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流行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刮起的“霉霉旋风”正在席卷全球。
2024年3月2日，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在新加坡正式开唱，吸引了周边国家和地区成千上万名歌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只为一睹偶像风采。
与此同时，主办国新加坡正陷入一场与周边国家的口水战，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纷纷质疑其通过某些手段，垄断了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举办权。泰国总理赛塔更是早在一个月前就公开抱怨，新加坡政府通过为泰勒·斯威夫特每场演唱会提供300万美元的补贴，而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
一个流行音乐歌手，究竟有何魔力让各国政府为举办她的演唱会而打得头破血流？
先来看看美国媒体给出的答案。
2023年12月6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2023年的年度人物。俄乌冲突悬而未决，巴以冲突又骤然爆发，在地缘危机日益凸显的当下，素来看重候选者政治性的《时代》杂志，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年度人物颁发给了一位流行音乐艺术家，正是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斯威夫特为《时代》杂志拍摄的照片 图源：《时代》）
在《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泰勒·斯威夫特》一文中，《时代》杂志如此解释道：“每一年都有光明和黑暗，2023年是一个黑暗占据很大比例的年份。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太多机构的尝试都在经历失败，而泰勒·斯威夫特则找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方法，成为一个光源。”
因而，各国媒体、研究学者纷纷将视线投向这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创作人，尽管关于她的讨论自其在16岁出道之后就从未在大众的视野中缺席片刻。自此，曾经背负着“乡村小美女”外号的泰勒·斯威夫特，终于在人们的只言片语又或是长篇大论中，演变为一个无比耀眼的符号。
她可以是艺术的，自出道之后便不断在创作中挑战着自己，从乡村女孩到流行天后。
她可以是文化的，当代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渐次觉醒，通过急剧变革的社交传媒，同社群中的多数建立起双向的情感链接。
她可以是经济的，各国政府争相邀请她来当地举办演唱会，在经济学家们齐声盛赞的“霉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寄希望于能一举拉动萎靡的市场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缓慢复苏。
她可以是政治的，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号召年轻人为民主党人投票，因此惹恼了特朗普，被对方调侃“我对她的喜爱减少了25%”。
媒体人评价泰勒·斯威夫特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诗人，认为其成就已经可以比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学者们把泰勒·斯威夫特看作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现象，翻来覆去地论证她作为文化符号在全世界所掀起的追星狂热和经济复兴；政客们则根据自身立场把她当作拉动选票的帮手又或是煽动异见的领袖，民主党爱她，共和党恨她，而追随她的年轻人则把她的语录当作指导生活的圣经。
不论如何，在耐心剥去粉丝、媒体和权威制造的萦绕在泰勒·斯威夫特身上的诸多光环之后，她所呈现出的本真是如此清晰可见——
一位美国制造的“美国小姐”。
而“美国小姐”，正是她为自己在2018年拍摄的纪录片所起的名字。
努力的天才
1989年，泰勒·斯威夫特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雷丁，她的父亲斯科特当时是美林证券的的股票经纪人，母亲安德里亚曾担任共同基金营销主管，而她的外祖母玛乔丽则是一名专业的歌剧演唱家。她的名字泰勒，正是父亲给取的，为的是纪念六获格莱美的音乐表演艺术家詹姆斯·泰勒。
家学熏陶之下，年幼的泰勒·斯威夫特很早就在音乐上展现出过人的兴趣和天赋。她曾在媒体采访中动情回忆童年时在教堂看外祖母演出的经历，这无疑是一种艺术上的启蒙，而中产家庭的出身，则让她在没有饥饱忧虑的情景下，尽情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不问世事。
泰勒·斯威夫特的幼年时期是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圣诞农场度过的，那块地产原本属于她父亲的客户，后被她父亲买下，而到了夏天，她会被接去全家在新泽西州石港的另一处住宅，度过漫长的假期。
（泰勒•斯威夫特2004年以前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2013年该房以79.95万美元的价格被挂牌出售 图源：《费城问询报》）
父母对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爱好给予了高度支持。为了帮助她在艺术上有所精进，他们不仅同意她去艺术学校参加表演，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送她去纽约上专业的表演课和声乐课。甚至，在她宣称自己坚定了对乡村音乐的追求之后，父亲直接调换工作，全家打包好行李，搬去了美国乡村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一个城镇。
泰勒·斯威夫特的母亲从她11岁起就带她四处表演，参加唱片公司的面试，寻找签订合约的机会。13岁那年，她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艺人发展合约，但一年后就同该唱片公司解除了合作关系。因为她敏锐地觉察到该公司对她的工作缺乏明显的关心，而她认为有太多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必要继续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此时的泰勒·斯威夫特已经展现出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异常清醒和果敢的判断，这在人才辈出、轮转极快的演艺行业中是相当罕见的，特别考虑到彼时的她还只是一名青少年。这种特质，如今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被定义且褒扬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追梦精神，而为此提供支撑的，来自中产家庭的丰厚物质条件，却鲜少在相关的报道中被提及，即便提及也只是被笼统地概括为父母之爱的深沉。
2005年，离开前唱片公司的泰勒·斯威夫特和“大机器”唱片公司签订了新的合约，由此开启了一段辉煌绚烂的音乐之旅。随后，这位努力的天才女孩在美国乡村音乐届开始如喝水一般进行了堪称疯狂的创作，陆续推出了多张专辑《The Taylor Swift Holiday Collection》、《Beautiful Eyes》、《Fearless》、《Speak Now》、《Red》，并诞生了传唱度极高的单曲，如《Love Story》、《You Belong With Me》、《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I Knew You Were Trouble》等。
（2007年初出茅庐还略显青涩的泰勒·斯威夫特 图源：网络）
兼顾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平衡表达，让泰勒·斯威夫特以一种锐意进取的姿态将各大奖收入囊中。乡村音乐学院最佳新人女歌手奖、美国音乐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美国音乐奖年度最佳艺术家……这还都只是她个人获得的奖项，没算上她在专辑和单曲上取得的诸多创纪录的荣誉。
这一时期的泰勒·斯威夫特虽然将创作重心放在了她所钟爱的乡村音乐上，但在她的专辑中，流行音乐的比重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2014年，泰勒·斯威夫特的第5张录音室专辑《1989》横空出世。“这是第一张官方正式流行乐专辑。”她如此定义。
同年，泰勒·斯威夫特正式从田纳西搬到了纽约市，她无比兴奋地在第一支单曲《Welcome To New York》中不遗余力地赞扬着这座城市的一切：“整个城市流光溢彩，这里的每个人都心怀追求。”部分从乡村音乐时代就追随她的歌迷不禁感慨，这个村里来的姑娘这次是真的“进城”了，包括心理和物理。
“进城”后的泰勒·斯威夫特继续在音乐创作中挥洒着她独一无二的创造力，并尝试在不同的音乐风格上开拓，以流行乐为基地，将更多元的音乐流派带入其中并进行融合。2017年她发行了一张电子流行乐专辑《Reputation》，2019年则推出了梦幻清新的《Lover》。
（2018年“Reputation”巡回演唱会上的泰勒·斯威夫特 图源：《福布斯》）
歌出的频繁，奖也拿到手软。在美国音乐界最高殿堂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泰勒·斯威夫特开始接连创立并打破自己制造的多个获奖纪录。2018年，她转投环球音乐集团，结束了她与“大机器”长达十余年的合作。关于这家公司和泰勒·斯威夫特的纠葛，我们后文会谈到。
在《Lover》发行并大获好评的11个月后，泰勒·斯威夫特就又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一张专辑《Folklore》。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居家隔离并未消磨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力，反而为她注入了更多的灵感。
纵观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名史，不难发现，持续有高质量的作品问世，以及在多年的功成名就之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欲望，是她获得歌迷喜爱和媒体关注的奥秘所在。她对音乐事业的坚定追求和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在歌迷的交口称颂中和媒体报道中被凝结为一个强大而简洁的标语——天才虽有时，但持之以恒的努力才是通往成功唯一的诀窍。
这是一种根植于美国主流价值观中典型的中产叙事，在人为摒弃了物质要素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关键作用后，仅以昂扬的主观能动性来宣扬“美国梦的必然”。看似平淡无奇的价值判断背后，暗含了一个残酷的，却不能被明说的逻辑：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收获成功，实现阶级的跃迁——相反，如果你没有成功，那肯定（只能）是你还不够努力。如此这般，于潜移默化中，将社会环境中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个人发展的桎梏全都安然隐匿，消弭于无形。
很少有人知道，泰勒·斯威夫特在与“大机器”签约的同时，她的父亲直接豪掷12万美元买下了该公司4%的股权，就像很少有人了解，当年被无数风靡一时的“文学期刊”当做励志鸡汤主角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后，是在父母帮助下拿到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而全美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在成为问题少女进出少管所后，被父亲送到私立精英学校一直严加管教，直至大学毕业获得文凭才实现了人生的逆风翻盘。
不需要为生计奔波，相对平顺的成长经历，使得泰勒·斯威夫特在音乐创作上始终保持着一种上扬的调性——这并非是对乐观主义无缘由的鞭笞，而是要指出，在她的音乐作品中，即便涉及对现实议题的刻画，始终都浅尝辄止，缺乏更为尖锐的真实感。
同样是描绘光怪陆离的纽约市，在从纳什维尔带着名誉和金钱来到这座混凝土森林的泰勒·斯威夫特眼中，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梦想之地，名副其实的大苹果。而在土生土长的本地音乐人Jay-Z的唱词里，则截然相反，刨去造梦之都华彩斑斓的一面，城市街头无不充斥着贫穷和混乱，贩卖毒品、混迹帮派的孩子在布鲁克林随处可见，被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引诱的妙龄女郎，在迷失自我后堕落成廉价的性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主流文化对于泰勒·斯威夫特的赞颂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而这一波动映射着美国政治近十五年的变迁。
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独立存在于其所处的时代。
精致的反叛
在当下，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对泰勒·斯威夫特的赞颂花样百出，但早年间，当她还是以一名乡村歌手的身份闻名于世时，也曾遭遇自四面八方的恶意攻讦。
乡村音乐是一种在美国本土，特别是南方地区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族音乐，成型于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这种音乐类型曲调简单，有一定的重复性，易于传唱，歌词朗朗上口，具有叙事性，主题内容多为对劳动的赞颂，对乡土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情感关系的描摹。
就像雷鬼音乐一样，乡村音乐也有其独特的受众群体，那就是生活在美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白人，故而这种音乐也被称为“蓝领音乐”。
说点题外话，关于乡村音乐的起源，有说法是来自英格兰的民谣，实际上根据现在的很多学术研究，乡村音乐吸收了诸多的元素，包括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谣，甚至还有部分黑人音乐。
被称为“红脖佬”的美国底层白人男性正是乡村音乐最稳固的消费群体，而乡村音乐主要依靠电台传播的这一特点，更是将农牧业人员和运输业人员都囊括其中。在美国电视台举办的、由观众投票产生冠军的大型平民选秀节目中，乡村歌手容易摘得好成绩的原因就在于此，它的群众基础实在太广，受众太多。
比如福克斯电视台举办的《美国偶像》，其第四季的冠军凯莉·安德伍德就是一名乡村歌手，而在NBC主办的《美国之声》中，乡村歌手的比例更是高得离谱，第三季的冠军卡莎迪·普、第四季的冠军丹尼尔·布拉德伯瑞，第七季的冠军克雷格·维恩·鲍德，第十一季的冠军桑丹斯·海德——甚至连其中一位常驻评委布莱克·谢尔顿，其本人也是知名的乡村音乐歌手。
（《美国之声》第四季的冠军丹尼尔·布拉德伯瑞，牛仔马甲和牛仔靴的打扮，非常乡村 ）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之声》里的乡村歌手比例也远高于《美国偶像》，前者在2011年才举办了第一季，后者则是2002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美国保守主义风潮在近十几年的回归。
早年的乡村音乐歌手多为男性，直到现在，从整体来看，在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中，男性的比例和名气也都远超于同时期的女性（在爆出负面新闻后，听众对于乡村男歌手的容忍度也更高）。在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乡村音乐自身呈现出一种和听众的价值观相符的保守主义基调，枪支、皮靴、牛仔、酒精这些男性化符号在歌词中被一再传唱，乐迷对乡村歌手形象的要求也相对遵循着保守主义的信条。
因而，在女性思潮冲击越发凶猛的21世纪，乡村女歌手的生存态势并不乐观，敏感尖锐的社会议题，如性别不公、家庭暴力、种族歧视、乡村生活的空虚等并不受听众们的待见，没有商业上的支持，创作的空间被一再压缩，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情爱就成为了女性歌手们相对固定的选择。
而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她在乡村音乐时期的创作基本不涉及敏感议题，不论是政治性还是社会性，仅专注于个体的成长体验，且这种体验大多和青少年时期的情感经历直接关联。
通常，她的歌曲会从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随着旋律的递进，慢慢地讲述一个女孩在恋爱中所能体会到的各色思绪，有时是一见钟情的激动，有时是心有不甘的嫉妒，有时是一别两宽的洒脱——但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是来自她的真情流露，辅以平视的第一人称叙述，使得她的一首首歌曲像极了一段段私人日记，歌迷收听的过程就像是在阅读她的隐秘心情。
私密体验的获得帮助泰勒·斯威夫特和歌迷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亲近的双向链接，而这种双向链接也随着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被进一步放大，名人们可以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并直接被粉丝阅读接受，即时获得粉丝的留言反馈，粉丝们也可以直接向偶像喊话，倾诉自己的遭遇，甚至直接表白。
就在泰勒·斯威夫特名气日渐壮大的同时，媒体和舆论的目光也从她的作品慢慢转移到了她的私生活之上。尽管她对乡村音乐有着无与伦比的热爱，但中产家庭的出身决定了她不可能完全认同并遵守乡村生活中相对保守的价值观。她的每一段情感经历都会被媒体挖出来放在放大镜下肆意评论，虽然这其中并无任何的狗血桥段，甚至是体面的开始和体面的结束。
如果说这一阶段舆论对泰勒·斯威夫特私生活的关心，还仅仅是出于挖掘名人轶事当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好奇，与他们之前对所有明星艺人所做的没什么不同，比如关注麦当娜和罗德曼的交往，布兰妮和贾斯汀的分手，而随着泰勒·斯威夫特声望与日俱增，媒体对于她的关注，则更多聚焦于她个人的政治主张。
乡村音乐时期的泰勒·斯威夫特对于政治议题的发言非常谨慎，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的采访中表示，她对女性主义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2012年，泰勒·斯威夫特参加了大卫·莱特曼主持的脱口秀。在节目中她就非常聪明地就政治议题打起了太极，她说22岁的自己有投票的权利，但告诉别人该怎么去做（投给谁）不是她的权利。
这种得体的回应方式同样带有非常明显的城市中产印记，谁都不讨好，也谁都不得罪。泰勒·斯威夫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镜头前坦言，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让她要做一个好人，被大家尊重的人，要尽力去获得大家的喜爱。不过考虑到她当时乡村音乐创作者的身份，这或许也是一种对自我品牌形象的保护策略，毕竟有太多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2003年，知名女子乡村乐队“南方小鸡”因为发表了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反对小布什的言论，而被美国媒体集体封杀。愤怒的歌迷，不论男女老少，冲到唱片公司门口砸碎光碟，举着牌子和标语来表达自己对“叛国者”组合的不满。此后，唱片公司对于旗下艺人政治倾向的管控愈发谨慎，而泰勒·斯威夫特崭露头角的2010年前后，正是美国社会共识走向撕裂的重要开端。
（“南方小鸡”争议的纪录片《闭嘴和歌唱》的海报》）
2010年，第112届国会走马上任，茶党在民粹主义风潮的拥簇下，踏上历史舞台。2013年，两党在临时拨款议案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美国政府不得不闭门停摆。
然而，泰勒·斯威夫特对社会议题闭口不谈的缄默姿态，很快就随着她从乡村音乐转型至流行音乐而被彻底打破。她先是在《Welcome to New York》中隐晦地表达了对纽约市这个自由之地可以随意选择性取向的赞美，接着在《Look What You Made Me Do》中更加毫不掩饰地对外界曾给予她的伤害进行最直接的反击，一个誓言必定血债血偿的复仇女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是控诉对媒体给自己泼脏水卑劣行径，她在乡村时代的歌曲《Mean》就更为圆滑和柔和，最多不过是在歌词里嘲讽似的说两句，他日我必将飞黄腾达，而你们这些小人只配在阴沟里继续苟活。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泰勒·斯威夫特逐渐被左翼媒体和乐迷奉为女性主义的偶像顶礼膜拜，她们争先恐后地为她贴上独立、强大的标签，过去被批评为肆意的情感姿态现在被赞颂为率真，过去被指责为小肚鸡肠的行为（把前男友当作灵感写进歌里）现在被夸耀为敢爱敢恨的直爽。
泰勒·斯威夫特在乡村音乐时期的谨言慎行，为她转型女性主义代言人形象起到了关键的留白作用，大众对于她和她作品的二次解读无异于一次共同创作。起初她专注于自我情感的表达，不参与社会议题，使她避免了可能的、潜在的冒犯，最大程度保有并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粉丝群体。而当她正式进入社会议题的舆论场时，自我情感表达的这一部分进而被追随者自动解码为本真的代言，因为这一切都可以用时下最流行的女性成长叙事来顺畅解读。故而，她的转变并非是背叛，反而夯实了坦率人设的“一以贯之”。
面对媒体，泰勒·斯威夫特也是用“成长”来为自己在转型之后开始就社会议题发声来辩解的。2015年她在接受《马克西姆》杂志采访时强调，自己早年对女性主义不来电，是因为自己那时还只是个孩子，没有遇到过其他女性所遭遇的困境，直到她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她才对此有了新的体悟。
2013年泰勒·斯威夫特在参加一场活动时，于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名男性DJ大卫·穆勒实施了性骚扰，他借合照之机把手伸到她的裙底，在屁股上掐了一把。事后，泰勒·斯威夫特向活动主办方投诉举报了他，在经过调查后，大卫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泰勒·斯威夫特和大卫·穆勒的合照 图源：《太阳报》 ）
事件发生3年后，2017年，此人向泰勒·斯威夫特发起诉讼，认为她的投诉是诽谤，侵害了自己的名誉，要求300万美元的赔偿。作为回应，泰勒·斯威夫特反诉对方人身攻击并要求1美元的象征性赔偿。
最终，泰勒·斯威夫特赢下了这场官司，但她对整个司法审判过程的“毫无人性”耿耿于怀。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有7个证人出庭作证以及有现场照片的情况下，作为受害人的自己仍需要出庭参与审理，而对方和辩护律师在庭上的谎话连篇更让她怒不可遏。
这也许就是泰勒·斯威夫特所说的成长遭遇，也进而成为她成功的一部分。
顺应时代还是扭曲时代？
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议题的关心，属于艺术创作者的基本操作，较为容易被大众接受，比如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表达的是反对战争，迈克尔·杰克逊的《Black Or White》表达的是反对种族歧视。而直接在公众面前发声，鼓动粉丝去为特定的候选人投票则属于非常赤裸的政治行为，极易引发强烈的社会争议。
1990年，麦当娜为了表达自己对克林顿的支持，就拍摄过一支鼓动年轻人去投票的宣传短片，她穿着三点式内衣，身上披着一面美国国旗，嬉笑着和另外两名穿着紧身衣的黑人男性（从外貌特征上看，有极大的概率是性少数群体）高喊着：“快滚去投票，不然我就要踹你们的屁股了。”
（麦当娜拍摄的短片截图）
2018年，特朗普执政任期内举行中期选举的一年，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因其政治性言论在美国政坛丢下惊天炸弹的一年。
彼时，玛莎·布莱克伯恩正在田纳西州与民主党候选人就参议院的席位展开激烈争夺——她是一位非常强硬且激进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对女性权益毫不感冒，并主张采取更有力的手腕来处理移民问题。在同年拍摄的泰勒·斯威夫特的纪录电影《美国小姐》中，泰勒·斯威夫特愤怒地将玛莎·布莱克伯恩称为“一个女版特朗普”。
“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他没赢，那我至少尝试过了，”泰勒·斯威夫特泪眼婆娑地在纪录片中面对不赞同自己公开反对玛莎·布莱克伯恩的父亲这样说，“这是一件大事，她投票反对女性获得公平报酬，她投票反对重新授权《反对针对女性暴力法案》。她认为如果你们是同性恋，甚至看起来像是同性恋，餐馆就有权把你们赶出去，这真的就是基本人权，在这一点上就是是非对错。”
“我看到她隐藏在田纳西州基督教价值观这样的话后面，这些不是田纳西州基督教价值观，我住在田纳西州，我是基督教徒，我们不支持这种观点。”
自我认同为田纳西人，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现居纽约的泰勒·斯威夫特，对田纳西选民的政治倾向的洞察并不如她在音乐上那么敏锐。作为铁杆红州的田纳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领先优势从2004年就开始一路高歌猛进，从14%到15%再到21%，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一年，他甚至在田纳西赢了希拉里27%。
美国底层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溯的责任，绝对不是一个“骗子”特朗普就能承担的。
由此，泰勒·斯威夫特和玛莎·布莱克伯恩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她不仅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上撰写推文鼓动粉丝去投票，还积极地用音乐来传达对现任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在这一时期，她创作了两首政治意味浓厚的歌曲，一首叫《Only The Young》，歌词讨论了校园枪击案、特朗普和干预选举等问题，赞美年轻人拥有的朝气活力和改变世界的力量；一首叫《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借用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她对美国政坛现状的幻灭。
（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台上高调为另一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候选人拉票）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泰勒·斯威夫特强有力的号召下，仅一天当地就新增了万名注册选民，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人们不由感叹她身上所蕴含的强大号召力，不仅在流行音乐市场上空前绝后，恐怕在政治博弈中也不容小觑。
面对媒体关于泰勒·斯威夫特公开号召粉丝给本党对头投票有何感想的提问，特朗普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调侃：“我对她的喜爱减少了25%。”早先，特朗普本人对泰勒·斯威夫特一直是较为欣赏的态度，他曾于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扬她专注创作，不像其他音乐表演家一样借助自身在粉丝群体内的影响力，扰乱政治议程。
（赢得田纳西州参议员选举的玛莎·布莱克伯恩 图源：《每日电讯报》）
尽管有年轻选民们的支持，但泰勒·斯威夫特和她的追随者在同共和党人的这场竞选大战中还是败下阵来。不过她并未就此停止对美国政治的参与，相反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泰勒·斯威夫特再一次站出来鼓励粉丝去为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投票，并在大选开始后将自己创作的歌曲《Only The Young》送给拜登跟哈里斯，授权他们可以在竞选中使用该曲宣传。
有趣的是，《Only The Young》虽然诞生于专辑《Lover》的制作时期，却并未被泰勒·斯威夫特收入该专辑，她曾经对此做出解释，是她自己做主把这支曲子从专辑里拿掉的，因为这是一支为她的纪录片《美国小姐》所做的主题曲。
随着美国政府完成换届，特朗普黯然下台，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的表达欲似乎也跟着一去不复返，在已经完成的2022年中期选举和正在进行的2024年总统大选中，目前她并未再就任何投票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任何言论。期间，她只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美国女性堕胎权益遭到极大破坏那日，转发了米歇尔·奥巴马的声明，并表达了担忧；以及在跨性别和同性恋权利将要通过参议院投票时，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尽管一年多来，泰勒·斯威夫特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全球巡演和专辑制作的工作上，但以福克斯电视台为主阵地的保守派媒体，并没有因为她近期在政治议题上的“不作为”姿态而对她有所松懈。
当泰勒·斯威夫特和身为橄榄球运动员的新男友，堪萨斯城酋长队的特拉维斯·凯尔西双双现身超级碗赛场时，右翼媒体的支持者们便开始像往常一样，不遗余力地散播起阴谋论，指责她通过找寻一个橄榄球明星当男朋友的方式，染指美国人民最钟爱的橄榄球运动，意图通过对保守派宣传阵地的渗透，传达她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政治主张。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正是由于泰勒·斯威夫特的加入，今年超级碗的收视较往年相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狂飙。是“美国春晚”在蹭泰勒·斯威夫特，而不是相反。大众媒介里的流行文化对传统体育此类保守派心中精神图腾造成的直接冲击，竟然是以如此方式完成的。
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议题上的姿态，永远都可以用“精致的优雅”来形容。她宣称自己关心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女性平权、反对种族歧视，并用创作的笔刷把这些议题融进自己的旋律之中，看似颇具先锋意识，然而，这类主张在美国舆论场里属于左翼们老生常谈的安全牌，绝对的政治正确，尖锐性的缺失使它们大多数时候，更像是人们用于标榜自己政治身份的时尚单品。
真正会对美国价值观造成冲击的议题，对内如制度性贫困，对外如巴以冲突，是不会在西方文艺圈中得到广泛曝光和讨论的。艺术创作者们无伤大雅的小脾气可以被主流文化容忍接纳，当做某种纵容和调剂，但对现行权威体制的刨坟行径，绝不可以被放在台面上言说。
身为泰勒·斯威夫特圈内好友、同样是知名歌手的赛琳娜·戈麦斯，就曾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于社交平台发言：“人们遭受的折磨和杀害，或对任何一个群体的任何仇恨行为都是可怕的。我们需要保护所有人，特别是儿童，永远停止暴力。我希望我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一个帖子不会”。然而，在被外界解读为是为巴勒斯坦发声后，她随即又点赞了艾米·舒默支持以色列言论，没多久就彻底在外网翻了车，只得将账号关停。
此类危险不会是中产家庭出身的泰勒·斯威夫特乐意看到的，因而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微妙的违和感，一方面她在竭力宣传爱、平等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她又对残酷的、更为深远的社会议题当作无事发生，她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都选择了默不作声，同样对于近两年发生在美国各地日益严峻的移民问题选择了视而不见。
即便是真情实感地抨击美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混乱和撕裂，泰勒·斯威夫特的落脚点仍然跳脱不出粗暴的二元对立论。现状很糟，没错，这都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只要把这个“独裁者”和他的支持者赶下台，那么美国社会泥泞不堪的现状就会迎刃而解。
乡村音乐歌手时期锻炼出的谨慎，仍然在泰勒·斯威夫特的为人处世中有迹可循，就像贫穷等美国社会的核心议题在她音乐中缺位一样，她在《The Man》中奋力批判父权制度对女性压迫，嘲讽似的唱到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会更快取得成功，却几乎无视了对底层女性自上而下造成的迫害，贫穷真正的根源，才是大多数人无法突破玻璃天花板的主因。
从小就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泰勒·斯威夫特，自然无法体会到更为下层的艰难，在她“凭借个人努力”成为乡村音乐明日之星时，还有多少同样对音乐感兴趣的姑娘根本买不起一把吉他。根据纽约市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泰勒·斯威夫特盛赞的满是梦想和希望的纽约城，有60万的孩童正处于饥饿状态。
一个典型的画面表达就是在泰勒·斯威夫特自拍自导的音乐MV《The Man》中，由她扮演的男主角傲慢无理地坐在挤挤挨挨的地铁上，她双腿大开，一边无视着身边的其他乘客厌恶的眼神，一边抽着自顾自地抽着雪茄吞云吐雾，甚至在到站下车后，还如入无人之境地对着地铁站的墙壁随意撒尿。
（《The Man》的MV截图）
看似嘲讽拉满，然而问题在于，一个掌握了社会上层资源，能开游艇出海，参加慈善网球赛的精英男性，日常通勤会搭乘以管理混乱、环境肮脏著称的纽约地铁吗？颇有网文女频小说中，霸道总裁穿着由仆人熨帖妥当的西装三件套还要在早上挤公交的违和感。
这种倒置的“农民幻想着皇帝用金锄头种地”的滑稽桥段，暴露出的正是占据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城市中产在严肃社会议题上同底层人民的割裂，正如泰勒·斯威夫特本人2011年12月在对公告牌采访中所说的，“我从来没有在乡村音乐中感到任何针对女性的歧视，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它对我产生影响。”她默认了这种不公的必然，“我的理念一直都是如果你想和男人们同台竞技，你就得像他们一样努力。”
即便在遭受性骚扰后，泰勒·斯威夫特对于职场女性所身处的困境有了更为具体的感悟，但这种感悟依旧是漂浮的，不依托于具体的生活场景而存在，因此为了向歌迷传达更广泛的真实，她不得不将自己生活体验中高度浓缩的精英化形象，放置在她认为的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活场景之中。
如今，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拉开序幕，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再度卷土重来。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风向素来敏锐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先知先觉地成全了《奥本海默》在荣誉上的圆满，新自由主义在文化圈层泛起的浪涌，终究要为现实中的生存问题而落脚。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背后折射出现实是，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衰落，以其为首的西方主流文化急需一个正面的，在内心深处仍然对这套价值观笃信的偶像，为其摇旗呐喊。
这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时代。
泡沫上的商业帝国
今年3月，泰勒·斯威夫特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在新加坡开唱，为新加坡政府带来了4亿新元，约合21.5亿人民币的收入，相当于新加坡2024年第一季度GDP的0.2%。
为了能顺利接下举办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这泼天的富贵，新加坡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承诺会提供300万美元一场的补贴，前提是不能再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唱。
之所以能让新加坡政府如此大费周章，哪怕花钱倒贴，“得罪”周边邻居也要把泰勒·斯威夫特拉到当地进行演出，是因为“斯威夫特经济学”（以下简称“霉霉经济学”）一词在去年的巡演中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印证。
（手持演唱会门票的泰勒·斯威夫特粉丝在自拍 图源：《华盛顿邮报》）
关于“霉霉经济学”最早的准确起源，目前已无稽可考，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出自一位为《洛杉矶时报》撰稿的专栏作家。早在美国本土巡演时，泰勒·斯威夫特的吸金能力就初现端倪，去年6月，她在芝加哥举办了3场演出，促使当地住宿价格上涨了3.1%，入住率上升了8.1%；7月，泰勒·斯威夫特转战辛辛那提，城市中心地带的酒店入住率因此攀升至98%，行业收入同比翻了近乎一倍；8月，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终于开到了洛杉矶，餐饮、零售和安保行业直接新增就业岗位3000余个，据媒体估计，带动的经济效益高达3.2亿美元。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甚至部分地区呈现萎靡的大环境下，各地政府，不论是美国的地方政府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希望借助泰勒·斯威夫特强大的影响力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怎么看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甚至，连制作成本只有2000万美元的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的大电影，都轻松地在全球砍下超过2.5亿美元的票房，顺利摘取了演唱会影片票房销量之最的桂冠。
随着泰勒·斯威夫特商业版图持续扩展，她的个人身价也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据福布斯估计，她的个人资产净值已经达到了11亿美元，就在1个月前，她还以85亿人民币的身价，首登胡润富豪榜。
乍眼一看，泰勒·斯威夫特在商业和文化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正在向世人宣告音乐产业的大爆发。自2015年全球音乐唱片产业历经低谷之后，似乎在大流行结束后的第三年，正以一种势如破竹的态势向世界袭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它冷酷依旧。
根据美国唱片协会（RIAA）发布的官方报告，2023年美国唱片收入连续8年实现了强力增长，估计零售价值达到了创纪录的171亿美元。流媒体是最大的增长驱动力，付费订阅的参与度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可与之相对应的是数字下载音乐的持续下降，下降了12%，数字专辑和个人单曲的销售额下降了两位数，各自仅有2亿美元左右。简言之，听众的收听习惯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只要交出10美元左右的月租费给流媒体，便可在音乐的海洋里任意畅游。
同样获得增长的还有演唱会收入和同步版税，其中，演唱会这类的实体演出更是贡献了超过10%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谈及其他产业时都要被再三重申的通胀因素，在此处被有意无意地隐匿了。而在2021年发布的行业营收报告简报中，就清楚地写明了如果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美国唱片行业在该年151亿美元的预估零售价值，比1999年的峰值远远落后了37%，尽管当年的数值是147亿美元。照此推算，2023年也比1999年下降了33%。
（美国唱片协会发布的2021年行业营收报告）
关于音乐市场多年来的整体性萎缩，或许可以用一个来自泰勒·斯威夫特的数据加以证明。
发行于2014年的单曲《Shake It Off》，在18个国家和地区拿到了黄金以上的销量认证，而在2019年发行的《Cruel Summer》，只有12个，除了认证国家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外，在认证国家的销售数量也急剧下滑，《Shake It Off》在澳大利亚坐拥18个白金认证，而到了《Cruel Summer》则下降为6个。
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冠大流行后的大放异彩，正是这个时代的选择，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造就的机遇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法律层面，随着流媒体发展，相关的版权法案日益健全，对创作者权益的保护与日俱增，极大压缩了互联网诞生伊始就相伴相生的盗版下载的生存空间，并且逐步规范了流媒体平台如何在购买音乐版权之后，为创作者们分配他们应得的那份收入。
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互联网时代流媒体崛起而引发的剧烈变革。人们极少有需求要像以前一样，亲临线下的实体商店，购买磁带、光碟和黑胶唱片。线上付费收听模式的全面铺开，让消费者只需要花上几美元就可以在Spotify或苹果音乐上畅听曲库，并根据个人喜好无限创建自己的电台和播放列表，收藏自己喜欢的歌曲。
在流媒体音乐付费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创作者和唱片公司、流媒体平台的关系顺势发生了质的改变。创作者的话语权比过去有所增加，而粉丝粘性越高，在创作上越有自主性的领头羊更是如此。
泰勒·斯威夫特本人即是流媒体时代的绝对王者，她的追随者陪伴她一同从乡村时代长大，在社会舆论中经历了数不尽的起起落落，这种共同经历造就了粉丝的高度粘性，且她本人日常也通过社交平台积极与粉丝互动，分享音乐创作的进展、生活里的小感悟、不施粉黛的生活照和偶尔怒怼媒体和评论家的快人快语。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种亲密无间的粉丝社区的搭建，自始至终与她的音乐风格息息相关。构建与粉丝群体之间亲密关系在电视媒体当道的时代很难实现，因为总是要隔着其他的权威媒介才能实现相互喊话，信息的密度流失不说，自我表达也在这种传播链条中丧失了温度和质感。
而现在，借由第一人称视角的歌曲和频繁的社媒互动，泰勒·斯威夫特便可轻松地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由她牢牢掌控的粉丝帝国，不必担心被某个别有用心的媒体扭曲了本意，解释的主动权永远在她，她可以随时随地在自己的账号领土上对粉丝进行召唤。
她向歌迷传达的从来都不是信息，而是一种可以被泛化的共同情绪。
创作者出身的泰勒·斯威夫特比任何人都知道对作品宣誓主权的重要性，更别提在流媒体商业化运作的当下。2019年美国音乐经纪人斯库特·布劳恩高价收购了“大机器”唱片公司，因此间接拥有了泰勒·斯威夫特前6张录音室专辑的母带。
根据《美国版权法》，音乐录音带的版权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录音版权，另外一种就是音乐作品本身的版权，而前者就是指母带的所有权。母带的拥有者自动拥有唱片各种规格的版权，发行可供下载的数字版，上架流媒体平台，或出售磁带、光碟和黑胶唱片等实体音乐制品。过去，唱片公司会在合同中会要求创作者将母带的所有权永久转交给唱片公司，而任何人想要重新制作唱片，都必须获得母带所有者的同意。
泰勒·斯威夫特在2005年同“大机器”签下的合约中就规定，“大机器”拥有母带的所有权，而她可以凭歌曲主要创作者的身份持有六张专辑的发行权，日后可自行重新录制歌曲。
2018年泰勒·斯威夫特结束了和“大机器”的合约，同环球音乐集团建立了完全不一样的合作关系，在新签订的合同里，泰勒·斯威夫特完全持有日后唱片的版权，包括母带所有权及作品发行权，从她第7张录音室专辑《Lover》开始实行。
在“大机器”被收购的当天，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想通过正常的购买方式拿回母带的所有权，但“大机器”以此为要挟，逼迫她重新签订新的合约。她不愿意布劳恩这个她眼中贪得无厌的恶棍拥有自己辛苦创作的音乐。双方围绕母带和版权的争论愈演愈烈，吸引了大量报道，引发关于歌手权益、知识产权及音乐产业道德规范的讨论。
为了解决自己在旧日发行的6张唱片母带不属于自己的问题，泰勒·斯威夫特在2019年宣布要重新录制这6张专辑，在此后的几年间，陆续推出了重录后的泰勒·斯威夫特版本的6张专辑。它们一经上架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全力支持她同“邪恶”的音乐产业做斗争，捍卫自己作品的拥有权。
（重新录制后的泰勒·斯威夫特版本的专辑）
在夺回自己对母带所有权的过程中，泰勒·斯威夫特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积极地同粉丝保持着互动，她以一种无助且脆弱的姿态向他们发起求援，私密的情感连接再一次在双向作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流媒体时代版权边界的变化是为了适应全新的生产关系，尚且算是一种积极的变革，而去年全球范围内线下演出大火，则是通货膨胀和后疫情时代报复性消费双重叠加导致的必然。根据《商业内幕》的报道，2023年在美国本土举行的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门票官方售价比以往（平均253.56美元）大幅提高，常规门票价格在49美元至449美元之间，贵宾套票价格在199美元至899美元之间，而在二级市场转售的平均价格则更为疯狂，较往年上涨了2321%，达到了惊人的3801美元，甚至有黄牛开出2.2万美元的天价。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举办演唱会也一样，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在截至2023年5月的一年里，娱乐和文化产品价格上涨了6.8%，为30年来的最快涨幅，其中文化服务受到的影响最大，尤其是音乐会和其他现场音乐活动的门票。
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消息，尽管他们没有具体衡量音乐会价格的通胀水平，但现场演出门票价格的通胀率目前比美国整体通胀率高出2.6%，而且随着整体数据的下降，这一差距将会有所扩大。
从长远看，线下演出门票的飞涨并不会给整个音乐产业带来太多的益处，资本逐利的本性在其中暴露无遗。昂贵的价格已然成为票务行业的基石，让垄断的票务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正在削弱普通音乐产品消费者的日常购买力。价格的无节制上涨导致了小型场馆的相继关闭，故而造就了一个畸形的产业系统，只有利于独占鳌头的畅销歌手，同时隐晦地离间他们和歌迷。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票务巨头们过分难看的吃相就已经影响到了普通消费者，疫情爆发后，诸如“票务大师”之类的大型票务公司更是肆无忌惮地利用消费者重返演出现场的意愿，将“改善定价”和“动态定价”这样的术语作为公司收入来源骤增的合理性解释。Live Nation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吹嘘道：“除了上座率的增加，强劲的需求也使得价格得以改善，与2019年相比，露天剧场和主要节日的平均价格上涨了两位数。”
“票务大师”的反应则更加圆滑，他们将饱受非议的定价系统解释为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该公司网站上赫然写道：“票价和手续费价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需求而调整。”这简直是航空公司定价的翻版：那些有钱旅行的人将支付高峰时的出行费用，同理，那些有能力付出超过1000美元来观摩一场演出的人，才有资格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票务大师”的高管们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 图源：《时代》）
垄断性的票务公司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门票售卖上的操作，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粉丝不得不支付1000美元以上的费用来一睹偶像的芳容。全年410万张门票在开票第一天就售出了200万张，创下多项纪录，但黄牛在二级市场上堪称疯狂的抬价，很快点燃了粉丝们的怒火。在售票系统崩溃三周后，他们以一纸诉状将“票务大师”的贪婪行径捅到白宫，要求改革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提出新规定后，国家最大的票务销售商必须开始预先披露费用。
资源向头部明星集中且哄抬售价的恶果日渐显现，今年3月，澳大利亚取消了一连串的现场音乐节，澳大利亚的艺术部长要求传播和艺术委员会对此展开调查，以解决澳大利亚现场音乐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皇家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家凯瑟琳·斯特朗在接受澳大利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音乐节正处于比以往更危险的边缘。她说：“不幸的是，如果人们难以支付房租，难以购买食物，他们就不会花几百美元去买一张音乐节或音乐会的门票。”
新冠大流行后，全球的财富比以往更加向头部的精英们集中。
音乐，也不能免俗。
下一站，未知
2024年伊始，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迷惊讶地发现，他们在Tiktok上听不到自己偶像的歌声了。
环球音乐和Tiktok未能就内容许可的新协议达成一致，双方在艺人的薪酬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因而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较量。为了避免后续的法律纠纷，Tiktok主动下架了环球旗下艺人的创作曲目，其中就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的各首单曲。
在Tiktok上大火的音乐视频，其播放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分钟，因而Tiktok认为自己无需支付完整的版权费用，环球音乐不能用和流媒体签订的合同来套Tiktok的运营模式。而环球音乐则认为Tiktok正在建立一个以音乐为基础的业务模块，而他们没有为音乐支付应有的价值。
相较于商业模式现在已经成熟定型的音乐流媒体，Tiktok的运营逻辑是非常独特的。在碎片化视频传播的过程中，音乐也不可避免被同样碎片化，作品的完整性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更青睐重复且抓耳的旋律。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口气打包购买一整张专辑或者一首单曲的消费模式还能行得通吗？目前，还没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但一个可以被明确观察到的市场反应是，当Tiktok主动撤下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后，立马有大量的音乐爱好者上传了自己版本的泰勒·斯威夫特歌曲的演唱片段，供视频制作者们使用。
Tiktok对于音乐产业的影响，特别是在创作方式上要更加深远，原本音乐产业在近十年来就饱受旋律已死、节奏当道的诟病。而短视频的病毒式传播偏偏就依赖这种简单洗脑的旋律片段，在流量的驱动下，力图活下去的现代流行音乐又该走向何方？
当乐迷们在2010年前后谈起当代流行音乐的女歌手时，没有人想到那个抱着木吉他笑得腼腆的乡村女孩儿会在多年后成长为一面高昂的旗帜——“山东天后”蕾哈娜变身巴巴托斯成功女企业家专注在丝芙兰卖美妆；演唱会造型艺术家Lady Gaga一脚踏入好莱坞，专注提名奥斯卡；英国瑰宝阿黛尔在随着年龄增长减少了创作后，开始关心身体的康健和家庭生活，消失在聚光灯的阴影之中。
曾经每一个被誉为流行音乐天后的女性表演艺术家，都在时代的浪潮中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一条被时代所能接纳的路。泰勒·斯威夫特也是如此，她努力地在殷实家境的加持下，兑现了全部的天赋，又在占据美国主流文化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难以维系的当下，被主流媒体和粉丝们拥簇着、如愿以偿地成为互联网时代美国的精神旗手。
作为商品和自我身份标识的流行音乐，在下一个十年里又会迎来怎样的改变？
从麦当娜，到布兰妮，再到泰勒·斯威夫特。
下一个应运而生的全美制造的幸运儿，又会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