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3人之家月入15000港元以下属贫穷。
每5个港人中，就有1个是穷人。
没有人愿意主动变穷，只是大家在时代大潮来临之前，反应快与慢而已。
有人攀高升天，有人一坠不起。城市也是如此。
香港“最穷”的地方之一：深水埗
01
“一百万争夺战”
2006年初，当时的香港扶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由政府统计处提供的报告，显示在2004年第四季，如果以综援金额的水平来算，香港共有一百万市民生活在综援水平线之下。
——香港贫穷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这是特区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的穷人数字。
时间来到2018年11月19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暨香港扶贫委员会主席张建宗主持记者会，公布了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的分析。
据最新发布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6年全香港贫穷人口有135.2万，贫穷率为19.9%；而2017年贫穷户达59万，贫穷人口则达137.7万，贫穷率20.1%。
如若将综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现金政策计入，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分别下降至101万及14.7%。
——但这依然是自2012年后，香港首次在政策介入后贫困人口未能跌破一百万人大关。
按照公开数据，香港最新人口数在740万左右，因此也就有了文章开头那句“每5个港人中就有1个穷人”的说法。
事实上自从《香港贫穷报告》发布以来，这类说法就从未断过。繁华背后，亦有哀凉，真实的香港便是如此。
这是香港
这也是香港
02
与其说穷人多，不如说贫富差距大
笔者记得没错的话，于19日发布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是特区政府这些年来的“规定动作”，大抵都会在10月、11月中上旬对外发布上一年的报告。
不妨再来细究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
穷人的总数上面已经说过了，如若将综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现金政策计入，2017年香港的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分别下降至101万及14.7%。
香港官方界定一个人穷不穷是按贫穷线来算的。根据报告，2017年家庭月入低于规定界线以下就算贫穷：
1人家庭对应4000港元；
2人家庭对应9800港元；
3人家庭对应15000港元；
4人家庭对应19900港元；
5人家庭对应20300港元；
6人家庭对应22500港元。
因此，在香港，3口之家月入15000港元以下便是贫困户，这句话是绝对有依据的。
另外根据报告，香港贫穷率最高的前5个地区依次为观塘（25.6%）、深水埗（24.2%）、黄大仙（23.7%）、北区（22.9%）和葵青（22.9%）。
在政府政策介入后，前5个最高的地区则为北区（17.5%）、观塘（17.2%）、深水埗（17%）、元朗（16.7%）及黄大仙（16.4%） 。
不过需要详细说明的是，香港使用的是“相对贫穷”的贫穷线计算方法，一个住户是否属于贫穷会因整体住户的收入状况而变动。
但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即会根据本港市民整体收入水平而不断浮动。
因为现实情况乃是收入差距较大，若有钱阶层收入增长较快，从而拉高了收入的中位数，处于中位数一半以下的“贫穷”人口就会越来越多。
而且贫穷线只算收入，有些“低收入、高资产”的市民被算进去也有可能。
因此可以说，贫穷报告最能反映的，还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个还用多说吗？
Knight Frank（莱坊）在2017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的城市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金（彼时约合人民币2.07亿元，港币2.33亿元）人数最多的城市，是纽约，达6570人。第二名是伦敦，有4750人，欧洲第一。第三名是香港，有4080人，雄冠亚洲。
而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香港有227900人，全球第四。
再来回头看看特区政府画出的贫困线，便知这是一个怎样的天差地别了。
前几年内地一篇讲“折叠”的科幻小说摘得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一时间舆论哗然，殊不知在香港，“折叠”二字早已深入骨髓。
香港底层市民住的劏房
03
香港人怎么就穷了
这里面牵扯两个问题：
先说第一个，是香港人怎么就穷了呢
另一个，是为什么现在扶贫不好做，穷人在增加？
姑且一个一个说。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黄洪博士早年间曾撰写过一篇论文，题为《香港贫穷问题的成因及解决方法》，探讨香港出现贫穷问题的主要原因时他认为：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香港制造业的生产性工序快速向外迁移，造成大量制造业工人失业，是导致香港贫穷恶化的主要结构原因。
自1986年开始,制造业的工作人口便由九十四万多人(占全港工作人口35.8%)持续下跌，到1996年制造业只剩下五十七万多人(占全港工作人口18.9%)，十年间制造业共淘汱了三十七万多人，占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
另一方面留在香港制造业的生产工序主要以产品设计、产品销售、及财务控制等以文职人员为主的非生产性工序，所以制造业本身亦出现白领化的趋势。
在非工业化及白领化的影响下，受打击最大是长期在制造业工作的体力劳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术及非技术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这些工人面临裁员及关厂的威胁,出现失业、开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的状况。
而这些劳工大多流入低职级、低工资的服务业工种。由于工作经验、年龄和学历等等问题，他们多数缺乏条件转当文职工作，很多时候能够在服务业内找到工作，维持原来收入者，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
这里面，不少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工人——更面对失业的困境。
这是客观因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套用当下流行的一句鸡汤，可能很残酷：时代在抛下你的时候，连句招呼都不打。
除了客观因素，还有相对的“主观因素”。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其一篇题为《香港的贫穷问题》的文章中，详细论述了他认为导致香港贫穷问题的“生活”方面的因素：
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贫穷的文化，穷人的日子很难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看不起“没钱的人”。
……虽然香港失业率迄今依然维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劳工的反映并不强烈，也缺乏组织来有效代言。所以，他们的困苦经常不为人所知。
还有就是社会资本的匮乏。说白了就是人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为的是获得资源和机会，从宏观讲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资源。
有严谨的科学调查结果表明，香港43.9%的贫困人口表示，他们连一个可以借钱的亲友都没有，被调查的贫困人口中，平均能够介绍工作的亲友只有1.74个。
“社会资本的匮乏程度非常严重，这势必会导致香港的贫困和不满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此外，除了以上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还有个原因就世人皆知了：“楼灾”。
从1998年起，香港的楼市开始暴跌，一直跌到2003年，暴跌了多少？80%。一轮楼灾下来，多少中产阶级变成负产阶级，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变成了千万负翁、亿万负翁。
04
人口高龄化+住户小型化
根据《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全港有137万人贫穷，是九年来最高纪录，而且2017年相对于2016年还增加了2万多人。
于是乎有人议论纷纷：这怎么还越扶越穷了呢？
官方给予的解释是：人口高龄化、住户小型化。
人口高龄化自不必说，任何一个地方，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面临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有第三方数据曾对香港和深圳的未来做对比时，特意选出人口平均年龄的数据：香港人口平均年龄在43岁，已经是中年往上了，而深圳的平均年龄则在33岁，恰值壮年。
这还只是平均年龄，事实上，香港的老年人问题一直都是政府发大力在解决的领域。
一份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贫困率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三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就有一个过着“穷困”的生活。
而住户小型化就更为凸出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与父母的同住，他们宁肯租房子也要搬出去，而搬出去的生活，也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因为有一个核心问题困扰着一批又一批本港青年：买房。
香港资深媒体人关伟文曾描述过这样一种场景：
香港市民茶余饭后最为热议的是，楼价颠升，买私楼买不起，抽居屋抽不中，租楼太吃亏，公屋轮不到……连青年学者都要住劏房（房中房），原住劏房的要搬到棺材房，拥有私楼的似乎是幸运儿，但都埋怨说，楼价太贵难以追上升幅，无法细楼搬大楼……
不少市民尤其青年似是陷于沮丧，未来居住生活如何改善？
不愧为资深媒体人，所述场景有如一幅清明上河图，每一个群体的形象跃然纸上，却又似曾相识。
05
不算太晚
香港所面临的贫穷问题是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从来没有人愿意主动贫穷，只是在时代的大潮袭来之前，有人敏感地调整了姿势，有人还热烈地憧憬未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大势而已。如今再想突破，富人因为富有而更富有，穷人因贫穷而更容易贫穷。
甚至在某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上，还会做出令旁观者难以理解的选择。
犹记得前段时间港府放出“明日大屿”的填海计划，欲建设26-40万套单位的住房，要一举从供给端解决香港住房紧张的问题，却遭遇了预料之外的反对。
刘德华在为“明日大屿”宣传片的配音中说：
“我们见过一个朝气蓬勃的香港，我们也见过一个停滞不前的香港，你想下一代，见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随后社交网络上，刘德华被水军“围攻”。华仔一腔赤诚之心，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澎湃如初。
只是一直在“隔岸”旁观的我们，是不是咂摸出一些别的味道，则至关重要。
香港面临的问题，不止香港独有。在一场模仿游戏中，前车之鉴，既给了我们充分警示，也给了我们调整时间，希望一切都不要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