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示威正酣之计，中国经济已开始走向复苏。北京时间6月1日，中国两会结束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离京赴山东考察，期间他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中共中央文明办在5月27日更是表态，在今年中国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地摊经济”、“马路经济”等以往被限制的经济形式如今被中共高层再次启用，可见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和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即使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泥潭，其就业形势依然难以乐观。
1980年代的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正如其字面意思，是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是最简单，底层民众也可作为创业者参与的商业形式。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时代，历经千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地摊经济”的使命被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从满足生活需要上升到“保民生、促就业”的高度。
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期间积累的大量上山下乡的知青蜂拥回城，加上五六十年代人口增长失控（1949年至1979年中国人口增长4.3亿），导致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镇就业压力陡增，当时的实际待业率高达13.6%。经济形势更是惨不忍睹，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407美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中共高层在同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把工作重心放到发展经济建设上，同时1981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同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肯定了个体经济的作用，表示为“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求，扩大就业”，个体经营户可以租赁铺面、柜台，可以摆设摊点、走街串巷、流动收货等。由此，“地摊经济”成为中共高层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早在1981年，“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就率先打破“一大二公”（中国大跃进运动时期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两个特点的简称：一是人民公社规模大；二是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组织束缚，允许农民开展副业，让“鸡毛换糖”（地摊经济）传统公开化，合法化。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引发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时，“地摊经济”在促就业方面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润富豪榜第70位、中国新希望集团董事刘永好就是从摆地摊起步，随后自主创业，将新希望集团发展成中国农牧业企业的领军者。
为何再次被启用
虽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摊经济”在解决失业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城市发展，它依然被管理者所抛弃，因为“地摊经济”引发的环境、社会秩序、产品质量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文明。为了改善市容市貌，推动城市文明有序发展，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成立第一支城管队伍，随后中国各地城管体系建立起来，2002年8月2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此后中国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制度全面铺开，极易引发市容市貌问题的“地摊经济”也因此短暂退出了城镇历史舞台。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本来放缓的全球经济出现倒退现象，5月26日，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GEO）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4.6%，而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下降6.8%。虽然中国在疫情受控后经济开始回温，但城镇失业率依然没有改观，根据官方数据，中国1至4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而这个数据只是登记在册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未登记的城镇人口和大量农村失业人口，因此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仍旧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四川成都政府首开先例。3月15日印发《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就此释放了复苏地摊经济的信号。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5月28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这样的“成绩”获得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他表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随后上海、甘肃、浙江、江西、河北等城市也相继出台政策，松绑“地摊经济”，而“地摊经济”再次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失业的有效手段。
虽然“地摊经济”再次被启用，但是它本身的问题，如影响市容市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在松绑的情况下，有效解决“地摊经济”引发的环境、质量问题，依然考验中国政府的执政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