理、董事长，中国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和副总经理。
命运的绳索在时空中交错，梁李二人的履历也在交错中呼应着。
梁家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美国友邦保险，2019年11月，李源祥去职平安加入友邦，担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李源祥治下的友邦保险，已不是梁家驹当年AIG旗下的友邦保险。
2008年次贷危机后，AIG将包括香港友邦保险在内的亚太业务出售，重组成为了亚邦国际保险，并于2010年在中国香港上市。
根据中国平安年报，李源祥2019年的薪酬高达1607.34万元。“教父”梁家驹2007年的薪酬则为4813万元。
李源祥跳槽友邦保险，在业内创下了5000万年薪和2亿离职补偿“转会费”的惊人一跃。
根据友邦保险公告，李源祥的基本年薪846.6万美元，年度目标薪酬为702.53万美元。另外，为了弥补李源祥从中国平安离职的损失，公司分6年，给予总计2815.11万美金的补偿。按照美元兑人民币7:1的汇率，李源祥从平安跳槽至友邦，6年间的年均薪酬约为8190万元人民币。
李源祥的成功，完美的诠释了“跟对人”的重要性。
同为中国平安原三大联席CEO，生于1977年，分管平安科技板块的陈心颖，2019年薪酬与李源祥持平，均为1607.34万元。
李源祥和陈心颖，也是2019年A股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绝代双骄”。
2019年
人均薪酬最高的竟然是这家公司
2019年，人均薪酬最高的前十家公司遍布金融行业的各个板块。
注：人均薪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年初员工人数+年末员工人数）×2
人均薪酬第一梯队中，除了“麦子店高盛”中信证券、“新街口美林”华泰证券、“沪上三杰”之一的海通证券等传统大牌机构之外，渤海租赁和安信信托两家危机企业，居然双双跻身人均薪酬前十，渤海租赁更是以高达161.37万元的人均薪酬，位列金融行业第一。
2010年5月，*ST汇通披露重组预案，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置入渤海租赁100%股权，主营业务完全变更为融资租赁业务，控股股东也由舟基集团变更为海航实业，渤海租赁正式成为海航系企业。
海航系数轮资本运作，大举跨境收购，高歌猛进“买买买”。
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 68.78%股权（24.3亿），进入国际飞机租赁领域；2013年，渤海租赁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 SRL100%股权（81亿）；2014年，渤海租赁收购全球第八大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80%股权（37.51亿）；2015年，渤海租赁完成爱尔兰飞机租赁公司Avolon 100%股权收购（162.39亿）。
收购完成后，飞机租赁、集装箱租赁、国内融资租赁成为渤海租赁的三大业务方向，前两者的运营主体均在海外。2019年度，渤海租赁中国大陆业务收入58.04亿元，其他国家和地区业务收入高达329.99亿元。
尽管海航系面临债务危机，海航资本所持的渤海租赁股份因质押违约被迫减持，渤海租赁的人均薪酬仍远高于其他上市金融机构。
尽管人均薪酬高达162万元，但高管薪酬最高的马伟华，2019年年薪也只有109.84万元。
人均薪酬第一的秘密，就藏在海外业务扩张的版图里：渤海租赁海外员工的薪酬收入大大拉高了公司整体平均薪酬水平。
在国内呼风唤雨的金融高富帅，放在Global Pay的标杆之下，也是相形失色。
人均薪酬排名前列的安信信托，在业内一直以高薪闻名。
2017年度，安信信托人均薪酬高达181.38万元，位居上市公司人均薪酬前三甲。2019年，安信信托危机爆发，人均薪酬下降至58.62万元，在薪酬“粘性”作用下，安信信托人均薪酬仍位于行业前十之列。
A股中独立上市的信托公司仅有陕国投、爱建集团和安信信托三家，安信、爱建均常年占据人均薪酬榜前十名，陕国投则以微弱的劣势紧随其后。信托公司在金融行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2019年
薪酬最高的一般都不是老大
薪酬职级论资排辈，是身为社畜的常规认知，但金融机构却往往并非如此。
高管薪酬最高的十家公司中，民营企业3家：中国平安、平安银行、国金证券；国有控股5家：东方证券、中国太保、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和国泰君安；混合所有制2家：中信证券和天风证券。除平安银行和国信证券外，董事长或总裁均不是该公司收入最高的人。
先看中国平安，马明哲作为董事长，本身就是公司重要股东，总经理谢永林与陈心颖、李源祥担任联席CEO，对于依托保险起步，重视金融科技的中国平安，陈心颖和李源祥的薪酬高于董事长，相对合理。
再看天风证券，余磊持有当代科技10%的股份，间接持有天风证券股份，其个人利益不单纯通过高管薪酬来体现，加之天风证券一直以高激励作为核心竞争力，2019年度晋升总裁的王琳晶在天风证券获得最高薪酬，也可理解。
最后看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东方证券、中国太保，四家企业均是上海市属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需要通过市委组织部任命，薪酬纳入上海市管干部的考评体系，上有封顶。
其他业务条线的副总裁，如属于市场化招聘，不纳入市管干部序列，则不受国有金融机构限薪的影响。
综上，民营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往往不是单纯的职业经理人；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和总裁则大多面临限薪的天花板，所以，往往是市场化招聘的其他高管，才能够拿到公司的最高薪酬。
2019年，跳槽还是坚守
收入最高的前20人跳槽考
无论是降薪、调KPI、机构转型、历史问题爆发，总有一个时刻会让身处不同时空的金融民工辗转反侧：
“该跳槽吗？”
作为高薪俱乐部的翘楚，2019年收入排名前20的20位个人，全部来自于中国平安和中信证券。为了增加统计的完整性，我们进一步选取了5名并非中国平安和中信证券的人员。
从“是否跳过槽”这个维度来看，这25位高薪人士的履历如下：
中信证券高管的跳槽经历较少，多名高管均是在1995年中信证券成立后不久，加入中信证券，一直坚守至今。
中国平安，除了叶素兰在加入平安之前曾频繁更换工作，其他人员即便不是从平安体系内一路上升，履历也相对简单：李源祥此前在保诚保险，陈心颖在麦肯锡，姚波在德勤。
天风证券和国金证券，作为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民营券商，依靠自身的激励制度，挖角优秀人才，本身就是其核心战略，其高管的过往履历相对而言更为多样化。
但是，无论是坚守还是跳槽，都需要朝着一个职业方向持续正向积累，在关键时刻实现平台或职级的跨越，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更高层级的职业谋划。
2019年
选择大于努力
从“薪酬公平性”这一维度，我们将2019年上市金融机构，分为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三种类型。以“（前三名董事薪酬+前三名高管薪酬）/6”作为高薪高管薪酬，同时，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年末员工人数”作为公司员工薪酬。
为了统计的一致性，仅选取上市券商作为统计样本。
民营券商，高薪高管（250.77）与公司员工薪酬（34.28）的倍数为7.32；央企券商，高薪高管（308.21）与公司员工薪酬（42.35）的倍数为7.28；地方国企券商，高薪高管（204.24）与公司员工薪酬（38.86）的倍数为5.26倍。
金融机构靠人才还是靠机制的亘古之问，在这个数据的差异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央企的机制相对稳健保守，但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议价能力较高，正式员工的编制紧张，相对而言人均利润较高，且员工和高管的收入都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由于更为市场化，激励机制灵活，高管薪酬往往高于地方国企；但由于民营企业员工数量普遍较多，普通员工的工资最低，平均之后的人均利润也较低。
对于央企金融机构而言，人的因素往往没有那么重要；但对于民营金融机构而言，核心人物可以起到颠覆性的作用，激励尤为丰厚，普通员工的薪酬竞争力则较弱。
所谓“市场化”的薪酬机制，某种程度上也是两极分化的激励机制。
从“行业细分”来看，薪酬中枢随行业沉浮的特征明显。
以“业绩为王”的信托行业，人均薪酬水平与人均利润高度相关，60万的人均薪酬，也居于金融各板块首位。
个中原因，除了信托公司多年制度红利下的市场化激励之外，券商有证券经纪人，保险有保险经纪人，银行有大量的网点柜员，都会相应拉低人均薪酬水平。
保险行业则以367万的高管薪酬位列第一，上市保险公司数量有限，中国平安的三巨头对高管薪酬的提升功不可没。
5月的湖畔大学
马校长讲到：“企业最重要的产品是人”
金融对外开放势不可挡，中国式金融混业行则将至，关于金融机构最值钱的是人才，是机制，是牌照，还在争论不休。
财政部工资总额计算公式流传，国有大行降薪沸沸扬扬，券商投行奖金递延，考核KPI上调，央企集团开源节流，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5万亿元。
尽管五大行都辟谣没有降薪计划，但在财政部考核压力之下，部分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停发绩效，避免寅吃卯粮，防止年终面临巨大的薪酬压力。
大环境的疲软撞上了中年危机的焦虑，昔日的“金饭碗”正在褪去高大上的光泽，“金融民工”也逐步从调侃变成了自嘲。
2020年，一切还要继续，如果没有选择，就加油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