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2月10日，备受影迷关注的“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捧回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编剧以及最佳国际影片等四项大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韩国电影首次拿到奥斯卡大奖，也是奥斯卡第一次将最佳影片颁发给一部非英语电影。
《寄生虫》获奖信息一出，便引发两岸影迷争相探讨，除了对影片本身足够好到能获奖有所争议外，更多的观众面向自身，提出了问题：我们（大陆、台湾）何时能够出现一个奉俊昊？提出这一问题的确有意义，同样身处东亚社会、同样被以好莱坞电影旋风裹挟并试图走出自我的电影工业，为何韩国电影屡屡在世界崭露头角，而两岸电影却始终无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对于大陆影视行业而言，《寄生虫》的获奖更多地引发了民众对大陆电影审查机制的批判。创作环境的不自由始终是大陆电影人无法摆脱的镣铐。前有贾樟柯在微博发出“重回地下”的无奈之声，后有2019年多部电影莫名撤档的“审查风波”，电影从业者不得不选择“戴着镣铐跳舞”。同在亚洲，奉俊昊可以借一个寓言故事将矛盾直指贫富差距、阶层矛盾等社会问题，而中国电影人却不得不将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性小心隐藏，为了乞求过审而加上“光明的尾巴”。
对于台湾影迷而言，期待“台湾奉俊昊”的声音可能更有底气，毕竟李安是第一位拿到小金人的华人导演，但可惜的是，李安之于台湾无法等同于奉俊昊之于韩国。纵观李安在奥斯卡拿到的几次大奖，除了以“东方奇观”拿到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之外，其余《断背山》以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均不是东方故事。而李安的求学及成长经历也再再说明，在电影创作领域，他其实是一位深谙好莱坞电影内核的“美国导演”。虽然奉俊昊本人也深受好莱坞电影影响（他获奖时致敬了他的偶像马丁斯科塞斯），但其创作其实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他是朴赞郁、李沧东、金基德等一系列“韩国导演群象”中的一位。
那么前有侯孝贤、杨德昌，后有魏德圣、黄信尧的台湾电影界能否出现下一个奉俊昊呢？现实或许并不乐观。首先，若以好莱坞及奥斯卡的评审制度为标准，电影不仅仅是导演创作的艺术作品本身，它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工业化、商业化的流程与手段。没有“举国支持”和资本运作（《寄生虫》在奥斯卡的公关宣传费用是100多亿韩元；1韩元约合0.0008美元），很难打造一部“好莱坞式大片”。而近两年台湾电影资本多倚靠大陆，大陆的投资与演员的培养，成了台湾电影的顶梁支柱，可以很悲观地说，如果没有大陆的资本支持，台湾电影将很快损失半壁江山。
其次，台湾电影多重本土化，而国际视野不足。诚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如何将本土故事讲出国际味道，让西方观众了解并喜欢，的确是很多台湾导演难以立足世界影坛的羁绊。以《寄生虫》为例，虽然电影是“韩国制造”，但其“主仆关系”已不再是东方伦理，而所表现的阶级差异，既有韩国本土性又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使得西方观众以及评审接受起来十分自然，并无违和感。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正当壮年的电影人们极少有西方或海外求学经验，这与韩国鼓励电影人学习好莱坞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
奉俊昊的此次获奖，诸多媒体给出的标题均是“韩国的胜利”，这背后的深意可细细体会。奉俊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艺术的成就，更是韩国电影产业高度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政策给予的极其自由的创作空间以及各种类型百花齐放的胜利。就此而言，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若想培养出自己的奉俊昊成功“冲奥”，势必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