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猪年春晚，观众总规模超过11亿，满意度超过96%，你也看了吗？
在网上看到这届春晚一个普遍的评价却是：虽然没什么糟点，却也找不到什么亮点。
在娱乐方式多样化的今天，观众不那么容易被打动了，而春晚在很多人看来变成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
然而回望30年前的那场春晚，那时候的舞台，相比于今天虽然显得简陋，却让人无比怀念。
1989年是八十年代的尾声，那年的春晚把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现场进行了一次集中回顾，至今我们仍能从那场春晚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魅力在今天的遗失。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如此怀念八十年代。
01
那是小品最好的时代，老一代小品王正值黄金期，还有一批喜剧新人纷纷登场。
八十年代收尾的那年春晚第一个引起强烈反响的节目，便是年过六旬的赵丽蓉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一句“司马光砸缸”承包了全国观众一年的笑点。
所以有人说，那时候的小品台词成了年度流行语，如今的年度流行语成了小品台词。
也正是这一年春晚，陈佩斯与朱时茂这对黄金搭档再造经典，小品《胡椒面》台词寥寥，道具只有“一桌两凳”，却靠他们的精彩表演制造了无数包袱。
那一年，28岁的宋丹丹首次登上春晚，在小品《懒汉相亲》中穿着大红棉袄，戴着绿围巾，把纯朴又可爱的农村妇女“魏淑芬”演得惟妙惟肖。
30年过去，宋丹丹和赵本山的“白云黑土”，已经阔别春晚舞台多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凭着一股“不认怂”的劲，既活出了面子，也活成了里子；而看完每年的春晚，我们依然如此怀念赵丽蓉老师。
那年的春晚，陶金表演了自己创作的舞蹈《跳起来》，成为80年代舞蹈热的一个缩影。
舞厅无疑是80年代最赶潮流的场所，霹雳舞、交际舞、迪斯科……舞蹈成为全民风尚标。
因主演《摇滚青年》走红的陶金是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曾是无数人仰慕的“霹雳舞王子”。
可惜天嫉英才，1997年，36岁的陶金因病去世。他的妻子、舞蹈家赵丽萍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陶金 我的至爱》。
说到那年春晚的舞蹈节目，杨丽萍的名字不得不提。
那是她第二次上春晚，3分钟时间里用三段舞蹈奠定了自己“孔雀公主”的地位，从此书写了了自己的舞蹈传奇。
那个年代的很多艺术家，都有着像赵丽蓉、陶金、杨丽萍这样的特质，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者和实践者。
02
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里，赵丽蓉把侯耀文扮演的纪录片导演弄得晕头转向。而侯耀文口中的“拍摄专题片”，更是从侧面反映出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电视电影行业逐渐兴起的背景。
1989年，台湾儿童题材电影《鲁冰花》在内地引发高潮，片中的亲情和梦想，打动了整整一代人。同名主题曲《鲁冰花》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
同年，另一部儿童题材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台湾上映，并没有引起多大水花，放映几天就下片了。
第二年，影片在内地造成了轰动。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1元到3元，甚至三五毛钱的情况下，观众人数超过2亿，票房上亿元。
有人说，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喧嚣浮躁，而这两部影片则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宣泄感情的端口。
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走到了最繁荣的时期。
当红的明星戏约不断，他们都发扬了狮子山下的劳模精神，让现在的一些流量明星知道什么叫“敬业”。
那年的刘德华拍了13部戏，人送外号“刘十三”；郑裕玲同时跨9个剧组拍戏，人称“郑九组”；同样的，王祖贤曾经一天拍过7组戏，被港媒戏称为“王七组”……
那时最红的影星，应该是周润发。
他同时以两部电影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最终凭借《再见阿郎》三度封帝，当之无愧的港片一哥。
从到洗车工、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到荧屏之王、五金影帝再到好莱坞明星，周润发是一部活着的香港电影史，也是一部男人奋斗史。
《赌神》里的刘德华、王祖贤和周润发
当香港电影被称为“东方好莱坞”时，八十年代优秀的国产电影也喷涌而出。
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这些电影哪一部不是体现了影人对艺术的敬畏？
1986年的《芙蓉镇》让刘晓庆获封双料影后；化妆师希望姜文的皮肤能再黑些，他便只穿了一条短裤坐在阳台让毒辣辣的太阳晒，直到晒得又黑又亮，谢晋见到后戏称他为“黑泥鳅”。
1987年的《末代皇帝》斩获9项奥斯卡大奖，陈道明出道即获封影帝，陈冲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影星。
同年，吴天明导演的《老井》轰动影坛，张艺谋摘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桂冠。
为了塑造《老井》里的“孙旺泉”，张艺谋光着膀子，把自己晒黑得像煤炭；“孙旺泉”被困井下生命垂危，张艺谋就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拍摄完成后被人扶进了医院。
所以也有人说，张艺谋的这个影帝是拿命换来了的。
拍完《老井》，张艺谋转身自己当导演。吴天明凑了4万块钱给他，让他在山东高密种下了一百亩高粱。
1988年，《红高粱》拿下柏林金熊，震惊世界影坛。
为了拍一部电影冒着风险去种一百亩高粱，在特效和抠图盛行的今天，谁还会这么做？
张艺谋后来说，如果让我种一千亩高粱，我还能拍得更好。
03
有人说，《红高粱》是张艺谋第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好的作品。
因为那年的张艺谋还没有被复杂化，他只是简单、纯粹的创作者，他只需要表达自己的艺术直觉，那舞动的高粱，那满屏的红色，便是他的自信和希望。
1987年的巩俐、莫言、姜文和张艺谋
时隔三十年，《红高粱》在院线重映，或许是对当下的影视行业一种善意提醒：
真正的优秀作品，即便历时弥久，也会有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
而那些粗制滥造、乱蹭流量、迎合IP的作品，终究无法被大众和历史记住，喧嚣过后，将会掩埋在滚滚洪流中。
这一点，反映在八十年代的国产电视剧上尤为明显。
1986年版《西游记》，豆瓣评分9.5，已经封神的国剧经典。“小时候暑假最期待的就是看《西游记》的重播”，成了很多人儿时的共同记。
1987年版《红楼梦》，制造了国产剧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典。那时候，很多人即使读不下厚厚的小说，也能把电视剧看个两三遍。
四十年过去了，《红楼梦》重播了上千回，观众百看不厌，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的“镇山之宝”。
那时候的剧组心存敬畏，死磕剧本，制作精良；演员努力敬业，演技在线，表演质朴。
86版《西游记》只有25集，却前后花了6年才拍完，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摄制的艰辛不亚于西天取经。
87版《红楼梦》最能诠释什么叫“制作精良”：
当年剧组为了找最合适的场地，全国各地辗转，不惜重金盖了个荣国府和大观园；
摄影方面精雕细刻，逐帧琢磨；
服装方面设计了上千套衣服首饰；
作曲家王立平创作了十几支曲子，花费了近两年心血……
剧组从选角到正式开拍经历了三年，专门对演员进行集训，找来专家为演员教授琴棋书画，培养他们的贵族气质，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
可以说，87版《红楼梦》是不惜工本，倾举国之力，成就经典。当时还没有收视率统计，摄制组更像是带着使命去拍一部剧，而不像如今收视率和金钱至上。
跟如今的剧组都抢着找大牌和流量明星来演不同，当年选角的标准是看演员气质、性格与角色是否相符。
欧阳奋强为了演好宝玉，一个月内废寝忘食读了4遍《红楼梦》；陈晓旭从小就喜欢《红楼梦》，对书中情节了如指掌，她还喜欢写诗作词，性格温柔忧郁。凭着一封自荐信，她成为了林黛玉的扮演者。
《红楼梦》播出二十年后，陈晓旭香消玉殒，世间再无“林黛玉”。
04
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天，一帮朋友聚会给陈道明饯行。
有人趁着酒劲说了一句真心话：假如我们都能找到杜宪这样的妻子，也就死而无憾了。
这话把陈道明说得心里美滋滋，那场宴席后的第二天，他去无锡拍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围城》。
八十年代，老舍、矛盾、巴金、萧红等名家名著纷纷被改编成电视剧，而改编自钱钟书的这部《围城》无疑是最经典的。
这部剧里，陈道明把知识分子方鸿渐演得入木三分，他的名字也随着这部剧走进千家万户。
那一年，陈道明34岁，第一次上猪年春晚舞台的葛大爷，那时还为陈道明搭戏。
那一年的周星驰27岁，还跟36岁的吴孟达在剧集里跑龙套；15岁的吴京，刚刚进入武术学校学习；1979年出生的沈腾10岁，而7岁的韩寒刚刚上小学。
没有人想到，他们会在30年后的贺岁档如此“相逢”。
同样拍摄在1989年，在第二年和《围城》“狭路相逢”的还有一部经典国产剧，《渴望》。
这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
《围城》和《渴望》的成功吗，宛若一个时代的绝唱。
现如今，摄制技术进步了，制作投资越来越高了，但人们对经典的敬畏，以及那个文艺蓬勃发展、创造力空前旺盛的八九十年代，却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再来看看八十年代的片酬：
86版西游，剧组片酬最高的导演杨洁，也只有每集90元，主演里最高的是六小龄童每集70元，其他演员的片酬不超过每集60元，但他们没人抱怨，只想着如何才能把戏拍好。
同样，87版红楼里除了导演王扶林的片酬是每集70元之外，其他主要演员的片酬只有每集60元，很多人甚至只有30元，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艺术精品的追求。
八十年代，TVB将金庸的《连城诀》改编成电视剧，作品中有一句语录：
悲乎，天良丧尽，大悲无声，
问世间，情为何物，财有何用？
来也空空，去也空空。
这句话对于当下影视圈的天价片酬和“阴阳合同”乱象，不也是一种启示吗？
05
八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转折点，沉睡许久的流行文化展现出强烈的苏醒欲望，以邓丽君为代表的通俗歌曲虽然被批判为靡靡之音，但还是红遍了全国。
当时春晚有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让台湾的校园民谣和流行音乐在大陆风靡一时；那年，28岁的庾澄庆发布成名曲《让我一次爱个够》，用摇滚的方式强烈地表达自我。
那时正是王杰横扫乐坛的时期，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鸣惊人，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时的小虎队刚出道不久，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乖乖虎”苏有朋还未满16岁，便以《青苹果乐园》等歌曲刮起了一阵旋风，成为华人团体偶像的鼻祖，粉丝横跨70、80、90甚至00后。
如果说当时台湾乐坛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影响是“润物无声”，那么香港乐坛更像是“洪水猛兽”。
八十年代末，来自香港的徐小凤带来两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和《心恋》，她雍容华贵的气质、圆润浑厚的歌声和优雅大方的舞台风范，掀起了一阵模仿风潮。
当年最红的香港摇滚乐队，是Beyond。
这一年他们发布的《真的爱你》，直到今天仍是KTV必点神曲。
Beyond乐队成立之初，连件像样的乐器都买不起。在父亲反对的情况下，家驹的母亲仍然努力给孩子存钱。在一个母亲节，黄家驹创作了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伟大。
1989年，20岁的王菲刚刚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仍是旧句子》，封面上的名字还叫王靖雯。
另一边，比她大4岁的陈慧娴已经红透全港，是那年专辑卖得最好的香港歌手。
可就在事业巅峰，陈慧娴突然宣布告别乐坛，选择漂洋过海求学进修。告别演唱会上，她在演唱《千千阙歌》前说“各位，你们要保重，慧娴要走了。”
多年后她重返舞台，乐坛早已不再是她的时代，但她依旧笑容甜美；岁月和经历带走了光环，却赋予了她自信和从容。
八十年代末，告别乐坛的还有张国荣。
那是“谭张争霸”的白热化时期，香港乐坛两大殿堂级巨星谭咏麟和张国荣，基本上垄断了香港乐坛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但凡两人同时出现的场面，必定是掌声与嘘声齐飞，双方歌迷甚至发生斗殴流血事件。
所以在谭咏麟退出颁奖之后，张国荣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退出乐坛。
在告别演唱会上，张国荣含泪说了一段令人心疼的话：
你们会不会很快就不记得我了？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只希望有人问起你们，八十年代的香港歌星里都有谁，你们随便提起我，我就很满足了。
06
港台流行音乐波涛汹涌，大陆摇滚乐坛暗流涌动。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崔健打响了中国摇滚的第一枪：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三年后，崔健于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
在崔健的影响下，一批年轻人纷纷加入到摇滚乐的洪流中，用叛逆、愤怒呐喊出他们对自由与生活、爱情与理想的态度，那种朝气蓬勃的面貌看起来既生猛又可爱。
那时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一场“中国现代艺术展”，先锋艺术家首次大规模在国家主流美术馆集体亮相。
展览上，女艺术家肖鲁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连开了两枪，直接导致展览关闭，肖鲁被压上警车带走。
而她打枪的初衷，仅仅是觉得《对话》这个作品太完整了，需要“破一破”。
曾被“封杀”、至今被无数文艺青年捧为神作的电影《颐和园》，故事背景便是八十年代末。
郝蕾，《颐和园》
作家查建英说，在八十年代，人们像对待初恋情人一样痴迷地追求知识、追求创作，把阅读、探索和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并且感到幸福，很浪漫也很诗意。
八十年代末，一个时代的故事总是给人结局性的感受。
那一年的3月26日，年仅25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留给世人最脍炙人口的诗句，而他的死也被人们称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北岛的诗篇便道出了这一切的悲哀和无奈：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07
北岛曾经用诗歌《结局或开始》，表达了他在一个时代临界点上的复杂情绪：
1989年是八十年代的结尾，但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一切充满热情和希望。
并且，“希望、理想、热情和真诚”，也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
1989年，杭州西湖孤山，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久久地凝视着鲁迅塑像。
有人给他们设计了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
巴金：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想起先生写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可是世上再无先生了。
鲁迅：不然，不是还有你们吗？
巴金：先生，只是我辈苟延残喘，现已风烛残年，再不可寄什么希望了！
鲁迅：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89年，徐永光为取一个名字甚至翻起了《辞海》。
一夜灵感突发，一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希望工程”，被认为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改变了数百万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
两年后，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拍下了一张名为《我要读书》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孩衣着破旧，然而明亮的大眼睛中充满渴望的眼神间感动了亿万的国人，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
八十年代，一篇叫《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报道，让张海迪这个名字名噪中华。
5岁高位截瘫，自学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知识，并学习针灸，在当地无偿行医治病。人们给了她两个赞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 陈玉先 绘
“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是那个“人人讲奉献”的时代的价值观共识，然而这样一句颇为“伟光正”的话语，却是当下所缺失的品质。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那年春晚，韦唯一首《爱的奉献》感动了全国观众。
《爱的奉献》取自聂卫平家与保姆龚义霞之间的温情故事，当时在聂家做保姆的姑娘龚义霞得了重病，在聂家的关爱与帮助下战胜了死神。
然而那年的聂卫平并不痛快，应氏杯决赛第五局，决定时代的一战。在2：1领先的情况下，他被韩国对手曹薰铉连扳两局，痛失冠军。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没人想到此后20年，韩国围棋一直占据上风。
聂卫平和曹薰铉的世纪之战
不过与此同时，一个叫做常昊的小小少年，击败了名将王群，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当然了，聂曹大战的失败里，常昊的胜利没有给中国棋迷们什么鼓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间流去，人们才明白这个少年日后对中国围棋意味着什么。
那年，16岁的邓亚萍赢得了运动生涯中第一块冠军奖牌，在当时并不算什么大新闻。
但在此之后的8年中，邓亚萍又分别拿到了17次世界冠军、并连续2届、4次拿到奥运会冠军。这个身高不足1米5的小个子姑娘，用实力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
0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在哪个时代，那些怀揣着诚意和热情跟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1989年，宗庆后靠蹬三轮车卖冰棍，创建了娃哈哈。多年后他登顶中国首富，脚下仍然穿着那双布鞋。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传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1989年，张瑞敏领导的海尔获得了中国电冰箱市场的第一枚国内金牌，把冰箱做到了全国第一。
在此四年之前，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濒临倒闭的电器厂（海尔前身）当厂长。一天，张瑞敏带队进行仓库检查，发现400多台电冰箱中，竟然有76台不合格。
张瑞敏一声令下，76台冰箱变成了一堆废铁。按出厂价计算，这76台冰箱相当于全厂职工两年的工资，很多职工在砸冰箱时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他砸冰箱用的铁锤，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跟张瑞敏一样，“诚信”是那年头的人们最突出的品质。现在看来，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简直就是良心。
张瑞敏砸冰箱事件后来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1989年，40岁的路遥呕心沥血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两年后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30年来，《平凡的世界》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人，至今仍深受欢迎，为什么？
这部作品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平凡的世界》传递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是：
不管处在什么社会，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在平凡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
也是那一年，一个在电厂做计算机工程师的26岁青年决定写科幻小说。
十年后，他的作品首次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三十年后，他写的《流浪地球》被改编成电影，刷爆2019年贺岁档。
他就是中国科幻小说界的“第一人”，刘慈欣。
如今八十年代过去了，回首过去，30年后，我们追溯和怀念那十年的人物和故事，依然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挽歌般的情绪。我们再也触摸不到八十年代的体温，却可以过好现在。
如今，最后一批80后已经步入了而立之年。媒体人封新城说，八十年代是一代人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一次出发。
回过头看，那句“鸡汤”其实说得特别好：
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参考资料：
新周刊：《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陈煜：《中国生活记忆》
王小峰：《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