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闭关锁国”四个字有着非常强烈的警惕感和厌恶感。
它会让数十亿国人几乎条件反射般联想到闭塞保守、历史屈辱、落后要挨打……
大多数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四个字的印象也比较久远，不感冒了。
自力更生也就算了，粮票时代、吃大锅饭、物资匮乏、孤立……享受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硕果的中国人，感受过市场的伟大且澎湃的力量，怎么还可能迷信“计划”、“指导”可以管一切。
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没有谁愿意重走回头路，这应该是从上至下都能达成的共识。
2020年，全球如同被风暴席卷过境，脆弱不堪，中国战略环境恶化。在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舆论震动。
“内循环”就是意味着中国要重回闭关锁国吗？
猜测和怀疑太多了。今天，咱就最近几个热门观点和大家讨论一番。
第一个观点，国内大循环是走向“闭关锁国”。
这是非常情绪化的错误认知。
中国有充足的动力维持国际外循环。
中国高层比谁都清楚，中国不能没有外循环。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一度接近70%降到2019年底的31.8%，其中对美进出口贸易额维持在11%-17%的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贸易顺差大国的事实没有发生改变，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占到中国近6年来顺差总额的七成也是事实。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的服务贸易逆差从2008年之后就增长迅速，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人民币没有美元的特权地位，中国还需要挣外汇。
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外循环。
从疫情发生之后，中国除了救国内的外贸企业，也一直表现出亲外资的态度。
在企业层面，部委专门走访外资企业，调查他们的难处和对华投资的态度。
在投资区域层面，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都在鼓励外资的加入。
在制度改革上，资本市场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展现出打造一个市场化、法制化的国际营商环境的决心，对外资加大开放力度。
不管是制造业升级还是科技创新，中国都需要钱。
所以中国也在展现出资本所希望看到的“长期稳定发展的预期”。
内循环是应对现实的必然选择。
现实考量有两个：
一是全球经济受疫情重创，恐怕会长期陷入衰退。上一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美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长。美国是等到2016年美联储加息，才正式宣告走出次贷危机的阴霾。而欧洲在回暖过程中又遭遇欧债危机，等到2018年欧元区财长同意希腊退出救助计划，欧债危机才基本告一段落。
二是全球贸易环境恶化。中央的本意肯定不是放弃外循环，但不得已要把重点转向国内需求。随之中美矛盾的激化，两大体系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如果欧美市场对中国慢慢关上门，中国怎么办？
面对这些短期内的冲击，中国不可能坐以待毙，不然外贸企业破产倒闭、居民收入下滑、工人失业……这些都是可怕的连锁效应。
中美对抗和疫情蔓延的外部因素，加大了中国向内需导向型经济体转型的决心。从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到2020年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谋划其实已经很早就展开了。
高层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个观点，内循环意味着依靠外循环的东部要沉沦了？
还是错误认知。
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城市，都是外向型城市居多。如果说国内战略侧重了内循环，东部就失去发展机会，那就太天真了。
一是我们前面提到，中国希望双循环更好地联通和促进，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还是要利用的。
二是，中西部、东北地区会在内循环下，承担更重的粮食安全以及能源安全重担，而东部，则会承担甚为关键的战略任务——科技创新。
中央党校高层思想研究中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阐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出“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靠市场自发力量又搞不起来。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困境以及部分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堵截打压的战略意图仍然较为明显。”
很多人担心内循环，其实也有担心陷入国内市场存量残杀的忧虑，而科技创新就是破局的途径。
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积淀，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了更先进的技术、产业、人才，更有底气在中美科技战中作为先锋，在关键技术领域作出突破，避免被卡脖子。
像上海的集成电路和机器人、合肥的存储器、深圳的芯片、武汉的光纤……
东南沿海的供给侧改革会进行得更彻底和深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奇渊在《如何理解“双循环”》一文中分析认为，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东部要成为一把利剑，补足中国科技的短板，实现自主可控。
第三个观点，内循环意味着中西部和东北要腾飞了？
单点突破有机会，整体性腾飞比较难。
内循环确实意味着资金会在投资区域、投资产业上重新配置，实现一次大腾挪。
发改委在7月份也表态，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倾斜。
但是，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决定，内陆地区只能有少数城市能迎来新机遇。
比如有先进产业的城市，像手握航天科技的西安；
比如四通八达的开放型城市，像拥有双国际机场、中欧班列的成都。
就像我刚刚说的，内陆地区更重要的任务，是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
而初级产品也是有很多新的玩法。
黄奇帆就认为，西部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东部的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他建议采取超常规思路，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
“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
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
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只有中西部地区真正实现脱贫，中国的内循环才有了内需的真实支撑。
如果说东南沿海是一把中美脱钩下突破外部围堵的利剑，那么内陆地区就是中国的后盾。
相关报道：这段时间热议的“内循环”，到底是个啥？
这两天这个话题非常热，我们具体来说说。不过聊这个话题前，我们得先聊一个关键问题：
到底什么是“过剩”？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产能太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产能天天过剩。
产能过剩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甚至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危机，本质也是周期性过剩。
这可能和大部分人的直觉反差很大，因为大家一般觉得东西不够才会危机，生产太多怎么会危机呢？
躲不开的“过剩”
首先大家得分清楚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我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
老王想要苹果全家桶，BBA各来一辆，两个超模保姆，大平层，天天米其林，各种潮鞋，天天逛两趟SKP。
但是上边说的这些老王都买不起，只能买得起小米手机，那他的需求就只有小米手机。在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里，如果“买不起”，那你就“不是人”。
产能也一样，看着似乎是天量的，但如果大家都买不起，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需要这些玩意，那就是产能过剩。
不过问题变得更加奇怪了，能生产出来，怎么就卖不出去呢？
有很多种原因，最关键的是下边这个。我们捋一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标准生产流程，大家就知道啥原因了。
假设地球是一个村，里边有资本家黄四郎和一堆村民。黄四郎有个厂子，他雇佣村民们生产自行车、脸盆和房子等生活必需品，将来卖给村民。
如果这些商品价值100万，这时候就有个分配问题。如果黄四郎自己拿20万，给员工们分80万，合理吧。
合理是合理，不过问题来了。
员工们的80万无论如何也买不完黄四郎的100万产品，而黄四郎也不可能把自己的20万全花掉，富人在消费品领域消费比例一直都不高，他们看着花钱猛，不过消费占收入比例可能远远小于穷人（穷人月光嘛）。
也就是说，最后剩了20万的产品死活卖不出去。你可能纳闷，就不能给工人们发110万的工资下去？那资本家赚啥？
所以说，只要商人逐利，就有一部分收益要不消费，就有一部分对应物资卖不出去。这玩意就是过剩。
从英国引爆了工业革命那一刻开始，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人用蒸汽机生产了天量的物资，各种床单、被套、刀子、叉子、毛绒玩具等等。
但是英国本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无论如何也消费不了那么多的物资，富人又不可能把赚到的钱全花了，所以多余的工业品卖不出去就成了个大问题。
那怎么办？
只能卖到海外去。现在大家知道为啥英国拼了命在全世界找市场了吧，为了打开大清的市场，不惜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来到中国把大清给打了。
因为只要资源足够，英国人生产工业品的潜能是无限的，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卖不出去。
这也是为啥英国打下印度后，一下子牛逼得不得了，因为印度既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又是英国的工业品倾销地，一牛两用。
等到印度不再跟着英国混，英国也就现了原形，变回小岛国去了。
既然每个国家都面临过剩问题，如果把整个世界理解成一个村，最后总会有那么一刻，村里所有人的购买力也买不完工业品。
所有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厂子倒闭，工人们更没钱，更没法消费，然后就全球经济危机了。
那有办法没？
也不是没有。美国人想出来给普通老百姓贷款，让他们借钱去消费。好处是危机被延缓了，毛病是出现了新的更大危机，大家借钱太多还不上，引发了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那次。
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聊，大家就能发现一个关键问题：
就算有外部市场，产能依旧迟早过剩；如果完全“内循环”，只能是死路一条。
官方显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官方的原话是“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促进发展的新格局”。
说的清清楚楚今后要搞双循环，如果哪个博主上来就跟大家聊我国今后要闭关锁国了，这种沙雕大家离他远点，小心下次他的脑子被驴踢时不小心踢到你。
也就是说，外部市场不能没，但我国长期太过依赖外部市场，今后也要提升内部市场地位了。
啥是内循环 ？
其实直接解释内循环没啥意思，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先说一个不是内循环的，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了元气，欠了一屁股债，日子也没法过了。
尽管工厂什么的还在，但政府没一毛钱，也没钱去买原料；工厂开不了工，工人没工资，市场循环不起来，整个国家越过越挫。
不过好在美国人来了。美国人给了德国大笔贷款，让德国工厂去买了原料重新开工，然后生产出来的东西一部分德国人用，剩下的大部分卖到了美国。
这种情况下的德国，就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生产的东西主要卖到海外。
随后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德国出事了。因为美国那边也大规模破产，美国人没钱买德国的东西，德国工厂也跟着没法开工了。德国大量的工人失业，绝望之下，把希特勒推上了总理职位。
希特勒当时想出来的一个策略就是扩大军工。国家发行国债，把筹到的钱投资给军队，让军队去向企业订货，这样空闲产能就被调动了起来。
扩军倒也不稀奇，全世界都在搞，而且这玩意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精髓。问题是钱从哪来？
希特勒也有办法，不是已经扩军了嘛，枪在手，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先打劫了捷克，然后是波兰，然后法国，苏联。
大家看出来了吧，德国就是个典型的“外部循环”的国家。
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消费不掉，只能是卖到海外；一旦海外出事，东西卖不出去，就是大规模失业潮，一点办法都没，只能是转向军工；武装后的德国战争机器就可以去海外打劫，这样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外循环”。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接近内循环的例子，也就是美国。
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想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搞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尽量消化，这样才能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比如那个著名的福特，他就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他的员工工资很高，他一度指望自己的员工将来买自己的汽车。
这想法是好的，但到了实际操作阶段，也就是美国在大萧条爆发前，资本家血腥无比，往死里压缩工人工资。
当时美国资本家们养的打手比美国的军队还多，动不动就对起来要求涨工资的工人们来一波血腥屠杀。
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其实就是资本家的马仔，在边上看热闹，偶尔还帮着资本家镇压工人。
美国当时工人的整体工资上不去，自然也买不完本国生产的物资。当时全世界都指望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别的国家去，或者卖到殖民地去。
比如美国当时就热衷把物资卖给中国，中国的地主们有点积蓄，就很欢乐地购买西洋玩意。这些工业品主要从长三角进入中国，入关就得交税，所以控制了长三角税收的蒋委员长就是各个军阀里最强大的那一个。
大家看电视剧经常看到的那个民国的绿台灯，就是美国生产的。电影里截了一张图，这一屋子基本都是美国货。
这个背景下，美国其实也有外循环，也需要把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卖出去。
等到全世界所有的市场全部挖掘干净了，资本主义世界天量的工业品也就没地方卖了，又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再加上股市崩溃，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1929大萧条。
我刚才提了，德国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开始转向军工来吸收产能，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和德国的思路有点像，又不完全像。我们教材上说罗斯福搞“以工代赈”，也就是政府借钱搞基建，吸收产能和就业，有点像我国现在的模式。
不过这远远不是罗斯福政策的全部。罗斯福后来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人叫他名字缩写FDR，在美国只有那些深受爱戴的人才有这个待遇，如果只是他搞了点“以工代赈”，那就太肤浅了。
罗斯福真正牛逼的地方，在于他很超前地意识到，整个社会如果想稳定运行，必须得搞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通过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保障，把社会从之前的“金字塔”变成“橄榄球”造型。
这样就可以通过“自我革命”，避免被苏联演变，是的，那个时代苏联那套才是普世价值，处于进攻位置，欧美处于防守状态。
所以在搞基建过程中，罗斯福大刀阔斧地拆分自由主义时代的那些工业和金融巨头，而且对大企业开始征税，搞转移支付，向工人阶级提供给保障，提高工人工资。
罗斯福的媳妇跟他关系很差，各过各的，老太太人生后半期一直致力于改善穷人境况，提高工人工资，保护妇女权益。
而且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冲突严重，罗斯福一改以前政府保护资本家的习惯，果断站在工人的一边。
比如1932年福特汽车厂工人们搞罢工，州警察照例赶来驱赶，联邦政府军队却赶来支持罢工群众，竟然出现州警和联邦军队持枪对峙的情况。
而且为了跟资本家对抗，顺便打击黑社会（美国当时的资本家大部分跟黑社会不明不白，包括后来的肯尼迪家族），罗斯福充分向FBI授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FBI权势雄起几十年。
放一张图，下图那个橙色的线就是人口中90%的人占有的财富比例。
可以看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时候，0.1%的人竟然拿走了全社会25%的财富。90%的人分那16%，老百姓没钱消费，可不就危机了？
但从罗斯福开始，美国搞了一堆法案，致力于降低贫富差距，通过国家来调整收入结构，从那以后，富人财富占比一路走低，美国慢慢涌现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政府还强制搞养老金，避免老无所依，让大家放心消费。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里根上台，美国重新大规模搞自由化，社会越来越分化，到了2008年产生了大危机。
众所周知，国家介入肯定会影响效率，这也是为啥曼昆的那本经济学，上来就聊限制最低工资对经济不利。
不过政治家理解问题更加全面一些，因为社会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理论上讲，纯粹的物竞天择达尔文式的社会效率最高。
如果都不去照顾老人，让每一个弱者能自发淘汰，效率会更上一层楼，但那样社会很快就会陷入崩溃，也别谈效率了。
而事实上，欧洲的福利制度也正是起源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俾斯麦德国。俾斯麦搞这玩意的初衷就是稳定社会，防止德国社会在一波革命中灰飞烟灭。
不过单纯的分配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把蛋糕持续做大。在这方面，美国其实做的最好得事情是“国转民”。
啥意思呢？
进入20世纪之后，就明显出现一个问题：技术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高，如果私人部门搞研发，就算急死也搞不出多少来。
比如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几项关键研究，原子能、计算机、互联网和基因工程，都是以国家的力量，集合各种资源搞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伟力。
不过市场经济真正的能力在于把这些技术变得既廉价，又平民。让大家都用上，最后国家通过税收回收了投入，企业通过雇佣高收入员工拉高了社会就业率和工人收入，社会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
苏联其实当时在技术上研发也很厉害，苏联解体后美国没少从苏联捡技术，但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对新技术进行“廉价化”，导致技术研发过程巨贵无比，研发出来后生产了几个样品没下文了。
这种只投入没产出的单向路径，想也不用想最终会让财政不堪重负，苏联正是财政崩溃后，苏联上层决定不过了，然后解体了。
而美国通过这一系列操作，成功让美国从巨大的工业国，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实现了真正的内外两循环。
只不过到了新千年之后，问题发生了大变化。
大量的美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搬到了海外，尤其是东亚，东亚本来是“内卷大坑”，也就是人多勤奋不怕苦，如果竞争有限资源互相往死里坑，但是如果去跟海外竞争基本无人能敌，很快东亚就成了“工业巨坑”。
相应的，美国逐步空心化。也就成了现在那个极度分裂的美国，也就有了川总的上台。
我国的艰难转型
上文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要把“内循环”也搞起来，本身是个系统性工程，超复杂，而且不是短期内能搞定的，很可能要到二十年后回头看才能明白现在这个政策的意义。
正如现在的房地产政策始于朱总时代，当时的人却没啥感觉一样，很大的可能是我们今天写完这篇，然后大家就把这事忘了，再过很多年，突然才发现原来在2020年政策已经变了。
为啥说这事复杂呢？
比如单纯提高工人工资，确实是会增加消费，但会损害我国产品的海外竞争力。
如果给企业减税，企业订单没增加，突然账上多了一笔钱，它会给员工涨工资吗？
可能会吧，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企业的第一反应基本都是去买套房屯着，反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美国那边减税后会去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
那给中产减税呢？
中产又分成好几等，比如年收入60万以上的也是中产，五万到十万的也是中产（美国那边的定义是滴滴司机就算中产，我国滴滴司机姑且算五万收入吧），你给他们减了税，各个阶层反应差别很大。
比如一个年入一百万的家庭退税十万，这一家子会把多出来的钱去超市里买水果，买衣服增加消费吗？
可能吧，不过最大的概率可能是去买海外奢侈品，或者直接去海外旅游，钱也花国外去，又成外循环了。
你给月收入三十万的家庭减税，或者补助，他们啥反应？会去三亚旅游？买双鞋？给孩子买个玩具？
有可能，不过更大可能是攒着准备下一套房了，毕竟旅游和买玩具他们本来都支付的起，不愿意支付是因为在攒钱买房，买了一套还想买。
如果你给低收入阶层减税，会惊喜滴发现他们并没有交税，减啥减？直接发钱？
这个倒是也可以，而且他们倒也很愿意消费，问题是这个操作我国已经在做了，“脱贫攻坚”不就是向下转移嘛。
此外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也做了很多年了，这个不用我们说也会继续搞下去。
那中国和美国当初相比，缺了点什么呢？
这一点政府也看出来了，正是技术的转换。国家投资技术研发，然后转化给私企来廉价化和市场化，最后涌现出一堆公司来。
这一点我国已经有成功经验，比如移动互联网，就是典型的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并且成熟的“内循环”案例。
不难理解嘛。政府当初投资了无数的钱，把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体系搭了起来，然后一轮又一轮地涌现出了一堆互联网公司。
这些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中国现在的新面貌，有大量的高薪岗位，还拉动了其他岗位，比如二三线城市的快递和电商从业者。
大家要有个常识，一般说的“中产阶级”，是介于穷人和有钱人之前的那伙人，所以美国那边开滴滴、修下水道的，都是中产。
换算到中国，大概是年入5万到100万之间的这群人。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3个年入10万的，肯定比一个年入30万的对经济的效果好；6个年入5万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说的是五万这个阶层的，不是三十万。
移动物联网在这方面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也生动地向大家展示了下什么叫“技术拉动经济”，创造了几千万个相关岗位。我说一件其他事，大家感受下这玩意的广度有多大。
抖某音上的一个博主前段时间跟我说，他本来在大城市里上班，有十几万粉丝，后来无意中向大家推了下他们村的手工竹器，现在他们村的手工竹器卖得特别好。
以前村里每家每年收入不到一万，现在已经三四万了，后续会更好。说明技术的创新触手已伸到了云南农村。
说到这里，我再总结下，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所谓内循环，短期靠转移，长期靠科技。
也就是短期靠财政向基层转移财富，提升基层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消耗我国工业品。扶贫攻坚战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不过这玩意可能跟在座的小伙伴们关系都不太大，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自己钱不够，但是在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低收入阶层。
也就是你年收入超过五万，你就是成熟的社会人了，不能指望政府帮你做啥了。
如果你超过十万，那你妥妥就是社会中坚，得承担起来义务了。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头目肯尼迪的话说，你得想想你能给国家做啥了。
至于那些收入超过三十万或者一百万的知乎群众，政府根本没功夫理他们；政府唯一在意的，就是想想搞点高端玩意，让他们想花钱的时候，尽量在国内花。
但是这种做法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需要技术的突破，搞几个新的爆发点出来，像移动物联网一样，催生一大堆新公司、更多数量的高收入阶层和更大规模的中产，这才是决定性的操作。
至于这段时间热议的房价问题，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要搞新加坡那种模式。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新加坡的见闻吧。我以前以为新加坡房价很便宜，去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新加坡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堆长得差不多的廉价房，如果你愿意就去那里住着。廉价房旁边就是商品房，巨贵，嗷嗷贵，比北上深都贵，新加坡的有钱人就在那里边住着。
今后我国估计也是这个套路。关系民生的那部分房价应该会慢慢平复下来，比如二三四线城市的非核心区，每年涨幅可能跟通货膨胀差不多。
但是还有一部分房产价格会贵到让人怀疑人生，比如一二线核心区，彻底金融化。不然有钱人的钱去哪？
全世界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一有钱就搞豪宅。而且如果没有高端房产，他们就跑去国外置产了，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外流。
而且今后进口替代会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一些豪华大品牌，要慢慢地国产化。
中国工业品尽管发达且门类齐全，但中国有钱人消费的高端玩意还是依赖进口，比如好几千块一把的菜刀，两千块一个的珐琅锅，一万多一顶的帐篷。政府可能会像当初扶持京东方一样扶持这类产业，让大家都能廉价用上高端玩意。
最后的目标是：
穷人国家补，富人国内花；科技要突破，进口要替代。
所以说吧，这个过程快不了，只能是慢慢来了，而且政府也只是个导向，通过税收什么的来激励，真正去操作，还得依赖一波又一波强人们去操作，一般十年一个周期，2010年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出意外，到了2030年又是一番天地。
结语
内外双循环这种事早就应该做，而且是大方向。发达国家都得有个强大的内部市场来消化产能，不然境外一感冒，境内就没法过日子。
但之前那种“出口导向”有太多的受益者。如果想改变这种导向，平常没法基本操作，只能是在危机时期才能操作。
类似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遭到封锁，才开始被迫发展太平洋航线和国内市场，大萧条爆发后才被迫调整贫富差距。
每次经历巨大的危机，大家才会思考怎么避免这类问题，平时谁顾得上啊，就算你提出来也会被笑话成“杞人忧天”。
以前对内部市场重视得不够，今后估计要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看待了，有点像那个粮食问题，以前是“人家不卖你粮食怎么办”，现在是“人家不买你工业品怎么办”。
总之吧，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危机绝对是转机。肯定是之前的老路走不下去才危机嘛，这时候得被迫跳出舒适区，去做那些艰难的事，解决复杂问题，这才是进步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