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四年之后，今年春节郭凡导演携《流浪地球2》重回中国观众视野。虽然开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有如经历奇幻漂流，见证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甚至匪夷所思的事件，票房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凭借过硬的影片质量，口碑反而一路走高。
《流浪地球2》所呈现的视觉奇迹是前所未见的，剧情之复杂严谨是科幻电影里罕见的，要表达的价值观与过去统治科幻电影这个门类的好莱坞完全不同，在这短短的两周里，电影的解析、二创铺天盖地，制作团队的路演在各地持续火爆，周边众筹的金额甚至超过了另一部知名国产科幻电影的票房，主流媒体的专题节目持续不断，而人们也能清晰的感受到，这些行为背后的情绪不是自嘲和解构，而是与有荣焉的参与。
几乎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流浪地球2》已经达到中国电影前无古人的高度，注定留名青史。这种共识背后的渴求呼之欲出，中国需要一部代表着当代伟大成就与时代风貌的文化产品，将“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毫无疑问，《流浪地球2》的努力是成功的。
春节之争，我们失去了多少？
如果关注国际新闻，对近几年愈演愈烈的“Chinese new year”议题一定不会陌生，春节是农时节日，东亚的春节传统背后是农业历法传播的结果，是古代中国作为东亚世界文明中心对外输出的产物。但这个对中国人不言自明的概念，近年来在英语世界已经逐渐被拆分成属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称呼。“Chinese new year”，“Spring Festival”，“Lunar New Year”，甚至包括“Korean New Year”，都是指向同一节日的不同称呼。
话语即权力，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宇宙大国系统的有意识的对中国文化的长期窃取，但“Chinese new year”议题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共识的解构则是无法被忽视的。
与之对应的是圣诞节，作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是“birthday”，对于任何一个欧美民众来说，“birthday”就意味着圣诞树，圣诞老人，糖果，团圆与假期，不会有“America birthday”、“Britannia birthday”或者其他什么不同的称呼，也不会有不识趣的媒体去炒作这样的议题，“birthday”的共识不言自明。
这样的差异的产生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几百年掌握先进生产力的西方席卷了整个世界，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带到了征服的土地并牢牢的生根发芽，传统而古老的帝国则节节败退。
中国近代苦难艰辛的救亡图存让我们惯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近代化的变革，它意味着产业革命，新的军事力量，新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战争与死亡的宏大图景。但这样的视角是缺失的，历史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的共同体，如果倒转视角，近代化实际上是一个人在百年尺度上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不仅仅包含着看得见摸得着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更包含着在如此漫长的尺度上产生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一切—文化、审美、娱乐、社交，以及由此诞生的共识。
对于拥有先发优势的西方来说，意识形态领域的近代化产物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非为了对抗或是服务于异质文化，因此呈现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强烈的主体性。
就如同中国球迷羡慕的英国足球文化，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最早的规则由剑桥牛津的学生们制定，而联赛的雏形则产生于英格兰中北部的工人市民团体中。钢铁煤炭的工人们精力旺盛组织水平高纪律性强，足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娱乐项目，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球队，有了球队就有了比赛，比赛多了，就约定小团体编为一组，固定时间来进行比赛，league原意就是社团联盟的意思。而社会足球文化就产生于这样普遍自发又与当地民众生活紧密结合的生活中。
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历史不会给它们自由自在野蛮生长的机会，要么被征服，要么先活下来。活下来很难，中国与旧时代的告别是残酷而又痛苦的，而新时代内忧外患的压力让社会没有自发自然构建符合时代的文化的机会。
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起中国的现代化时，还是会把现代化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可以从飞机上俯瞰的中国，但构成现代化的另一半又是怎样呢？这是个沉重的问题。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前植根于革命叙事的文化建构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几乎都是舶来品，由此产生的价值倾向又加剧了这种“西学东渐”的强度，直到10年前后才有所改观。
在这之前，电影导演们依然以在好莱坞或是戛纳获得认同作为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国内观众也对美国大片趋之若鹜，作为文娱行业王冠的电影业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呢？
中国活了下来，付出的代价则是意识形态领域主体性的丧失。意识形态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对自身的认识源于他者的定义，当自身由他者定义的时候，激进就成为了主流，激进的反对表现为对他者无逻辑的否定和拒绝，激进的支持则表现为对他者无原则的接受和崇拜。而正确的认识自身，就是如何重新寻找主体性的过程。
意识形态奇观的力量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主体性取决于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窥见隐藏在复杂交流背后产生主体性的动因。但如果把视野投向大航海之前的时代，投向人类文明还未产生广泛交流的时代，主体性产生的历史就会变得非常明晰。
历史证明，人类提升生活水平扩张族群规模的努力与所处自然环境的互动产生了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为在旧大陆广泛交流前各地文明的独特性，源于需求，有些文明长于农耕，有些文明长于航海，有些文明长于渔猎，这些特长反过来塑造了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又通过神话、信仰或是宗教塑造了自身的主体性。简而言之，人的自然实践塑造了人的主体性，人对主体性的共识又塑造了社会的特殊性。
这种共识与现实的相互作用最终会产生新的文化符号，而某些承载着时代精神并由此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符号，则升华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不朽存在，现实里我们称之为—奇观。
奇观是关于主体性和不言自明的共识的叙事，大多数时候与现实中的存在并无关系，甚至是否存在也无关紧要。就像提到金字塔，意味着悠久的古埃及文明，提到罗德岛巨像，就意味着古希腊文明与海洋的血缘。今天的中国人提到长城，是那个代表了悠久历史的文化概念，以及背后关于文明韧性与坚持的共识，现实中屹立千年的风化城墙成了概念的承载者。
时钟走到近代，奇观的创造从自发走向自觉，社会层面对彰显主体性的渴望产生了塑造奇观的风潮，在整个十九世纪到一战前，黄金时代的欧洲基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文化产品的自信，不断的塑造着新的奇观，其影响深远直到当代。
大本钟、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都已经成为国家的名片与象征。而城市本身，拿破仑三世最重要的遗产，由乔治.奥斯曼主持改建的巴黎，即便到今天香榭丽舍大街已经成了小偷与流浪动物的乐园，但“浪漫之都”的桂冠从未旁落，依然是全世界文艺青年的圣地，这便是奇观的力量。
随着人类建造能力的飞速发展，建筑物本身已经难以承载奇观的概念。奇观本身向着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两个方向狂奔，前者的代表是科技奇观，美苏冷战就是科技奇观的争夺，第一枚核弹，第一次发射卫星，第一次载人航天，第一个登上月球，后者的代表则是电影产业塑造的各种视觉奇迹，是《星球大战》与《终结者》带来的震撼。
塑造新奇观的力量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理解，人们对奇观的崇拜以及由此带来的共识越来越显现出非理性的特质，某种意义上说，真实的存在已让位于人的观念中的存在，真实的奇观已经升华为意识形态的奇观。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流动的便利，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社会的独特性，进而削弱了不同社会的主体性——
远隔万里的两个人谈论同样的电影看同样的体育节目关注同样的新闻，他们又如何分辨彼此？此时，意识形态奇观的制造者实际上拥有了排他性的力量，就如同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它塑造观念中的美国已经相当程度上代替了真实的美国，而这个观念的美国也在潜移默化的侵蚀着其他社会中的独特元素。
意识形态奇观是如何铸就的
半辈子生活在西北内陆，职业是电厂工程师的刘慈欣，在工作之余写出了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考上名牌大学法学专业却选择当导演的郭帆，拍出了中国最好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诞生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但这种传奇色彩并不意味着偶然性，无论是刘慈欣，还是郭帆，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蕴涵着产生卓越的艺术作品的可能性。
刘慈欣是60年代生人，他的前半生经历了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也经历了跌宕起伏而又充满危机的冷战时代，有人戏称大刘“用科幻写冷战史”，并非没有道理，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大刘作品的鲜明特点，在传统的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看起来强大但又有儿戏般致命弱点的反派或是各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恐怖灾难”在大刘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面对困难主角们没有捷径，也没有奇迹，有的只有理性的牺牲和排除万难去赢得胜利的决心，这不正是他所经历的现实的写照吗？
而导演郭帆作为第一代80后，他的青少年时代则是在相对缓和的国际关系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度过的，发展提供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宽松的文化氛围也让他接触到来自西方更先进的文化产品，郭帆自述是卡梅隆的《终结者2》让他产生了成为一名科幻电影导演的梦想。作为一个山东考生，在扩招之前能考上大学也意味着他的学生时代付出了很多，这有别于国内影视圈大部分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或许就是他半路出家但却能打造出卓越产品的重要因素。
想象力是珍贵的，但想象力也是廉价的，热爱和梦想值得赞赏，但热爱和梦想也并不稀缺。每一个读过流浪地球的人或许都在脑海中构建过自己的行星发动机，也想象过地球滑过木星时掀起的如山巨浪，但从脑海中走到荧幕上，才是最重要的一步。
科幻电影的核心任务是制造视觉奇迹，把人们只在脑海中存在过或是难以想象的场景在大屏幕上真实的呈现出来，这种制造视觉奇迹的能力，是电影工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遗憾的是，这种能力过去只有好莱坞拥有，庆幸的是，《流浪地球2》用一镜到底的太空电梯，用质感与细节几可乱真的月球基地证明了这种能力现在也属于中国电影。
这种能力背后是《流浪地球2》制作团队的努力，是新的拍摄技术和项目管理方法的实践，是中科院顾问团队对技术细节的把控，是以徐工为代表数以百计的从硬件到软件全面涵盖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支持。曾经的苏联黑海船厂厂长曾经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航母”，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与决心的体现，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又何尝不是呢？
但仅仅只是这些吗？文艺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创作是由创作者和观众共同造就的，观众本身的需求是产生电影的首要因素，产生科幻电影需求的动力—想象力和对科技发展的好奇，背后则是教育水平的广泛提升，在一个贫穷的由群氓组成的社会里，是难以产生这种需求的。观众对电影的评价与共鸣也是构成电影的重要元素。
对于观众来说，观影体验的一部分也源于由现实产生的认同，美国领导世界击败外星人的《独立日》之所以成为90年代的科幻经典，那是因为美国真的在90年代领导世界，今天中国观众被《流浪地球2》所打动，是因为中国真的有J20，真的有领先的无人机技术，真的有建造超级工程的能力，真的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一部好的电影所表达的价值观与其说是获得了观众的认同，不如说本身就是观众们共识的表达，当我们把这些因素串在一起时，就会清晰的看到这部电影背后所蕴含的力量，同时也就理解了整个社会对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流浪地球2》本质上承载的是当代中国重建意识形态主体性的渴望，而电影本身这种渴望形成的共识的具象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浪地球2》是中国在电影领域的第一座意识形态奇观。这种意识形态奇观的出现，必然会让很多人欣喜激动，也会让很多人拒斥惶恐。
这也就不难理解，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和争论，早已超越了票房价值本身，也让同期其他电影在意义维度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论如何，我们希望，也坚信这是一个开始，我们期待着更多真正属于新时代的中国叙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