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郭敬明的时代了。
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张自拍：黑色短发服帖地被帽檐压住，戴循规蹈矩的圆框眼镜，疲惫与憔悴都刻在眉眼间。
令人不禁想问，郭敬明到底怎么了？
遥想当年，纵使夹杂影评人的唇枪舌剑，郭敬明仍然意气风发地带着《小时代》打破国产电影单日票房记录。
从小镇少年到畅销书作家，直至票房过亿的导演，那时郭敬明洋洋得意：我就是当代中国梦的典型代表。
尝到了甜头，他继续改编《爵迹》，妄图复制成功。不曾料到票房惨淡，到了第二部更因一些“天灾人祸”，上映遥遥无期。
这些年里，郭敬明逐渐沉寂，国产电影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受追捧的电影是《流浪地球》与《哪咤》，有口碑，也不乏票房。郭敬明们擅长的堆积精美画面与强烈情绪引导，早已不再吃香。
如果有一个长镜头，跟随2002年的郭敬明，经历人生浮沉与诸多争议，最后定格到如今，正应了《桃花扇》里那句唱词：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不被接受如今我们谈论郭敬明，一味批判毫无意义，捧成成功学范例又并不恰当。
性侵、抄袭、虚荣……和郭敬明相关的每个争议都显得触目惊心。郭敬明身上的重重标签令他仿佛笔下的人物，始终与真实世界有着一层厚厚的隔膜。
两次获奖，几本小说，将这个川渝边陲少年带到原本不属于他的世界。
2002年，郭敬明第二次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此时韩寒名气已经如日中天，不同于韩寒的叛逆，出版社的编辑们瞄准了郭敬明擅长描写的青春伤痕文风，又恰好需要推出“第二个韩寒”。
编辑们琢磨了阵子，行，就他吧。
那一年，郭敬明19岁，考上了上海大学，他的生活被撕裂成两面。
一方面，他是被视作比肩韩寒的另一位少年作家。摄影机与照相机不停捕捉他的窘况，“自己小小的一个人，被突然抓到公众面前”。
另一方面，他是全班同学里唯一的外地人，哪怕他在第一年就学会了上海话，身处异乡的孤独与落差感仍裹挟着他：
周围的同学都在用最新款的手机，在穿名牌时，我永远在用最老土的手机，什么都不能穿。当我不能去餐厅吃饭，只能吃食堂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城市不属于我。
不被这所城市接受体现在细枝末节。
母亲去上海看望他，两人走到地铁站，这是郭母第一次坐地铁，还不知如何刷卡进站，已经进站的郭敬明正急着，地铁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走过来，用卡贴近感应区，嘴里不停嘟囔着：“册那，戆色特了。（注：笨死了）”
始终点头道谢的母亲没听懂，第一年就学会上海话的郭敬明听懂了。
好不容易有所积蓄，郭敬明立马给父亲买了一辆二十万的车，次日就被媒体讥笑为“穷人乍富”的暴发户嘴脸，后来在和父亲的电话里，他曾提及，父亲全然不知报道中的恶意，反倒笑得憨直。
郭敬明比同龄人更早认识到，生命的底色中，苦比甜多。
愤懑与悲伤被他宣泄于纸上，笔下的年轻人经历着物质的急剧冲撞，抓住了主流文化中的边缘文化，所得荣耀仿佛为他加冕。
更重要的是，能顺道挣了钱。
不料光环没有多久，随着作家庄羽的起诉，郭敬明的名字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与抄袭绑定在一起，文本大量相似之处让他百口莫辩。
那段时间里，郭敬明成了众人唾弃，媒体成日盯着他的动向，都想抢得一手资源，其中有个节目，早前已经确定围绕的是传统书法的主题。
到了现场，主持人却始终在追问有关抄袭的事情，每个问题都难以招架，“他们的问题非常尖锐，就是摆明要看你崩溃的样子。”郭敬明借口说要去洗手间，主持人和摄像人员立马跟上，话外音是“他已经情绪失控”。
一门之隔，郭敬明整个人愣住了，只能把自己关在隔间里。
事实上，公众对郭敬明的争议也不仅与抄袭相关。
越被排斥，令人越想融入其中。为了重塑公众形象，他不停参加深度访谈，与教授文人相对而坐。那年恰好有个榜单，评选中国读者最爱的十大作家，其中他的名次排在文学巨匠曹雪芹之前。主持人窦文涛嬉笑，问他：你怎么看？
郭敬明的回答有些官方，他与韩寒是某个时间段里人们的阅读选择，而如曹雪芹、巴金代表的则能在任何时代找到共鸣。
主持人和教授不置可否，看过这期节目的观众在论坛讨论，几位文化圈人物显然瞧不上这郭敬明啊。
▲ 黄永玉
郭敬明还参加过与自己画风完全不符的《艺术人生》，其中有一期让他采访画家黄永玉，满布古董的宅子，清朝的鸟笼，连宅子外的戏台上也是京剧大师梅葆玖唱过的。
崇尚奢侈的郭敬明也嗔目结舌，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模样，老爷子对来客向来和善，郭敬明敞开心扉，坦然自己身处非议的困惑，黄永玉也静静听着。
临走时，还赠了他幅亲自绘制的字画，上面赫然写着：“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这是西汉时期的典故，形容人能言善辩，含义可褒可贬，老爷子心血来潮赠的作品却让郭敬明感动不已，回去就写了篇博客，字里行间只恨不得将他与黄永玉形容成忘年之交。
他以为这是被圈子接纳的证明，可不久后，《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去探访黄永玉，采访间隙提到郭敬明，记者问道，您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小辈?
老爷子想都没想，毫不留情地否认：没有很喜欢他，一点也没有。
最虚荣的存在受不到认可，脱不了争议。
哪怕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白纸黑字写着，被告郭敬明侵犯了原告庄羽的著作权，郭敬明始终拒不承认，他愿意赔钱，却坚决不道歉。
若是道歉则代表默认，失去的将是始终信任他的那群追随者，多年努力毁于一旦。于是他干脆放弃辩驳。
郭敬明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负气，觉得骂他的人多是浪费时间，“回过头来怪别人为什么有钱，凭什么我没钱”，他刻意进入另一种状态，放低嗓音有些恶狠狠地说，“你没钱活该。”
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工作，疲惫时就向嘴里不断灌咖啡，开始组建工作室与出版杂志。即使如此，仍然觉得自己不够拼。
所获的成功被他视作理所当然：
为了工作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7 年没有休过假，也没时间谈恋爱。而另一个人他天天玩，在网上骂人，你说我不成功谁成功？
这种意识也被带到作品里，《小时代》凝聚着他书里最常见的城市书写，顾里的红底鞋正是有这个隐喻蕴含其中，他认为踩着鲜血前进，优雅是要用辛苦换来的。
后来他在上海买了多处房产，其中有一处是汪精卫四姨太故居，装扮西式，墙壁镶嵌雕花，抬眼是巴洛克式水晶吊灯，脚踏厚实松软的羊毛地毯，四周都是价值不菲的中世纪油画。
此时的郭敬明，站在上海的高层公寓露台上俯瞰整个城市，仿佛世界尽在掌握。觉得自己曾经对未来幻想的一切，都超额满足了。
上海被称为“魔都”并非没有理由，出身市民阶层的人通过掌握时机而一夜成名，也有人万贯家财一夜间悉数散尽。
东方明珠、外滩与陆家嘴，都见证过无数人的梦想实现与坍塌。
连“只要爱情不要钱”的硬骨头张爱玲对未来的憧憬都曾是：“比林语堂风光、穿最别致的衣服、在上海有大房子。”
郭敬明更早实现了这个理想。
早些年因衣着打扮被工作人员视作助理的窘迫感渗入骨血，后来大肆购买奢侈品时，郭敬明觉得自己“带着一种恨意在买”。
再过了几年，他不再用logo很明显的衣物装饰来证明自己，他知道，就算穿最普通的棉质衬衫，也不会有人用鄙薄的眼神看他。
说这话时，郭敬明笑得志得意满。
戴锦华教授在谈到郭敬明现象时曾说过，无论是青春题材抑或宫斗题材，写作者或是读者观众，这之间都透露出一种年轻人对专制权力的认同感。
她说：“权力和金钱一样使鬼推磨、山移形。”
郭敬明无疑是认可这点的。财富和权力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他不想被一些诸如“淡泊名利”的道德观念所捆绑。
有时候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时，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底气？
走在前面的人才华与人品受到质疑的同时，郭敬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敏嗅觉却被普遍认可。
当同一批年轻作家还在埋头奋笔疾书时，他已经意识到畅销书作家的局限，与广大青少年群体的消费能力，他对准还在读书的中学生们，创办《岛》与《最小说》这类畅销杂志。
2010年，韩寒也办了杂志《独唱团》，但那时的郭敬明已经感觉到出版行业式微，想方设法另寻出路。果不其然，《独唱团》只办了一期就宣告夭折，另一边饶雪漫照着《最小说》的模式、针对女性群体办了本《漫女生》，也效果寥寥。
当导演也是如此，后来很多作家、演员再来分食市场，总是晚了一步。
可见赚钱这事，实属天赋。
出版人黎波认为郭敬明目光长远：他自己会意识到有将来不行的时候，因此要打造一个新的模式。
2004年开始，他决定自己创业。他在闸北区租下一间三室一厅，和下属同吃同住，最初的日子疲惫却快乐。
在公司里，他有绝对的话语权，那时出版社里能说得上的编辑少说也有三四十岁，郭敬明笑，他们哪儿知道年轻人爱看什么。
自诩深谙年轻人心理的郭敬明，选择签约作者和内容都有自己的标准，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反倒其次，最重要的是有个人特色，他振振有词：
我、韩寒、安妮宝贝、张悦然，哪个人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他看来，想要成名必须得有一个立得住的人设。苏小懒，安东尼，这些在传统编辑眼里文字散乱、不成体系的写作者，却是郭敬明着力培养的对象。
《最小说》的文字总监痕痕回忆，做杂志时，大多人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已经难以负荷，郭敬明却能每晚守在电脑面前，研究各大竞争刊物动向。
事实证明，《最小说》在青少年群体里声名鹊起。有郭敬明过目的出版书籍更是超过其他出版社数倍。
到了2012年，《泰囧》在票房上的成功让投资人重新审视了国产电影的影响力，他嗅到其中商机，选择了《流星花园》的制作人柴智屏一起合作。
他们是同类人，一旦尝到成功滋味，便轻视时代因素，只觉自身眼光毒辣，贡献突出。
柴智屏在脑子里将认识的台湾导演排了一圈，想来想去，竟没有一个能拍出郭敬明书里那种“燃烧着欲望“的上海，于是邀请郭敬明亲自执导。
起初，郭敬明有些犹豫，重新进入新的领域让一切都重新开始。倘若对“郭敬明”这个个人品牌有所折损，得不偿失。
不过犹豫了不久，还是答应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放下狠话：这次我进影坛，一定会像当时我进文坛一样，震死他们。
这种压力被分摊到员工那里，员工都觉得他喜怒无常，让编辑们熬大夜改剧本开会是最常见的事情。
郭敬明此前全无影视经验。幸而，他懂得结识其他导演和专业人士，每天都和行业内顶尖的专家们聊天，他的理念在公众看来多少有些投机：
你不一定懂得所有的东西, 但是要懂得跟最好的人合作，那就会一直成功。
▲ 《小时代》剧照
《小时代》的上映赢得了极大商业成功，系列电影每部投资不过两千万，最终票房却达到了近十八个亿。同时伴有的是口碑的低谷，人们走进电影院的理由变成：我就是好奇，烂片究竟能有多烂？
郭敬明成了投资人眼中炙手可热的新人导演，挂着笑容流连于各大活动现场，那是他最得意的日子。
后郭敬明时代年少成名，一路顺风如意，站在同龄人远不可及的位置。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名利对那个时候的郭敬明而言唾手可得。
他笃信残酷的丛林法则：成王败寇，弱肉强食。
自负感随处可见，有人将他的成功归结于时代因素，他压根不听，反问前去采访的《人物》杂志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成功的）为什么不是张敬明，李敬明，一定要是我郭敬明？“
命运有张慷慨的假面，让初尝名利滋味的年轻人晕眩其中，鼓励他飘飘然享受极乐，再等着适当时机，用一只大手，狠狠地将他从云端拽落。
那时他刚满三十出头，自负才华绝不止于《小时代》，得意地表示，如果自己在好莱坞，铁定是能拍《2012》这类商业大片的导演。
于是他便野心勃勃地筹备奇幻大作《爵迹》，以期震一震观众眼球。
为此，他不吝成本地请来当红流量明星范冰冰、吴亦凡等人，又打着国产第一部真人CG电影的旗号，拉了11家出品方和近两亿投资。
▲ 《爵迹》剧照
不料生活赠予的巴掌来得快且响亮。
《小时代》在豆瓣评分好歹还有4.7，到了《爵迹》，更是再创新低，一路下跌至3.8。演员外型到演技，故事立意到整体画风，无一不被吐槽。
一腔热血付之东流，口碑且不论，连引以为傲的票房都远不及预期。IP+流量明星的路数，观众不再买账。
“郭敬明“，这个曾让他自傲的个人品牌迅速坍塌，反成了他最大的阻碍。
全国路演的最后一站，回到上海，这个让他感受复杂的城市。
郭敬明脸上有着遮掩不住的疲惫，拿到话筒开始发言时，情绪显得有些崩溃，他连声质问，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
又哽咽着说：我多希望有一天，喜欢我可以成为一件值得你们骄傲的事情，而不是说不出口的秘密。
台下多是拥护他的粉丝，渐渐传出鼓舞打气的声音，也有年龄小的粉丝低声哭泣，场面可谓动人。然而，多数人尚存理智，不会因为他的示弱跑去为烂片买单。
这像是一个分界点，郭敬明的事业急转直下。
看他小说的那帮年轻人逐渐成长，看懂了真实世界与书中的拟态世界有天壤之别，更年轻的00后，对这些内容并无共鸣。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本就境遇不佳的郭敬明，到了2017年，更是因“性侵”指控，名声坠入谷底，往日的至交好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铺天盖地的指责淹没了他。
郭敬明辩解的声音变得微弱，后来他也不再去辩解，有心人发现，此时郭敬明变得越发低调，表面上，生活仿佛一如往常，他仍住在传说中价值九位数的别墅里，整日忙得和螺旋一般。
仔细看，却会发觉kenzo沙发上不复往日高朋满座的热闹情形，到了生日，各路名人也不再争相和他祝福互动。
名位利禄，远比郭敬明自己想得更残酷，他只争一朝得势万人捧，却不曾想过，一夕落魄又将如何？
公众视野里，他的身影几近消失。
至交好友只剩二三，提起郭敬明，却口径一致地提到他的孤独。
一同创业的合作伙伴纷纷离开，开完会后各走各的，这些都是孤独的源头，郭敬明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传统的一面，向往成功，害怕孤独，需要朋友。
虽然心知，这仿佛一场万人马拉松，和他一起跑到最后的，往往寥寥无几。他告诉自己，这是必须承受的事情。
前些年的争议，与后来的挫败，带给他的也非全然负面。
以前，连矿泉水也只喝进口，后来在剧组真的忙碌时，便宜的盒饭也吃得津津有味。他收养的流浪狗，成了如今微博的主要内容。
不像从前毫不掩饰地批评员工的作品“就像屎一样“，现在即使不满，也会先夸几句，最后才不痛不痒地说“有个地方你可能要注意”。
他也不再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只零零散散发一些生活记录。
如今郭敬明这个名字鲜为人提，个人的影响总会随着时间褪色，然而，从郭敬明到张嘉佳再到大冰，抑或正流行的部分影视剧，相似的模式，依然能从市场中分得几杯羹。
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着迷那些细微阴郁情绪而颓唐度日。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影视化，屏幕上正流行的是情节更起伏的“爽文”路数。
这仿佛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郭敬明倒下，“张敬明”、“李敬明”们接踵而来。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