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发表长篇特写报道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可能永远也无法在薪酬、机会或信心方面赶上其他人。
21岁的马修·亨德森没有工作前景，却有24,000美元的学生贷款。他说：“我没有钱付给他们。”马修·亨德森进入就业市场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作为洛约拉大学的大四学生，他整个春季学期都在英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做贸易政策分析师。但毕业后，他将这一机会转变为一份长期工作的可能，被冠状病毒疫情带走了。
现在，亨德森和家人待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家中。他没有工作，正在考虑去好市多和塔吉特百货工作，以偿还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8万人民币）的学生贷款。
刚满21岁的亨德森说，“我处在焦虑中，我必须还学生贷款，但没有钱。”
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进入一个被疫情摧毁的就业市场，亨德森和数百万他的同龄人一样，面临着异常危险的未来。
年轻人，尤其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在经济衰退中尤其脆弱。他们刚进入就业市场，缺乏工作经验，几乎没有免于裁员的资本。大量研究，以及在上一次经济衰退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经验表明，试图在经济危机期间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处于长期的劣势地位。他们在工作中的薪资、机会和信心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在这次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正开始报复性地上演。从3月到4月，20到24岁劳动力的就业率下降了四分之一，20到29岁的劳动力就业率下降了16%。而在50多岁的劳动力中，这一比例约为12%。
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和退役将军卡尔·艾肯伯里，在为与法律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博客Lawfar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当前的危机比喻为战争时期，长辈们派年轻人去打仗、去牺牲。
“年轻一代的生活将受到最深的伤害，包括负债的学生和苦苦挣扎的借贷者，养家糊口的父母，朝不保夕的应届毕业生和心怀焦虑的首次求职者。”
对于一些较年轻的劳动力来说，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二次打击。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分析指出，“在大衰退(注：指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进入的大萧条时期)之后首次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代人，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次“百年一遇”的衰退。”
32岁的莫莉·泽哈尔住在圣路易斯，在上次经济衰退期间失去了富国银行的公关工作。现在，泽哈尔在另一家金融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她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
她说：“我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员工，市场营销和公关只是锦上添花的部门。每天我都在想，哦，上帝，今天会发生什么？就像创伤后遗症一样。”
问题是，这一切会在年轻人的心里、思想里和口袋里留下什么样的伤疤。
33岁的乔丹·哈加德33岁的乔丹·哈格德2009年毕业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当时正值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就业市场非常糟糕: 她申请了一份在麦当劳的工作，但从未得到过回音。
10年后，哈格德在西雅图一家小型出版公司担任办公室经理。在疫情期间，尽管一些同事已经休长假，她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但她仍能感受到2009年时产生的那种效应。
“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两个室友，我永远买不起西雅图的房子，甚至一个人住都负担不起，”哈格德说。“生活与我听说的或想象的不一样。”
事实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西·罗斯坦跟踪调查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截至2018年，那些在2010年和2011年找到工作的人，就业率低于在衰退来袭之前就毕业的同龄人，而且即使找到了工作他们的薪酬也更低。
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下去。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丽莎·卡恩跟踪调查了1979年至1988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白人男性，这段时期中包括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的双底衰退。她发现，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陷入了低质量、低报酬的工作中。即使在经济复苏之后，他们也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
原因似乎各不相同。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机会有限的大学毕业生，将开始从事更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一旦经济复苏，他们将与经验更丰富的人竞争工作。此外，卡恩指出，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似乎更厌恶风险。“经济衰退期的毕业生不像经济繁荣期的毕业生那样经常换工作，”她指出，而工作变动是获得加薪的最佳途径之一。
艰难的开端给许多人的职业生涯蒙上了阴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蒂尔·冯·华西特和西北大学的汉内斯·施万特跟踪研究了1981年和1982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美国人，当时正值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
这些研究对象不仅在中年时挣得更少，也不太可能结婚或有孩子，还更容易英年早逝。他们从30多岁开始就有了更高的死亡率记录，一般由心脏病、肺癌、肝功能衰竭和吸毒过量导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学者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将此称之为“绝望的死亡。”
当然，没有大学文凭的年轻职员情况可能会更糟。
“总的来说，衰退扩大了不平等，”卡恩说。“少数族裔、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
在冠状病毒疫情中，企业停工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是不对等的，可能导致年轻人与更有可能死于新冠肺炎的老年人之间出现代沟。
利益的分歧可能最快在今年夏天就会影响到政策。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德克·克鲁格和他的三名同事预计，过了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会选择关闭更多的非必要企业，并让它们一直停工；而那些被关闭企业的年轻员工损失最大。“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克鲁格说。
这次疫情带来的不对等余震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及全社会。
乔丹·迈尔（Jordan Meier）刚从密苏里大学毕业，但一直找不到全职工作，只有夏季实习，每月提供250美元。刚刚从密苏里大学毕业的乔丹·迈耶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在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尽管她的简历写得很好，但她只找到了一份月薪250美元的暑期实习工作，这勉强够支付她的汽车贷款，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全职工作了。
她说:“我努力了好几年，完成了学业，现在走到准备找工作的这一步。但是我找不到。这令人非常沮丧。”
她补充说:“我觉得我的教授、父母或任何人都不了解情况。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迈耶的父母1988年大学毕业，结了婚，开始了相当稳定的职业生涯，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她的父亲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堪萨斯州的欧弗兰帕克找到了一份软件分析师的工作。她母亲做过一些会计工作。她在上次经济衰退中被解雇了，但很快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找到第三份或第四份全职工作和找到第一份工作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迈耶说。
如果这场经济动荡改变了年轻人对世界、正义和政府角色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哈格德是一名办公室经理，2009年毕业，大学时是共和党人。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她投票给了约翰·麦凯恩。但经济衰退改变了她的世界观。现在，她更加自由，在今年华盛顿的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了伯尼·桑德斯。
她说：“共和党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力更生，重振旗鼓。嗯，至少在美国，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保拉·朱利亚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东尼奥·斯皮林伯格研究了经济衰退对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
通过对1972年至2010年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在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 "易受影响的年龄段"（大约18至25岁）经历过经济衰退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人生的成功不是靠努力，而是靠运气。他们支持通过再分配政策帮助弱势群体和缓解不平等现象，并且更经常地投票给左翼政党。
而在那些直接受到冲击的群体，比如失业的年轻人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可能会更加强烈。“原则上，这应该会造成代际间的分化，”朱利亚诺说。
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艾丽西亚·芒内尔和侯文亮研究了千禧一代的财务安全状况是如何比不上前几代人的。千禧一代指的是1981年至1999年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在2009年经济衰退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他们背负更多的学生贷款，退休计划里的钱更少。
他们的净资产低于婴儿潮一代（指二战后从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和X世代（指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他们之中更少的人自己买了房，更少的人已婚。
这一代人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推动了伯尼·桑德斯的两次总统竞选。正是这一代人投票给了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的候选人，将民主党推向了左翼。
当年轻人向左倾时，老一辈则投向相反的方向。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耶鲁大学的维克南·阿肖克和埃博妮·华盛顿，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伊亚娜·库兹爱姆科发现，即使收入不平等加剧，65岁及65岁以上的美国人也变得更加抵制再分配。他们认为，老年人担心帮助穷人的新计划将以削减医疗保险为代价。
他们写道：“过去几十年，美国老年人在社会支出方面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这可能会让他们对进一步扩大再分配计划持谨慎态度。”
不过，两代人之间仍然有一种重要的纽带：家庭。
年轻人关心他们的父母，不希望他们死于新冠肺炎。老年人关心子女和孙辈的经济状况，也关心自己养老金账户的余额。他们不希望经济自由落体。
乔丹·哈格德59岁的母亲布伦达·迈克尔·哈格德在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认为，失去工作或面临其他逆境的人应该坚持下去，他们要做的就是“另辟蹊径改变现状”。
现在，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女儿这代人在短短十年内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数千万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这改变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
“作为母亲我会觉得，天哪，这太糟糕了，”她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避免碰到这样的情况。在疫情之下，你无法一下子就振作起来改变现状。”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9/business/economy/coronavirus-young-ol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