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人才招聘会的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Public Domain）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74万，同比增加40万人。然而，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滑等多重因素的打击，今年应届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蔓延数月之久的新冠疫情将中国的就业难推向高潮, 高校毕业生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中国褐皮书国际公司(CBB)对数以千计中国企业的调查表明，中国第一季经济或将萎缩10-11%。中国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更是创下6.2%的历史记录。
据中国媒体《财新周刊》报道，尽管许多大城市报告说80%以上的劳动人口已经复工，但许多公司却暂停招聘。总体职位减少了三分之一，大公司削减了15%，中小企业削减了40%。
正在苦苦求职的应届毕业生柯女士（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姓名）拥有武大本硕学位，就读于相对热门的管理学专业，自秋招以来她总共向三十多家公司投递简历，至今只收到一家公司的最终轮面试通知：
“今年春招，因为疫情，比往年少了一半的岗位。很多企业在网上挂了一个岗位，但是你去投递的话，其实并没有人回复你。”
网上“云招聘”， 是否落到实处
武汉人才服务中心主任熊军在接受中国官方新华社采访时说，今年武汉高校毕业生约有34万人，创历史新高，目前签约率不太理想，与往年同期相比下降10到20个百分点。
从专业对口的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到高端大气的国企中国建筑集团，再到偏门一些的深圳机场、中国旅游集团等等，柯女士全面撒网，也不介意退而求其次，但是简历大多石沉大海。
空中搞宣讲、测评上云端、面试连视频、签约无接触……这是疫情期间更为流行的云招聘策略。
截至3月底，中国教育部联合5家社会招聘网站成立的24365校园招聘服务平台，已在线提供岗位信息700多万个，累计新增注册人数110万，投递简历超过1100万人次。
此外，3月27日，教育部还启动“面向湖北高校毕业生及外省湖北籍毕业生网上专场招聘”活动，目前已有1.2万家单位提供岗位21万个。
柯女士说自己目前没有享受到针对湖北学子的绿色通道，而虚无缥缈的云招聘也让她头痛不已：
“我现在已经不太相信国家发布的帮扶了。包括那个24365网站，国聘我也试了，你会发现，这些企业在网上把这些岗位挂着，但是投递之后根本收不到回复。”
柯女士之前也参加过武大组织的‘空中宣讲会’，虽然有很多企业参与，但是不会有电话沟通和面试，最多给她发一个邮件说，“您对本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投递”。
她认为，“这些行动，虽然国家出于好心，但是企业并不买账，可能只是做一个形式上的配合。”
此外，今年的激烈竞争也让她更加担心女生会遭受更多的性别歧视：
“我之前面试银行时遇到一些同学，得知他们在某银行招聘过程中，总共招了大概100人左右，女生大概只有5个还是10个。还有湖北选调生在全省女生招6个人，男生招12个人。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能把男女生的人数明晃晃的标出来，男生比女生多一倍。”
失业大学生，难燃改革之火炬
继续读书也是毕业生的选项之一。中国政府今年计划将研究生扩招18.9万人，专升本扩招32.2万人，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研助理等岗位、增加博士后岗位规模。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表示，扩大招生只不过是就业推迟几年的缓期作法，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下半场疫情到了国外，70%左右的外国订单消失不见，中国的失业问题只会比美国更糟糕。
2013年以前，何清涟每年都对比大学生就业率和高校的就业指标，“有些学生为了拿到毕业证不得不让父母的单位来开具假的接受证明。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干脆就不统计了。去年中美贸易战，新增的就业机会并不多。现在（有疫情），情况更严重。”
中国社交媒体“知乎”上的热门话题“你的2020春招进展怎么样了？”已获得167万次浏览，柯女士一一翻阅了600多条回答，大部分人的求职都非常坎坷甚至催生许多消沉情绪：
“包括受挫、绝望等消极的情绪。如果真的不解决好（就业）这个问题，可能真的会出现自杀、抑郁，那么影响到的又是很多很多的家庭。”
柯女士担心企业招聘会落空，也报名了安徽省的选调生，即党委组织部选派来自清华北大等全国排名前16位的高校研究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她看到已经报名了1300个人，最终只录取300个。”
何清涟在早前的文章中提到，最早注意到失业青年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应该是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写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 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主体也是失业青年——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45%，点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贩的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事件。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告诉《华尔街日报》说，自1989年的高通胀率和令人失望的就业前景助长了学生领导的天安门抗议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年轻人失业问题，认为这是引发政治动乱的一个潜在因素。
然而，何清涟指出，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的洗脑教育、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成功，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完全不是八九一代了。《纽约时报》采访到的因疫情走向政治觉醒的年轻人只是极小一部分，统计学上可能少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