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金童玉女的离散,是90年代娱圈最大的遗憾(组图)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妈还是一名风韵犹存的少妇。

有一段时间的每天晚上,她总会准时打开电视,锁定一档音乐MV播放节目,等待一首歌的前奏响起,然后跟着哼唱起来: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

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知道,这首歌叫作《心雨》,由毛宁和杨钰莹这对“金童玉女”组合深情对唱。

伴随着“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的副歌高潮部分,MV里俊男靓女互相依偎、互通情愫,年轻的我妈脸上也逐渐浮现出红晕,嘴角上扬呈陶醉状,完全无视一旁还有个满头问号的小朋友。

多年以后再想起这个童年场景,我恍然大悟——我妈这是在嗑CP呢。

所谓CP,取自英文 Coupling,即搭档、配对的意思,如果你希望某两人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说是在“嗑这两个人的CP”。

我妈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千万别以为“嗑CP”是当代年轻人才有的爱好,早在30年前,毛宁和杨钰莹这对荧幕情侣,就已经俘获了无数男女老少的心。

可以说,这对金童玉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初代CP”。

金童玉女——中国初代CP

如今再回看《心雨》的MV,它散发着独属于90年代的山寨式洋气。

在MV里,1米8的东北帅小伙毛宁,头顶“郭富城+黎明”结合体发型,身穿时尚港男标配灯芯绒西装外套;小巧可人的杨钰莹,从发型到妆容,举手投足间有“小王祖贤”的味道。

两人时而对视,时而拥抱,时而从眼神里透露出明媚的忧伤,手牵手走过广州电视塔附近的公园和天桥,展现出世纪末都市青年的罗曼蒂克腔调。

《心雨》这首歌原本由台湾女歌手李碧华演唱,刘振美作词,马兆骏作曲。

1993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将它改编为男女对唱版本,交给旗下签约歌手毛宁和杨钰莹翻唱,并收录在两人的对唱专辑《能有几次这样的爱》中。

当时李宗盛的歌在内地很火,为了提升销量,唱片公司还给这首歌强行按上了“李宗盛 词曲”的名头,要是放到现在,属于妥妥的虚假宣传。

从人到歌,都好似港台流行文化的仿制品。

但山寨味再浓,也挡不住青春靓丽+动人旋律带来的荷尔蒙冲击。时至今日,《心雨》仍是KTV里点歌率最高的合唱歌曲之一。

1993年的毛宁和杨钰莹,已经是如日中天的本土偶像。

24岁的毛宁,刚刚在那一年登上春晚唱了《涛声依旧》。90年代上春晚唱流行歌,那是件不得了的事,果不其然,一身黑西装白围巾王子扮相的毛宁,成为了继费翔之后又一个从春晚走出的全民男神,人气不逊色于香港四大天王。

毛宁受欢迎是有原因的,作为偶像,他的硬件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当歌手之前,他是辽宁省田径队的跨栏运动员,和李永波、王军霞是体校校友。运动员出身,因此身材健硕,仪表堂堂;家里又是音乐世家,父亲拉琴,母亲唱美声,音乐天赋自然也遗传不少。

1986年,体校毕业的毛宁留校当体育老师,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组织里新来的年轻人,免不了要当文娱积极分子,隔三差五去各种活动上登台表演,唱多了就发现,自己唱歌还挺好。

1990年,正值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年轻人纷纷南下淘金,毛宁也干脆辞掉了体校工作,到广州一心发展歌唱事业。

那个年代在广州的歌手,大多都有歌厅驻唱经历。毛宁最忙的时候,一个晚上有五六场演出,歌厅之间距离近,就穿着演出服、骑自行车赶场。

一晚上下来,赚的钱比团委书记几个月工资还多。

歌厅里鱼龙混杂,这锻炼了毛宁的唱功和舞台表演能力。齐秦、张信哲、童安格、姜育恒,那些年最火的男歌手的歌,客人点了,他都要会唱会模仿。

后来《涛声依旧》的词曲作者陈小奇来看演出,一眼就相中了毛宁——高大,帅气,儒雅,符合这首中国风歌曲的意境。

不久之后,毛宁就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

与毛宁前后脚进新时代公司的,还有比他小两岁的杨钰莹。

杨钰莹是江西南昌人,1990年到广州时年仅19岁,那时她还叫杨岗丽,一个有点土气的“外来妹”名字。

杨岗丽比毛宁运气好点,不用在歌舞厅唱歌,声乐老师吴颂今领着她去各大唱片公司试唱。

最初没有公司愿意签下杨岗丽,吴颂今后来形容,老总们觉得“这位小姐的眼睛灰蒙蒙的,一点神都没有”,而且“长得也没那么漂亮,个头太矮”。

为了生计,杨岗丽先从翻唱做起。当时内地唱片业版权意识普遍不强,港台那边谁火了,就找个差不多的歌手“复制”一下,譬如那英就是以翻唱苏芮起家,取个艺名还叫“苏丙”。

杨岗丽的第一张专辑《90韩宝仪》,名字是韩宝仪,封面是潘迎紫,只在磁带盒的边角缝里,才用一行小字写着“杨岗丽演唱”。

《90韩宝仪》卖了20多万张,一盒磁带几块钱,算下来也是笔不小的数目。杨岗丽只分到其中1200块的录制费,即便如此,也已经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比钱更重要的,是这张“山寨碟”帮她打开了局面。

当时新时代公司正在和“甜歌皇后”李玲玉合作一张专辑,但价钱一直没谈妥,眼瞅着就赶不上年底的全国冬季订货会了。吴颂今在新时代有熟人,顺势就推荐了自己的弟子作为替代人选。

新时代老总听了《90韩宝仪》,觉得声音有点土,但胜在清纯、甜美,那会儿市场上又很流行邓丽君、韩宝仪、李玲玉这类甜歌风,于是拍板签下杨岗丽。

就这样,杨岗丽变杨钰莹。顶替李玲玉录制的《为爱祝福》专辑在订货会大受欢迎,现场订货量就达到20万盒,创下新人歌手销售记录。

由于杨钰莹的走红,新时代公司在推毛宁的时候搞起了借势营销,经常让这两人一起上节目,一起合唱。俊男靓女看着养眼,观众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公司顺水推舟,包装出“金童玉女”组合。

新时代推他们是砸了钱的。那几年的央视节目和各类晚会,“金童玉女”上了个遍,还发行了合唱专辑《能有几次这样的爱》,每次两个人出新歌,都是金曲榜上霸榜的存在。

1994年最巅峰的时候,他们特地跑到上海开《金童玉女——上海金秋演唱会》,1万个座位的上海大舞台座无虚席。

上海和香港一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圣地之一。作为中国最摩登的地方,上海市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因此对外地事物向来不太看得上眼。

一个东北人,一个江西人,一个广东公司,能被上海人认可和追捧,可想而知当时的“金童玉女”组合是如何威风。

用现在粉圈的行话来讲,毛宁和杨钰莹两个新人,从出道就被公司力捧,专辑、演唱会、节目通告,通通都是顶级资源。这在90年代的内地演艺圈实属开造星之创举,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许多淳朴观众,至今还认定他俩是一对。

金童玉女出道的时候,我妈还是个没结婚的厂妹。或许正是在嘈杂的生产车间里,她听着收音机,知晓了这两位歌手的名字,喜欢上了他们的歌。

无线电波从遥远的地方送来撩人的旋律,它似一阵南国的清风,虽然略显稚嫩,却带来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生机勃勃。

在毛宁和杨钰莹的歌声里,你能听到那个年代独有的魅力:关于年轻的面孔,关于拥挤的人潮,关于狂热的股市,关于一个春天的故事。

广圈——90年代最强厂牌

杨钰莹和毛宁能成为初代偶像,既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是广州这座城市成就了他们。

70年代末,当别的地方还在激烈争论邓丽君、《乡恋》、《军港之夜》是不是“靡靡之音”的时候,广东人已经听起了罗文、许冠杰、林子祥、徐小凤。

因为毗邻香港,地理位置特殊,又有广交会,在广州不仅听歌方便,更有许多华侨、外商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来投资谈生意。

谈生意之余也要劳逸结合,但当时广州连个像样的酒吧都没有。接待外宾的东方宾馆看准商机,创立了一种叫“音乐茶座”的娱乐场所,供人们在里面以茶代酒,听乐队演唱。

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只对外商开放,“市民不能入场,需要有外汇券才能够购票入场。”于是其他宾馆纷纷效仿,设立了面向所有人的茶座。

▲ 80年代的东方宾馆

这种新鲜的娱乐方式大受欢迎,不到一年时间里,广州就多了75家音乐茶座,座位数超过了所有戏院座位的总和。

茶座催生了最初的一批茶座歌手,他们多以模仿港台歌星为主,比如“广州罗文”李华勇,“广州郑少秋”陈浩光,“广州邓丽君”刘欣如等等。翻唱的门槛低,竞争激烈,这批歌手和乐队又开始创作原创歌曲。

观众有了,歌手有了,久而久之,一条音乐产业链自然形成。从1979年起,广州音乐圈的“四大厂牌”——中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太平洋、白天鹅、新时代先后成立,形成四足鼎立的格局。

久旱逢甘霖,人民群众听歌的渴望太热切了。一开始,四家公司只需做做翻唱专辑、贴牌歌星,制作成本极低,就能获取极高的回报。许多磁带动辄卖出几十上百万盒,利润高达三四百万元。这还没算上大量盗版磁带。

新时代是“四大厂牌”中成立最晚的一家,也是利用后发优势最先突围的一家。

他们不再满足于翻唱,在90年代初率先借鉴港台的签约制度,包装打造了内地第一批自己的原创偶像歌手。

江西女孩杨钰莹,正是他们签下的第一位歌手。

为了打造杨钰莹“人美歌甜”的形象,新时代花10万块钱买下央视黄金段,每天10分钟不间断播出杨钰莹的歌曲和影像,打了整整10天广告。

那时人人爱看电视、爱看央视,10天播下来,杨钰莹在全国人民面前刷够了脸。

她一盒磁带的批发价才4.1元,10万块广告费,相当于要卖出2.5万张才能回本。杨钰莹1991年的三张唱片,每一张都卖出了100多万盒磁带。

除了打广告,新时代公司还和影视制作方合作,具体的合作方式为:新时代为影视剧免费制作配乐、主题曲,但这些歌必须由杨钰莹小姐演唱。

1991年,广州电视台正好拍了一部由陈小艺、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他们决定与新时代合作。后来,这部叫《外来妹》的电视剧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佳注脚,杨钰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也红遍了中国。

我不想说

我很亲切

我不想说

我很纯洁

杨钰莹自己就是个外来妹,而在那个年代,还很多像她一样外出打工的外来妹,在无数个夜里,伴着这首歌入眠。

杨钰莹出道那年,新时代公司用50万包装费赚得盆满钵满,她一个人就为公司贡献了40%的利润。当然,人们也从此记住了这个甜甜的南方姑娘。

1991年,后来被人称为“杨钰莹年”。

随后新时代又用类似的方法,以及“金童玉女”CP的深度捆绑,顺利捧红了毛宁。

90年代,从广州走出去的歌手远不止杨钰莹和毛宁。

其他三家唱片公司迅速跟上,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重磅签约歌手。

1990年,洛阳拖拉机厂女工陈明跑到深圳当舞厅歌手,最擅长模仿梅艳芳。两年后,她代表深圳参加“广东十大歌手比赛”,还是那个发掘了毛宁的陈小奇,听出这女孩唱得好,隔天就去了她家谈签约。

5年以后,她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快乐老家》。

在南美洲玻利维亚打工的中餐厨师林依轮回了国,音乐人张全复把他引荐给新时代公司。张全复还拿出一首压箱底的歌让林依轮唱,是一首动感的舞曲,名叫《爱情鸟》。

唱《大哥你好吗》的甘萍是湖南人,和毛宁一样也是运动员出身。湘妹子脾气暴,在舞厅驻唱的时候,碰到握手不松开的男客人,直接拿话筒抡人家头上。

1992年,中唱公司老总在一次比赛中相中甘萍,推荐给公司里的人,最后包装出来的风格是“邻家小妹”。

噢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多年以后

是不是有了一个

你不先离开的家

这首当年很红的《大哥你好吗》,估计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没听过。2019年沈腾的电影《飞驰人生》里,腾格尔扮演的大哥动情地唱起这首歌,也算是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一曲时代的回响。

李春波其貌不扬,但他的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大家知道除了甜歌、情歌之外,广州还有民谣。

两首最著名的作品《小芳》和《一封家书》,一个是知青题材在90年代的延续革新,另一个是沿海地区独有的打工题材。

如果说杨钰莹的《我不想说》体现了打工妹的细腻感情,那么《一封家书》里那一句“我现在广州挺好的”,则饱含着无数打工仔的心声。

广州流行乐坛鼎盛时期的代表作,鲜有主旋律大歌,也没有北方当时正流行的摇滚乐的叛逆与愤怒,或者是西北风的豪迈与粗犷。

它们是温和的、平稳的,骨子里是强烈的平民精神,它们远离宏大叙事,反而与你娓娓道来那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但也正是小事,才显得有血有肉,打动人心。

与北方不同,也与港乐有所区分。虽然身处粤语区,虽然深受港台音乐影响,但这些广东音乐人创作出来的歌,大多都是用普通话演唱。

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就做出了决定,不拘于一方水土,而是要面向全国听众,为更多人而唱,用歌曲展现80、90年代生活的姿态。

从发现人才,到包装营销,当时的广州建立起较为成熟的音乐产业体系,一时间吸引了全国的优秀音乐人南下。

在南北夹缝下的狭窄天空中,广州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流行乐时代,短暂却绚烂。

创作出“西北风”代表作《黄土高坡》的北京音乐人苏越就曾感慨道:

“广东是流行音乐的延安。”

衰落与复兴

1993年,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陈小奇带着甘萍、李春波、陈明等签约歌手北上“拜码头”。第一站是上海,办了个歌手推介会,上海人不怎么答理他们,反响一般。

冷遇令人措手不及,但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他们还是坐火车来到了北京。结果开推介会当天,现场乌泱泱来了一百多家媒体。

这可把陈小奇他们吓坏了,“这些媒体没有一个人退场,都在认真听我们介绍歌手,和我们对签约歌手的理念,每位歌手也都唱了几首歌。推荐会第二天,铺天盖地所有的媒体都写了报道。”

广州歌手第一次来北京,大家都觉得新奇,听了陈小奇的介绍之后,全国逐渐流行起了签约歌手的浪潮。这批歌手,后来被称为“九四新生代”。

这下除了“流行音乐的延安”之外,北方音乐人又给广州安了个“文化北伐”的名号。

“北伐”少不了“南北会战”,1994年,南京经济台举办《光荣与梦想演唱会》,分别邀请南北方歌手们来一次歌艺对抗。广州派出了四大唱片公司的最强阵容,北方则有那英、丁薇、老狼等人。

演唱会连开两天,广州来的歌手每晚都凑在一起,煞有介事地研究排兵布阵,但其实谁都不知道胜负标准是什么。

最终还是一位广州记者充当了裁判员,他写了篇文章,把南北对抗的每一项都打分,得出的结论是南方队以0.1分险胜。

开庆功宴的时候,所有歌手和工作人员都哭了,一方面觉得压力大,一方面又很开心。

那时的歌手唱歌都很认真,那是一段中国流行乐的中二岁月。

然而好花不常开,这种以地域为划分的良性竞争,在此后的几年里以一方的迅速凋零而落幕。

正当所有人都觉得南北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广州的歌手们却开始纷纷“北飞”。

1995年前后,甘萍和李春波到北京学习后选择留下来,李春波说,广州的发展空间太小了。陈明签约了国际知名的索尼唱片公司 ,大公司有更娴熟的打造天后的套路;林依轮本来就是北京人,回家再正常不过……

▲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90年代末,随着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金正峰签约北京的影视文化公司,最后一位广州一线歌手离开了南方。

不止歌手,这还是一场行业的“北飞”。那些打造过广东音乐经典曲目的音乐人,李海鹰、李广平、毕晓世、张全复等等,也都纷纷北上淘金。广东的地盘上,只剩陈小奇这样的少数派驻守。

香港词作家黄霑生前说过一句话,“大陆有陈小奇,不必到香港”。陈小奇还在,但大家选择了北京。

▲ 陈小奇与杨钰莹

李广平举家搬迁时说,“挥泪北上”是无奈之举。

和北京相比,广州毕竟还是太小了。广州的优势建立在改革开放之上,而等到90年代末,北京的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赶上来的时候,面对“上央视还是上广东台”、“签小公司还是签国际大公司”等问题,答案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广州的重商文化也影响了音乐产业的良性发展。艺术创作一旦屈从于商业意志,就很难生产出好的作品。就像音乐人李海鹰曾说的:

“广东唱片界往往什么赚钱做什么,今天做唱片赚钱了,大家都冲上去,明天卖得不好,又纷纷撤下来。北京许多音乐人却都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受这些因素的限制。”

1994年,北方来的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开了演唱会,广州歌手录着卡拉OK里的甜歌和情歌,陷入“好的歌不红,红的歌滥俗”的怪圈中。

从那时起,有些事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开完《金童玉女——上海金秋演唱会》的第二年,毛宁到了北京,两年后正式签约索尼唱片。和大部分北上的广州歌手一样,毛宁此后的职业生涯里,再也没有出现《涛声依旧》《心雨》这样的现象级作品。

杨钰莹还没来得及去北京,就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大案中。被炒作、被污名、被构陷,让这位曾经永远笑脸迎人的“玉女”,哭着说出了“我是在和整个社会在对抗”这样激烈的言辞。

进入二十一世纪,毛宁和杨钰莹几次复出与退隐,也都不怎么顺利。

几经人世浮沉,“金童玉女”这对广州流行音乐辉煌的代表,就像一段遥远的往事。

陈小奇后来承认,“当初推他们的时候,其实也就想他们能红个七八年。”

杨钰莹告别歌坛的日子里,她的同辈歌手从当红偶像退居二线,又很快从二线下沉到县城。中国广阔的乡镇演出市场,尚能容得下昔日的大明星。

如果他们在“上山下乡”的演出中留意观察,或许就会意外发现,广东音乐复兴的火苗,正孕育在乡里乡亲的手机中。

互联网时代来了,擅长赚钱的广东人抓住了新的机会。

2006年前后,全国兴起一种叫做彩铃的玩意。《老鼠爱大米》,《丁香花》,《秋天不回来》,《你到底爱谁》,《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一万个理由》……那些年在你耳边轮番轰炸过的彩铃神曲,都是广东制造。

这一轮回潮中,从“金童玉女”手里接过广东流行乐大旗的也是个组合,他们叫凤凰传奇。

广州歌手集体北上的1998年,艺校毕业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女孩玲花,和湖南益阳的焊接工曾毅,开始在深圳金色时代歌舞厅当演员,每天扮演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东方不败、包青天或各种动物。

一开始,他们的组合名叫“酷火”,曾毅光头配墨镜,玲花红色爆炸头,模仿韩国的“酷龙”组合,看着很是杀马特。

2004年,他们代表广东出战青歌赛,拿了第七名,不久后便把组合名改成了看起来更正经的“凤凰传奇。”

玲花在比赛里没发挥好,唱错了拍,但被广东本土的孔雀唱片公司看上了。

孔雀唱片的老板陈仁泰是个奇人。他身家数亿,没上过大学,也没接受过音乐训练,但只要是他挑中的歌,十有八九能火。

他签的第一个歌手是郑源,还买了一首市场上无人问津的歌曲《一万个理由》。他和别人打赌说,如果这首歌不红,自己就不做流行音乐了。

后来,大家都领教了被“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洗脑的恐惧。这首歌的彩铃下载量达到一亿两千万次,这个数字空前绝后。

《一万个理由》最流行的2005年,凤凰传奇不太高兴。那一年他们成为了央视《星光大道》的亚军,但当年最火的选秀节目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

在超女舞台上,纪敏佳唱红了凤凰传奇的代表作《月亮之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观众都只听过这首歌,却不知道它的原唱是谁。

2005年超级女声的成功,标志着内地主流流行乐迈入选秀时代,以往唱片公司“发掘新人-包装打造”的这一套不太行得通了。

那届超女亚军周笔畅是广州唱区出来的,从小生长在深圳,大学在广州读星海音乐学院。这让广东音乐人窃喜了一阵。

但她和广东流行乐的缘分也仅止于此了,后来周笔畅的出道、走红和发展,都已经和广东乐坛关系不大了。

广东的门面,还是要靠凤凰传奇。

他们很快就红过了纪敏佳。陈仁泰凭一对神通广大的耳朵,又陆续为凤凰传奇挑出了《自由飞翔》、《最炫民族风》、《荷塘月色》等爆红神曲。他才是广场舞阿姨们最应该感谢的人。

纵然有广东本土音乐人怒斥,“这样的网络歌曲,让广州音乐至少倒退20年”, 但无论如何,彩铃神曲、网络歌曲和它们的集大成者凤凰传奇,让广州音乐重现了生机。

还是周总理那句话说得好: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这句话,也是对广东流行乐发展历史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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