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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关不羽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人们发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方向一致，但“凉”的程度却大大不同。比如备受瞩目的“龙象之争”主角——中国和印度，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经济的“清零式崩盘”
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4.4，较3月回升1.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4，再回收缩区间。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6，回升0.9个百分点。
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盘”则让人大跌眼镜。
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受服务业PMI拖累，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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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龙”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进了深坑，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也很难说得通。
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7、综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游戏
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数据注水”。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以上，这一成就被归功于“莫迪经济学”的成绩。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修订”，人为制造了“纸面上的繁荣”。
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魄力惊人：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
金融领域，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
消费方面，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实现了“一菜两吃”。总之，各种数字游戏的“做大做强”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
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修订”，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化妆”。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历史数据含有“水分”在所难免。
直到疫情暴发后，印度经济停摆，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
除了数据泡沫，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科技树”分支：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第一桶金”。
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服务业的起点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32%，而中国在2000年，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79%。
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
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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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
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科学城”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华丽转型为“印度硅谷”。
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见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
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血汗工厂”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绕开二产，发展外向型三产，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但是，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
而外包型服务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圈。
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于9亿网民。
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条件、糟糕的物流系统，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外向型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
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盘”，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卸妆”，露出了“贫血”的本色——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内市场虚弱、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
结语
当然，特殊时期、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龙象之争”的最终判断依据。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邻居家的不幸”不值得庆贺。
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
经历了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水平。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
对中国而言，印度的“疫情经济”也很有启发。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工业化、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一切都是空谈。看似时髦的“去工业化”、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绝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