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空乘人员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登上飞往上海的航班。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布鲁塞尔——全球化，这个概括我们的彼此互联的别扭词语，已经是民粹主义者、恐怖分子、贸易斗士和气候活动家的靶子，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困扰归咎于它。
现在又来了冠状病毒。分析人士和专家说，在围绕世界该怎样整合或分离的激烈辩论中，它的传播可能是一个决定性时刻。
甚至在病毒抵达欧洲之前，气候变化、安全担忧和对不公平贸易的抱怨就已加剧人们对全球航空旅行和全球化工业供应链的担忧，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怀疑。
这种病毒对正在放缓的经济造成了又一次打击，并鼓励民粹主义者重新发出带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呼声，要求对移民、游客甚至跨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在全球化面对的所有挑战中，许多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但这种病毒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总是忘记我们都受自然的摆布，事情过去后我们就会忘记，并继续下去，”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研究员伊万·韦伊沃达(Ivan Vejvoda)说。“但这种病毒提出了关于我们所建立的世界互联性的所有问题。航空旅行、全球供应链——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
随着病毒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地方，韦伊沃达说，“这让中国显得更加脆弱，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依赖变得更不确定。”
伦敦研究机构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长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表示，这种病毒从亚洲迅速蔓延，是“压在全球化骆驼背上的又一根稻草”。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政治紧张关系，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已经令人们质疑在各国之间运输部分货物的意义和成本，并考虑在边境征收碳税的可能性。
中国青岛的一家轮胎制造厂。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再加上供应链容易受到下一次冠状病毒爆发的冲击，以及日益专制的中国的脆弱性，尼布利特说，“如果你是一家企业，在面对这一切之前必须三思。”
他说，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制裁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作为一种强制外交的新形式，这会令人在全球化中更加厌恶风险”。
布鲁塞尔经济研究机构勃鲁盖尔(Bruegel)的负责人贡特拉姆·沃尔夫(Guntram Wolff)指出，疾病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提到了欧洲人抵达美洲后的大规模死亡，或者说瘟疫，如今已经取消的威尼斯狂欢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纪念那场瘟疫。
“不同的是，随着飞机的出现，病毒传播得非常快，”他说。最直接的冲动就是后退，竖起障碍。“我们已经看到航班数量大幅下降。”
有气候意识的公民已经不鼓励不受限制的空中旅行，况且数字技术已令远程参与和信息传输成为可能。
“你会想，全球飞行热潮的顶峰是否已经过去，”沃尔夫说。“很多人都在问，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像现在这样，经常定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旅行。”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病毒凸显了全球化的不平衡。私营部门的供应链已经极有效率。航空旅行是全面的，永无休止的。因此，私营部门不断在世界各地流动。
但是，无论是在气候变化、卫生还是贸易方面，任何形式的协调政府反应通常都是软弱和无组织的。加强全球化公共努力的努力，遭到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称其侵犯了主权。
在供应链解冻方面，政府也无能为力，而且欧洲国家的政府很少有向经济注入大量额外资金的财政灵活性。
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特蕾莎·费伦(Theresa Fallon)也认为，现在中国可能面临许多的负面反应。
她说，她最近刚从米兰回来，那里的官员正在检查游客的体温，医生们对出诊很谨慎，当地人显然在与中国游客保持距离。
“中国的增长一直是一个漫长而积极的故事，但现在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她说。
她说，许多公司“正在重新考虑在中国这个篮子里放太多鸡蛋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的希望日渐渺茫。
她说，“我们看到了中国更多的集权化，”以及对其统计数据和管理危机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中国领导人联合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以影响他们所谓的“话语管理”，从而试图淡化这种疾病。
周二的上海。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柏林研究机构新经济论坛(Forum New Economy)负责人西蒙·蒂尔福德(Simon Tilford)说，中国的信任危机超出了中国应对这种病毒的能力。
他说，缺乏信任“只会加剧企业之间减少依赖和风险的现有趋势”。
蒂尔福德说，但是这种病毒向欧洲的传播也将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很可能会提振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派。
他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民粹主义者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感到担忧，认为它造福于跨国公司、精英和外国人，而不是本地人民和本地公司。”
这将对坚持控制边境和移民的政客有益，尽管病毒很容易越境。
蒂尔福德说：“他们的说法是，当前的制度不仅构成经济威胁，而且还构成关乎生存的健康和安全威胁，而且我们不能为讨好大企业而如此开放。”
他还说，这种说法可能会吸引这样的选民——“憎恶公开的种族主义但又担心失去控制，并且担心体系容易受到世界其他地方影响。”
正在传播的病毒产生的种族影响是微妙的，人们都同意这一点，但无济于事。
“这种事发生在你自己的社区，发生在你身边的人身上时，总会有所不同，”前意大利外交官斯特凡诺·斯特凡尼尼(Stefano Stefanini)说。“当它发生在丹麦、西班牙或意大利时，你会感觉它发生在和你拥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中间——因此你能想象它会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蒂尔福德说，人们可能对中国怀有敌意但不愿开口，而病毒让人们把它表达了出来。他说：“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暗涌着一种对华人的恐惧，因为他们对西方霸权构成了挑战。”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行动，以及有关中国通过使用先进技术进行压制和审查的报道，都加剧了这种担忧。
在意大利报道冠状病毒病例激增后，一些米兰人戴上了口罩。 Andrea Mantov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据报道，许多在西方生活或旅行的中国人在公共场所遭受辱骂和回避的情况迅速增加。蒂尔福德说：“这表明这种情绪有多么容易冲出表面。”
斯特凡尼尼和蒂尔福德说，新闻媒体也存在这种文化距离和差异感。
斯特凡尼尼回顾了意大利外交部关于是否发送慰问信的辩论，这取决于死亡人数和死亡发生的遥远程度。
“澳大利亚发生的事件得到了广泛报道，但孟加拉国的大洪水和死亡几乎没有提及，”蒂尔福德说。他说，中国的疫情“在地理和文化上都与我们相距遥远，还带有一丝种族主义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衡量生命的丧失”。
意大利社会学家伊尔沃·迪亚曼蒂(Ilvo Diamanti)对此有一种更具哲学性的担忧。这种病毒向意大利的传播“已经使我们的确定性产生了质疑”，因为“在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使防御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周一的《共和报》(La Repubblica)上写道。“世界不再具有无法攻破的边境。”
为了抵御这种病毒，迪亚曼蒂写道：“一个人不得不抵御世界，”躲在家里关掉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为了不被他人感染致死，或自己变成传播者感染他人，我们不得不孤独地死去。”
他表示，这是“比冠状病毒更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