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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经济受损严重中国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影响从医院，延伸到超市。
一月底，如果一个上海徐汇区的大妈去超市买菜，可能会震惊于菜价的涨幅——生菜、小白菜、鸡毛菜分别涨了近七倍、四倍和三倍。
不过，因为在疫情期间涨价，这家超市很快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处罚200万元。
之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让人们可以从更宏观角度一窥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一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下八年来最高值。
一边是上海突然暴涨菜价，另一边是香港民众抢购厕纸和大米后空空的货架，让人不禁疑问，疫情的副作用之一难道是膨胀吗？
新冠肺炎：国际关注中国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习近平警告官员防疫措施“威胁中国经济”中国疫情封城停业对全球经济造成多大冲击2020：撞向中国经济的“灰犀牛”疫情如何影响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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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在疫情中停业消毒恶性通胀，伴随着物价飞涨，背后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印钞过度，市场上流通的钱过多，导致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
仔细看中国一月份的数据，不同商品的价格涨幅不尽相同——食品类价格领涨，涨幅20.6%，其中猪肉再次“夺魁”大幅上涨116%；而非食品价格仅上涨1.6%。
食品飞涨，凯投宏观分析师认为，人们担心疫情爆发可能会困在家中，因此会出现恐慌性囤积必需品的状况，短时间拉高物价。换言之，买菜买肉的需求暴涨，而供给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食品价格在一月高企。
美发、家政服务、车辆修理与保养等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5.2%、4.7%和4.6%。春节前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因此部分服务价格上涨明显，再加上节后返程务工更难，这部分价格将继续面临上涨压力。
因此，虽说中国正经历八年未见的物价涨幅，但背后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结构性”通胀率新时代证券分析，疫情对需求冲击是分化的，食品、生活用品、医疗用品等必需品需求增；由于社会活动受到限制，大部分可选消费需求会大幅减少，除了食品、燃料、医疗保健之外的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变化不明显。
换句话说，此次通胀率走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由于超发货币导致的。中信建投的报告就认为，之后CPI增幅有回落的压力。
然而，春节后，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出现“复工难”。如果疫情超预期地大范围、持续性影响生产，供给不足也可能给CPI上涨带来新的压力。
对于控制通胀，中国政府的监管层显得信心满满。2月15日，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相信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这样的事情。”
控制通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高银行利率，但中国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经济整体上面临下行压力，如果提高利率，可能打击经济活力。
其次，应对短期通胀，中国可以调用国家储备的粮油等必需品，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价格上涨。
5%通胀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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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平时总是很忙，现在不得不关门。阔别八年，CPI增幅突然回到“五时代”，对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涨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而言，当CPI大幅度持续上涨时，就会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常识来讲，如果剂量小时可能是“良药”，剂量大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是“毒药”。
当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2-3%）被经济学家称作经济“润滑剂”，因为物价的小幅上涨可以提升企业家的收入，刺激他们进一步投资。
但如果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超过10%则进入一个较为危险的区间，被称为急剧通胀。这时人们开始对货币的信任发生动摇，人们有抢购物资的行为，生产和消费秩序被破坏，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动荡。
武汉肺炎：经济损失迹象显露 点算为时过早对比SARS，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三个潜在冲击禁中国旅客是否必要？应对疫情东南亚国家的不同选择肺炎疫情：最新研究指老人和病患者风险最大恶性通胀的可能灾难后果急剧通胀虽然危险，但并非不可控。真正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通胀率超过100%进入“恶性通胀阶段”，政府对物价完全失控，民众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社会崩溃。恶性通胀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但每次出现，往往伴随着政治后果。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单月物价上涨2500%，最终货币贬值一万亿倍，民众普遍不满滋生民粹主义，成为纳粹上台的因素之一。中国则在二战后发生恶性通胀，彼时国民政府发行法币，1948年2月每担米要300万元，到6月涨至1000万元。崩溃的经济间接导致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历过三次急剧通胀，前两次分别是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和1989年为18%。中国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商品价格按照计划经济定价，一部分按照市场供需关系价格浮动，1988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开价格管制，进行“物价闯关”，计划经济定价的商品放开后，价格普遍上涨，引发民众恐慌性抢购。
1994年，中国更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全年通胀率达到24%。
1997年，CPI增长率逐渐回落到2.7%的温和区间，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3年的低通胀时期，其中仅有2008年和2011年两年间CPI增长超过5%。其余大多在1-3%之间徘徊。
疫情发生后CPI上涨的5.4%是23年来第三次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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