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延安，超市……有一个传奇的交集
只要还在城市生活，超市，几乎是一个你不可能不去的地方。
超市，即“超级市场”。进入其中就像到了一个货品齐全的大型仓库，自选商品后再到柜台统一付款。这种方式减少了人力成本，所以价格更低，大家也就更愿意到超市购物，特别是购买日常所需。
超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式发明，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超市是一个名叫卡伦(MichaelCullen)的美国人于1930年8月开设的金·库仑(King Kullen)食品商场，距今有90年了。
目前中国国内销售规模最大的连锁超市，是“华润万家”，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品牌。
“华润”这个名字，不像沃尔玛、Costco那么洋气，听上去就很中国。但实际上“华润”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中国，因为它的起源，竟然是抗战时期的“土八路”！
1938年，美国人正在超市里惬意购物，战争阴云已经笼罩世界，刚刚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正在艰苦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这一年，有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有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失利，更有花园口决堤的惨剧——如果不能预知未来，当时的中国人几乎看不到战争胜利的任何希望。
然而，再难再苦，也绝不当亡国奴！
正当汪精卫谋划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之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毅然挺进沦陷区，开辟敌后战场。
这是同样是一场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日本，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武器先进，后勤充足，而八路军、新四军的地盘，都是贫瘠的农村，甚至连伤员用的都是“共享”纱布，要清洗后反复使用。
与日本法西斯战斗，很多物资仅靠根据地是无法解决的。怎么办？
党中央把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香港。
1938年的一个夏日，香港的某个码头，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着西装，提着小皮箱的中年人从客船登岸，来到香港。怎么称呼他还有点麻烦，因为他有三个名字——秦邦礼、杨廉安、杨琳，第一个是本名，第二个是化名，最后一个是代号。
为什么要搞的这么复杂？
因为他的任务很特殊——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香港创办地下商业组织。他的直接上级，就是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周恩来，带来的经费也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从党费中拨出来的。
▲发型个性十足的博古是一个犯过错误的领导人
但他有一个出色的弟弟
秦邦礼这个名字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陌生，不过他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亲哥哥秦邦宪。如果秦邦宪你还是不熟悉，那么“博古”一定是听说过的——博古就是秦邦宪。
秦邦礼正是受哥哥影响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曾参加了无锡秋收起义，失败被迫到上海躲避搜捕，期间在一家小店铺做店员，凭借灵活的头脑，很快就掌握了经营技能。
▲少年秦邦礼
后来，由于向忠发的叛变，中央特科大部分人员暴露，急需新人。于是年轻而又面生的秦邦礼被哥哥介绍给了特科负责人陈云，并且很快就入了党。
秦邦礼果然不负重望，以陈云提供的两根金条为本金，开了一家米店，作为秘密交通站的同时，居然还赚了不少钱，然后又开了家具店、糖坊、文具烟纸店，生意越做越大，两根金条变成了八根！
看到秦邦礼既忠诚可靠，又能挣会赚，陈云索性放手使用，又让他到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掩护传递情报、营救被捕人员、接送苏区干部、购买紧缺物资……还成功实施了护送党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的任务。
▲“洋领导”李德
其中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最为出彩，李德洋人长相，特别显眼，秦邦礼一会儿将李德打扮成游客，一会儿打扮成考古学家，一会儿打扮成传教士，将沿途盘查的军警唬得一愣一愣的。李德有惊无险，抵达苏区。
红军长征期间，秦邦礼一直在上海留守，后来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本打算继续在上海当“老板”，但由于日军大举入侵，中央指示他卖掉所有店铺，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担任马列学院教师，主讲联共（布）党史。
全面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后，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但这个办事处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合法公司来进行掩护和操办具体商贸业务。
于是，相貌文雅，又有经商经验的秦邦礼再次被选中，前往香港开公司（由于他主要使用化名，以下称其为杨廉安）。
一幅儒商派头的杨廉安在香港干诺道开办了一家 “联合行”，注册资金三万港币，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货”，员工只有两个，实际业务是采购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发电机、电信器材、汽车配件等物资。
“联合”与“廉安”发音相近，给人以这是私人公司的印象，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红色实业。
在杨廉安的操办下，先后开辟了经广州、经越南海防港、经缅甸仰光（滇缅公路）三条路线，将西药、医疗器械、X光机、电台等一百多吨物资和五百万美元捐款成功送往根据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杨廉安紧急行动，将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成功转移，然后把联合行的资金装进特制的马甲穿在身上，孤身一人，一路躲避着日军前往重庆。
由于他没有暴露过身份，一直都是“商人”，所以周恩来指示他在华南以侨商“杨琳”的身份接着“经商”，继续将药品、食盐、通讯器材等物资运往延安，“杨琳”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直到去世。
▲放现在也是帅哥，果然“超俊”
抗战胜利后，杨琳和原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袁超俊（周恩来副官），于1946年奉周恩来之命回到香港，继续发展贸易——这是周恩来一系列“下闲棋，布冷子”的布局之一。杨琳把联合行改为“联合进出口公司”（即华润公司前身），当然干的还是老本行——为解放区提供资金和物资，同时也培养贸易干部。
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无视人民盼望和平的愿望，发动了内战。四个月之内，黄河以南的解放区全部丢失，就连延安也沦陷了。形势危急，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夺取东北，杨琳最早的直接上级陈云，这时正在东北局主持财经工作。
战争，明面上是军事斗争，实际上也是财政比拼，东北鏖战，考验着双方的“钱能力”。
同抗战时一样，陈云又想起了杨琳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提出“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得到了中央批准。但是东北和香港，远隔重洋，还要经过国民党海空军控制的大片海域，这个商路，该怎么搞呢？
这时，周恩来又派来一个高手，南方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的钱之光——这个名字简直太应景了……
钱之光是在长征时期就负责物资筹措工作，经验丰富的老红军，真的是“钱之光”。他原计划经烟台走海路奔赴香港，因烟台沦陷受阻，不得不北上前往苏联控制下的大连，这一意外却使他找到一条打通东北和香港海上贸易路线。
这是一条曲折的海陆联运路线，东北解放区的产品先集中于哈尔滨，用火车运到朝鲜平壤，然后用汽车、马车运到罗津港，在这里装上苏联货轮，运往香港。
打出苏联国旗，船只就可以在国民党海空军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航行，而无需担心被拦截扣压。
东北和香港，就这样奇妙的联系了起来，东北的特产——土豆、黄豆、黄鼠狼皮、中药材……源源不断的运往香港，行销世界，换来了外汇和物资，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
其中最赚钱的商品，居然是猪鬃！
当时正值二战刚结束不久，被打成一片废墟的欧洲正在大规模重建，刷油漆是建房绝不可缺的工序，油漆刷子的需求剧增。在化纤没有大规模运用之前，猪鬃就是各种刷子的主原料，成了紧俏商品。
联合公司拥有解放区提供的充足货源，几乎形成垄断，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几乎挤爆了交易行的办公室。两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穿梭往来于罗津港和香港，将解放区的农产品资源，换成军工原料和药品，再由支前群众的小轮车送上前线——淮海战役的独轮车后面，是华润的大轮船。
作用最大的物资，当数盘尼西林。
那些美国在二战中海量生产，因为过剩而囤满了无数仓库的消炎药，通过联合公司的一通操作，就这样神奇的送到了解放军的医院，使伤员恢复率达到了70%，成为救治伤员的神器。
看到这里，不免又让人想起了那句“天下何人不通共”。不过军武菌觉得，改成“地球何人不通共”可能更准确。毕竟，通过联合公司，几乎全世界都在给共产党供货……
▲联合公司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地球另一边
解决了物资问题，联合公司的生意捎带着还越做越大，业务越来越多，不再是几个人就能搞定的事业了。于是杨琳提出，把这家红色企业改个名，改成“华润”——“华”即中华，“润”则是来自“润之”，同时又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从这时开始，我们熟悉的“华润”出现了。
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公开的性质是私人合伙无限公司，英文名“China Resources”。三位开创者仍然是核心——钱之光任董事长，杨琳任经理，副经理则是袁超俊。
改组是必须的，因为这时的华润，已经是人多钱多业务多——员工达到一百多名，两年内积累的财富，仅账面资金就一度高达20000两黄金，这笔钱在当时差不多可以把铜锣湾买下了。
▲华润办的“城市干部管理培训班”，出了很多牛人
解放战争后期，华润在击溃上海投机商人囤积“两白一黑”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又从南洋采购粮食供给了刚刚解放的海南岛，解决了因为被国民党军洗掠一空而产生的粮食危机。为了运输更加方便，华润干脆购买船只，自组船队，组建了“华夏公司”，这是新中国远洋船队的雏形。
华润注定与战争为缘——解放战争打得差不多了，又来了朝鲜战争。这一次华润的任务更加艰难，因为许多国家都加入了英美搞的对华禁运，甚至连巴基斯坦也在其列。
▲抢运在港英当局看来，实际上就是“走私”
华润马上高速运转起来，在禁运生效日期前，想尽一切办法，与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等人合作，抓住一切机会抢运物资，纸张、自行车、橡胶、汽油、钢材、药品、手表、汽车……通过港澳之间的“水上人家”，经澳门输入大陆，又将国内的农产品、煤炭出口换取外汇。
▲为了抢运，华润的船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953年中国外贸和外汇的90%，都来自于华润的抢运，价值达2.2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的百废待举的中国来讲，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1952年，外对贸易部成立（即商务部前身），华润也交由对外贸易部管理，由“党企”变成了国企，但一直都在香港。于是华润就成了一家非常特殊，非常奇妙的企业，一家身处香港花花世界，与全世界做生意，又归中央人民政府直管的国企。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终于可以搞和平建设了。然而，很多先进工业设备，都要靠进口，进口就得有外汇，这个任务还是由华润来完成。
▲1960年，华润从澳大利亚以延期付款的方式
成功采购了救急的260万吨小麦
从1953年开始，身处香港的华润成了大陆进出口贸易的总代理——从各省市采购货物，华润协助口岸定价，安排交易。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与西方对峙的大背景下，华润成了几乎是唯一的外贸窗口，有点像昔日的“广州十三行”。
但华润并不等同于新中国的“十三行”，因为华润不是简单执行命令，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了很多贸易模式。毕竟，生意还要是做的，钱还是赚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华润的创造之一就是广交会。
广交会其实只是个俗称，正式名称叫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China Importand Export Fair）。华润于1957年首次举办这个颇为新潮的展会，“集中展示，看样成交”，因为效果不错，一直延续至今，被称为“中国第一展”。
在改革开放前，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杨琳的老上级陈云指示：“把华润公司扩大，使它变成‘第二经贸部’，让它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这样搞可能会有个把人叛变，出一点毛病，但不要怕，胆子要大一些！”
▲在一片狂热中，华润冒着“政治错误”的风险艰难前进
在那个特殊年代，“胆子大”的华润既要参与对外竞争，也要面临国内政治运动的狂热、高压和不理智——不要以为他们在香港，就会更容易。夹缝中的华润顶着压力，艰难探索，营业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增长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
改革开放后，华润再遇挑战。
一是国家开放了，权力下放，许多外贸不必再经过华润；二是竞争更加激烈，华润这个“官商”要从代理贸易转变到自负盈亏，从指令计划转变到市场经济，有点不适应。
但是，不变就没有活路。
华润意识到，必须走出舒适区，开拓新领域，要从单纯的外贸，转变为多种经营。我们所熟知的华润超市，正是在这时出现的。
80年代，华润开始四面出击，投资了隧道、公路等基础建设，进入房地产市场，还投资了制造业。1983年，华润将原有的食品部改组为华润超市，正式进军零售业，与香港本土超市惠康、百佳进行了艰苦的竞争，先后开了34家门店，终于在香港成功立足。
再往后，华润又进军资本市场、药品业、纺织业、能源业……超市营业额为国内第一，整个华润集团的规模在世界500强中排名80，妥妥的世界级企业。
▲在华润的超市能买到华润的啤酒
补充点冷知识：有些我们见惯不惊的品牌，雪花啤酒、蓝剑啤酒、怡宝、999、双鹤、万象城、东阿阿胶、太平洋咖啡……其实都是华润集团的产业。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华润万家超市。
当你推着购物车在里面轻松购物的时候，想到这家年利润接近40亿美元，拥有员工42万人的商业帝国，82年前是一个仅有3个人，一个不起眼小门脸，专为根据地赚小钱钱的微型“党企”，会不会有点恍惚，不敢相信的感觉呢？
最后介绍一下华润三位创始人后来的命运。
杨琳：历任外贸部综合计划局局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隔离审查，遭到迫害，1968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去世。
袁超俊：1957年被周总理亲自点名，担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即后来的国家旅游总局）总经理，1983年离休。他在华润工作期间，因为实在无暇照顾子女，只得忍痛将女儿送人领养。解放后又把儿子送到新疆支边。由于思念子女，他在路上一旦遇到和儿女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请求别人允许他抱上一会儿，令人心酸……1999年6月6日，袁超俊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钱之光：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共党组书记，1970年出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提出要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主持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建设了上海金山、四川长寿和江苏仪征等大型化纤生产基地，是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1994年2月5日，这位走过了长征，经营过华润的老革命在北京逝世。
这三位前辈还算是大人物，有故事有记载，但更多的人，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
这就是历史的沧桑。
华润的八十年，正是中国人奋力前行，逆天改命的八十年。正如那个小小的商行，变成了今天的超级公司一样，中国也从一个贫弱不堪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的巨人。
有些人，虽然无名无传，但永远不能忘记，有些精神，虽然时间久远，但要铭刻于心。
当你看到繁华都市里那个熟悉的logo时，也许同样需要向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们，默默的表达一下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