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进行了第四次经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的节点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全国普查公报在2019年11月发布，但比全国普查公报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分省分城市的公报。
和每年进行的GDP核算不同，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核心的普查内容是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情况。虽然数据维度看似不多，但经济普查查的是“家底”。看GDP只能看到在过去一年里这个城市的价值增值，但看普查数据，才能看出这个城市GDP数字背后的真实实力。
2019年，按GDP排序的中国城市、省份排名都出现了大洗牌。一些省份核增，一些省份核减，这些数字的变动，最重要的依据都是2018年的经济普查，重新摸清家底，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王者，谁有巨大的泡沫。
京沪穗深四大城市的经济普查公报都已陆续公布，在这四个城市的普查公报里，印证着许多从GDP数字难以直接看出的日常感受，也透露出许多可能被忽视的经济细节。这篇文章，就来剖析四大城市普查数据里的那些有趣的趋势。
法人单位数量：
北京最多，上海最少，广深增长最快
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尤其是企业法人单位数量，说成大白话，就是这个城市的市场主体有多少，或者说这个城市有多少老板。
法人单位数量，从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创业意愿。企业法人多的城市，开公司的人就多，企业法人少的城市，人们可能就更倾向于打工而非创业。
上面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反映了这四个城市的企业数量和过去五年间的企业数量增速。北京的企业法人数量为94.8万个，上海41万个，深圳84.9万个，广州72万个。京、深、穗均明显多于上海。这也反映出上海“买办城市”气质。虽然近年来上海力推创业，但相较另外三个城市，上海的创业者数量和创业风气仍然相对较弱。
另一个数据可以更好佐证这一点。从2013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60%，广州和深圳的增幅分别达到2.8倍和2.7倍，但唯有上海，法人单位数量只增加了7%。
从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年份）到2018年，正是中国城市发生剧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京沪较高的户籍门槛和高房价，使得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于放缓，尤其是北京人口还有外流趋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城镇增量人口基数开始下降，逃离中小城市同样成为现象，由此形成了人口从京沪和低线地区向广深两个门槛较低一线城市、以及杭蓉宁汉等“强二线城市”（或称“新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
上图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只比2013年增长了39.4万，净增率是1.9%，上海常住人口只比2013年增长了8.63万，只有0.4%，京沪两市净增人口之和仅为48万，只相当于广州的近四分之一（197.76万），深圳的近五分之一（239.77万）。
回过头来看四个城市净增的法人单位数，从2013年到2018年，上海净增法人单位只有3万多个，而北京的净增数约为35万，上海净增企业法人单位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广州、深圳两市净增法人单位数都超过50万个。
由于法人单位绝对数量主要由中小微企业决定，上述数据反映出深圳、广州中小微企业活力最强，北京虽然增速相对较慢但绝对值仍然较高，上海的中小微企业存量和增量都相对较少。
从业人员分布：
北京、深圳从业人员规模领先
经济普查的数据，另一个重要看点在于从业人员数据。相较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统计的是在该地区的从业人员数，由于从业人员和法人单位有对应性，某种程度上比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更加精确。
注：深圳四普公报没有公布个体户从业人员数，深圳个体从业人员为推估数
从业人员中，分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是北京，1361万，其次是深圳，1243.54万，然后是上海（1170.9万）和广州（888.5万）。北京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都是四大城市中最少的，北京市只有32万个个体经营户（经营主体），少于上海的（33.4万），深圳的（49.39万）和广州的（69.29万）。从2013年到2018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了60%，但是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事个体工作的人口都下降了48%-49%，反映“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下，小商户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深圳四普公报中没有公布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情况，按照京沪穗三市一个个体经营主体平均对应2.19个从业人员来看，深圳的个体户从业人员约为108万（上图中即使用这一方式推估）。总体来看，广深的个体户远多于京沪，是个整体性趋势。北京个体从业人员64.6万，上海75.8万，两市相加约140万，少于广州这一个城市的153.51万。
按照深圳个体户人员推估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从业人员总数分别为1425.6万，1247.7万，1351.68万和1042.01万。也就是说，在四个城市有工作的人，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
这里可以引入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从业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值。
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简单说就是这个城市的常住居民中，有多少人是在“上班”的（包括当老板的和个体户）。全国从业人员和城镇常住人口的比值是65.4%。具体到京沪深穗这几个城市，有的城市管辖的非都市化地区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如上海崇明就有70万人），还有的城市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人可以只居住不上班（譬如广州的“城中村”的一些房东或者猎德有N套房的人），这都会导致全市居民中“上班”的比例相对较低。
从统计技术上，深圳、广州两市在统计金融业从业人口时，均统计了全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兼职），因此保险业从业人数非常庞大，且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些重叠，因此它们的从业人员数量整体上可能有数十万人的高估，但从整体来看，深圳市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仍然最高。
在上述几方面之外，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主要有四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结构，其次是灵活就业规模，再次是职住分离，最后是人口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城市的居民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整体上以居家过日子为主，城市常住人口中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和小孩，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就比较低。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量居民都是没有成家立业，既没有接来老人，也没有生孩子的，那么这个城市的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之比就比较高。一般而言，由于非户籍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待遇，城市非户籍人口基本都是只在这个城市工作，老和小都在老家的。很明显，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北京户籍门槛高，大量北漂在北京是孑然一身，或者只是小情侣小夫妻，没有老人和小孩。深圳虽然户籍门槛低，但由于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分配等原因，这部分产业工人落户率也很低，相当多的工人小孩在家“留守”，也使得深圳的老人小孩比例较低，“上班”的人绝对比例高。
第二，当前存在着一些高度灵活就业，比如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这些人可能既不被统计在单位从业人口之内，又不属于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人数比较多的城市，“上班”的人的比例也可能相对较低。
第三，职住分离的现象也是可能存在的。由于深圳城市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全域都已经完全城市化，因而深圳和东莞南部在物理上已经连为一体，因而可能存在很多居住在东莞市辖区，但在深圳上班的人，这也是导致深圳单位从业人口甚至超过常住人口的原因之一。
第四重原因，可能是人口统计的误差。根据2018年的统计，深圳市全部在校学生有220万人，其中小学生就有102.8万人，学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单位就业人口，且学生群体除了对应父母之外，还是可能对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祖辈已退休（或未从业人员）。如果照这样计算的话，深圳市如此之大的从业人员规模，或许说明官方统计的深圳常住人口数量被低估。2020年将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是否被低估的秘密，也将揭开。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深圳制造业第一城地位稳固
深圳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它不仅创造了全国最高的第二产业增加值（2019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5万亿，高于上海的1.03万亿），而且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工业从业人口。
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业。总的来看，这四个城市中非工业二产人口（主要是建筑业）最多的是北京，106.8万人，最少的是广州，72.08万人，总体在72万到106万之间波动，起伏不大。
但制造业人口就大不相同。上图就能明显看出，深圳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可谓“一骑绝尘”。深圳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多达418.81万，而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是96.8万、249.5万和176.6万。由此可以计算得知，深圳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是北京、上海两市总和的1.21倍，是京沪穗三个城市之和的0.8倍。用最简单的话来阐释，深圳产业工人的数量，是北京、上海、广州之和的八成，也就是说深圳一个城市的工人，接近京沪穗三市之和了。
这一数字充分表明，相较于京沪穗，深圳在制造业上高度发达。在城市经济体量大致相近的背景下，这也的确意味着第三产业的相对平淡。
北京的家底有多厚？
在平时，除了福布斯或胡润榜这样的顶级富豪榜单，观察城市的财富水平最直接的方式是观察这个城市有多少上市公司。
无论A股、港股还是美股，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都高居全国第一。北京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超过500家上市公司（指A股、港股和美股之和，下同）的城市。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公司数量之和都在400家到500家之间，而广州不及沪、深两市的一半。广州在三地上市的上市公司只有179家，比杭州少14家，就A股公司来看，广州比杭州少38家。
相较于其他产业，金融业是个资本金行业，资产规模的影响甚巨。这个时候更能看出北京的“家底”之厚。
广州、深圳的四普公报，没有金融业资产规模的统计。但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金融业资产规模来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北京金融业总资产是148.63万亿，上海是35.72万亿，北京是上海的4.16倍。根据广东省四普公报，整个广东省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只有30.78万亿。这样的数字充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金融活动和权力高度相关、且货币金融市场占据金融市场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北京虽然没有作为资本市场平台的证券交易所，但仍是中国最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单一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业整体上还是由国有机构主导，北京、上海较整个广东的优势仍然非常显著。虽然上海的金融业总资产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但仍是整个广东省的金融业总资产的1.16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北京“金领”岗位一骑绝尘
根据近年来全国和各地的统计，平均薪酬最高的行业集中在金融和互联网（或者说是泛IT行业），这也是当下最核心的两个“金领”行业。相较于上海、深圳和广州，北京的“金领”岗位绝对数极大，反映出它给中高端人才带来的就业机会，仍是沪、深、穗不可比的。
北京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不含保险）的从业人员数为40.13万人，是2018年年末这一口径从业人员唯一超过40万的。上海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为32.7万人。广州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只有12.52万人，只相当于北京的四分之一强，上海的三分之一强。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仅有总数，未公布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明细情况，假设广东省除广州市之外的地区，六成金融岗位都在深圳，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含保险）人数可能超过30万，和上海在一个数量级，也远高于广州。
广东全省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含保险）是64.45万人。这一数字较北京、上海两地的总和仍少8万人。京沪两地在金融业上整体较广东有显著优势。
再来看另一个明星行业，IT行业。很明显，北京市的IT从业人员规模“一骑绝尘”，尤其是在互联网方面。北京有25.12万个互联网岗位，等于上海（14.3万）和深圳（9.76万）的总和。就IT从业人员总数来看，北京的优势同样明显，上海和深圳的IT从业人员总数都在70万左右，上海是69.2万，深圳是70万。北京总数是138.9万，基本相当于上海、深圳任一一个城市的两倍，和两市之和相若。
金融和IT两个行业总计，更能看出北京在高端岗位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上的绝对优势。北京的IT和金融岗位合计有180万个，而上海、深圳大约只有100万个，广州只有66万个，只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强，上海、深圳的三分之二。
卖保险的人远比你想象的多
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最多的城市是哪个？答案是深圳。
虽然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含保险）可能少于北京、上海，但深圳的保险业从业人员可能达到90万之巨，这90万人固然不一定都是全职，但也足见在深圳，保险这个行业有多热。正是大量的保险从业者，让深圳市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达到了122.83万，不仅是全国唯一一个金融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的城市，比北京都高出了50%，是上海的2.6倍。
广州的金融业（不含保险）从业人员虽然远远少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但算上保险业从业者，广州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就飙涨到了81.03万，比北京还多5000人。
广东省全省的金融从业人员280万，其中保险从业人员多达215.77万，保险从业人员占到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77%。而在广州市，这个比例还要更加夸张，在广州每100个金融从业者中，有85个都是做保险的。
以上六点分析，只是经济普查数据的冰山一角。深挖经济普查的公报，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更多断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