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郭晓婷
前两天,书单君看综艺《演员请就位》,有一个片段让我特别震惊:
演员郭晓婷在台上,跟导演告状,说搭档杨志刚不配合排练很遗憾。
结果弹幕里一片骂声: 这妹妹在那告状呢、心眼真多、绿茶婊。
杨志刚是谁?
提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但看到这张脸你应该就有印象了。
他是市场评定最高级S级的70后演员,《铁梨花》《打狗棍》《勇敢的心》等各大热播剧男主。
哥哥是《娘道》和《最美逆行者》的导演郭靖宇。
对比之下,郭晓婷只能算娱乐圈新人了。
她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应该是《仙剑奇侠传》里的花楹。
这两个人搭档的《受益人》,可能是《演员》里唯一没排练的节目:
因为杨志刚不配合,他们在上台前,总共就排练了3次。
郭晓婷一次又一次跟他商量,希望多排几次,建立情感交流,但他一意孤行,还要按自己的想法改剧本。
最后出来的效果不好看。而对手组呢?反复排练,拿了最佳。
郭晓婷无法理解,她当着导演的面,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看到这里时,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因为她一讲完,全场就沉默了好几秒,更加衬托出了她的不合时宜。
弹幕里有人骂她“心机”、“绿茶”,也有人说她“情商低”、“太较真”、“得罪人”。
这让我觉得很可悲,难道说实话就是绿茶?不肯吃哑巴亏,就是情商低吗?
这一幕,简直是一个小型中国社会的缩影。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郭晓婷的做法?因为它破坏了中国人人际交往的“潜规则”。
也就是说,她“坏了规矩”。
无讼社会
中国人讲究什么?无讼。
讼,就是告状。
老话说,“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
中国人历来追求无讼社会。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写过,以前律师是被蔑称为“讼师”、“讼棍”的。
一个到官府打官司的人,会被人们所不齿。告状,被认为是一种“搬弄是非”的恶行。
举个例子,打离婚官司在西方非常常见,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不道德、不体面。
而郭晓婷在台上直接揭穿老前辈不配合排练,就像是跑到了县太爷面前喊冤,大家不仅不会同情她,还会觉得这个小姑娘“不懂做人”。
甚至会被恶意揣测,是在“出卖别人”。
你看,中国已经从乡土社会蜕变,但对诉讼的固有观念,依然留存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
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提供过一种“正确的维权方式”:
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
但不敢保证,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估计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
但你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的气放掉。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
总之,就是不能正面起冲突。
当然了,这是王小波的调侃。事实是,很多人受了气,不仅明面儿上不能撕破脸,私下里也得学会吃哑巴亏。
小说《狗夫200天》里,女主张老太是个爱较真的老奶奶。
她报的驾校,存在一种潜规则:
每天中午,教练会带着学员去他们拿回扣的饭店,那里的饭菜比寻常的饭店难吃点,贵点,但又不至于难吃和贵太多,餐费所有学员AA。
张老太不能接受,她问大家:“为什么要来这儿吃?凭什么教练不用掏钱?”
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大家反而觉得她很奇葩。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反正也没多少钱,摊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几十块,大家都心知肚明让教练赚点回扣,没人爱计较这个。
比起个体的公平公正,大家更追求集体的安宁和谐。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吃亏是福”、“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枪打出头鸟!”
却没有人教过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要生事,以和为贵!
“自我压缩的人格”
为什么我们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维持人际的和谐?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历史学家孙隆基对中国人的群体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孙隆基说:
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包围中。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自我”其实是不被看见的。
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身上贴满的标签,他的年龄、等级和层次等。
想想看,我们跟陌生人打交道时,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年多大了?做什么的?结婚了没?
这其实就是为了确定你和对方的长幼和尊卑。
不同等级的人,给予不同的面子。年纪大的、等级较高的人,就得多给一点儿“面子”。
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种熟人化的社会结构。大家都是熟人,熟人之间当然要照顾到彼此的面子了,这样才能维持长久的关系。
所以郭晓婷和杨志刚搭档排练,杨志刚就有话语权,郭晓婷得战战兢兢。
这就像是你刚入职场,跟公司的老人分配到同一个项目,哪怕前辈倚老卖老,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是工作还是没做好,老板问责,你还得安静地把锅背了。
不然就是出卖队友,在老板面前惹是非。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集体的和谐,比个体的公平重要,我们就会习惯用懂事或者听话、沉默、逆来顺受等等——去换取社会观众的赞许。
如果我们认为公然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就会更能容忍被别人占便宜,也就更容易受人利用、摆布与控制。
这被孙隆基称为“自我压缩的人格”。
不要为黑暗辩护
比自我压缩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会用这一套思维去压缩别人。
孙隆基讲了一个故事:
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国学大师来学校演讲,结束后系主任就叫上出席的人一起去吃饭。
也不是正式的公宴,是他本人掏的腰包。
系里有一位教授当时没去听,自然也就没被邀请去吃饭。没想到,这个教授大怒,说该国学大师是自己老师,系主任不邀请他,故意排挤他等等。
系主任向他道歉,但他仍没完没了,要系主任写悔过书。
这非但很不公道,也是令人失尊严的要求,系主任觉得很难做,但系上两位乡愿式的教授却出来打圆场,说好说歹地劝系主任“大人有大量”。
结果,悔过书写是写了,闹事的一方意犹未足,在书背后批了几句侮辱性字句,丢了回来。那两位乡愿又来将系主任按下去,叫他好歹再顺从对方一次。
在这期间,有人看到系主任在办公室内暗自流泪。过几天,他在马路上行走时心神恍惚,最后出了车祸。
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大人必须要有大量,受了委屈,咬碎牙也要往肚子里咽。
而小人,却正因为是小人,反而有了作恶的道理,这不是很荒谬吗?
如果这样可以换来和谐,那这到底是真的和谐,还是妥协呢?
说回郭晓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其实一直是个勇敢的人。
曾因N号房事件发长文,自曝幼时遭性骚扰的经历:
学生时代,有位语文老师每天给她发暧昧短信,她直接用生硬的文字回辱了对方。
看不惯老师对其他女同学动手动脚,她会跑去向校领导投诉。
这是一个对权力压迫很敏感的人。
在书单君看来,她代表了年轻的一代——她们拥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没学会“背锅”。
而我们呢?却要在这个时候捂住她的嘴,告诉她:为了这点事,没必要;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撕破脸不好看;万一以后人家给你使绊子,多不划算!
这看起来是为她好,但本质上,是一种二次伤害。因为这些话都是在告诉她:你受的委屈很渺小,不值一提。
可是再小的委屈,也是事实不是吗?凭什么犯错的人,被视为“合理”,而发声的人,却成了“祸根”呢?这太可悲了。
有句话说,如果天空总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比起那些精明的沉默,我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郭晓婷式”勇敢的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