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一凡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为了阻击病毒的蔓延，这个春节假期“非同寻常”：交通和人员流动管制、大量服务业经营场所歇业、假期延长、企业推迟复工，一切列举措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带来的病毒传播隐患。但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今年经济形势的担忧。
此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否会影响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势？和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权衡其中的利弊？疫情结束后，经济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恢复和回暖？针对这些疑惑，观察者网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
观察者网：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了社会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担忧甚至恐慌，有人预测今年GDP增长将会有大幅下降，根据您的分析，您认为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全年的GDP增长是否会有大幅下降？
丁一凡：对这次疫情的发展，不应该抱太悲观的态度，因为政府采取的防护措施还是比较有利的，而春节期间的假期延长有利于大家在家里自动隔离，阻止病毒的扩散。但是，在乐观的基础上，还需要谨慎。病毒传播有一定的条件，未来这些条件还在，直到夏季到来之前，仍然还是病毒的扩散季节。因此，防护措施还需要保持一段时间，以防疫情再度爆发。
总体上讲，疫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因为春节本来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是交通运输业、餐饮旅馆业的黄金季。但今年，人们都不敢乘公共交通出行了。航空公司、铁路公司、长途汽车客运公司等都会有很大的损失，餐饮与旅馆业也会有很大损失。
此外，疫情给文化娱乐业带来的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春节本来也是文化娱乐业的黄金季，许多新电影本来等着登场，许多新戏剧也不得不停止，还有各种展览，等等。另外，疫情还影响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到中国来的外国游客下降也会造成旅游业的损失。
武汉市民在超市选购生活必需品（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于中国全年GDP增量的影响，恐怕不会像很多人预测的那么严重。因为GDP的计算方法就投资与消费都算，所以只从账面上看，可能GDP的增长下降并不那么大。想想看，我们投入了多大的物力、人力去建“野战医院”，派大量的医生、护士及各种服务人员去前线城市救急；还要加强各城市间人力与物力的审查活动，增加各种身体检疫的设备，等等。这些活动也会计入GDP，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一些GDP的增长。当然，这些“弥补”仅仅是从量数值上看，如果从增长的质量上看，这些GDP增长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事情。
观察者网：这次疫情让我们想起2003年的非典，当年的疫情对于中国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17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次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否也会相应地和17年前的非典有所不同？
丁一凡：非典爆发时，中国还是近代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疫情，处理经验不足，让疫情扩散得很快。发现问题后，中国也是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2003年非典爆发时，大家都预计经济增长会大幅下降，网络上的流言蜚语也说经济增长会下降几个百分点。其实当年中国经济还是达到了10%的增长率。与之前之后的那几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疫情爆发那几个月，交通运输、旅游服务业受到很大影响，但夏天过后，经济又开始强劲增长，服务业也很快恢复了。
当然，今天的中国经济无法再依靠出口强劲增长来带动增长。服务业在中国的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能这种新型传染病流行会对服务业的损害更大一些，对经济损害也更大一些。比方说当年，因为害怕感染，大家少乘公交，买私家车的数量爆增，反而刺激了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今天，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出现了，因为私家车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不会因为少乘公共交通就再去抢购私家车。
但随着疫情的稳定，下半年经济会有一个回升期。因为疫情，许多事情上半年没做完，下半年要赶着做完，许多积攒的消费潜力也会在疫情结束之后爆发出来，使得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文化娱乐产业有一个迅速的“回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而会促进经济快点增长。
观察者网：今年的春节假期因为疫情的原因延长了，个别比较严重的地区把复工的时间推迟到了正月十五以后。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上来讲，这样全国性的延迟复工对于经济的影响值大概是多少？
丁一凡：延长春节假期，对加强医学隔离的效果有利，对防止疫情进一步发展有利，所以是值得做的事情。但确实对一些经济活动的恢复有影响。有些加工企业是要按照日期完成订单的，如果不能按时复工，完不成订单，企业会要被罚款的。有些事情，可能单独企业不能完成，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帮助，帮助企业一起度过难关。政府需要更多地承担起沟通的责任，需要向企业的客户说明情况，争得别人的谅解，共克时艰。
观察者网：湖北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封省”措施，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我们注意到，很多网民批评湖北封省封得“太迟了”，认为应该早一些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有人认为大范围地“封锁”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我们应该如何来权衡这样的考量？
丁一凡：疫情初发时，武汉政府与湖北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态的重要性，反应似乎还是慢了半拍。后来，又采取紧急措施，禁止人们移动，也就是“封城”，也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说这种“一刀切”的措施又过于严厉了。
其实，当瘟疫已经开始流行时，若不采取比较极端的限止出行的措施，可能疫情会比今天更加严重。因此，说风凉话容易，但要做出果断、适时的决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制止瘟疫流行与其他的决定是不一样的。要采取措施制止瘟疫流行，首先要看阻断瘟疫的措施是否有效，是否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因此对所谓“民生”、“经济”影响的考虑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就阻断瘟疫的流行，然后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那是很容易的事。切不可为此而短视，只看到眼前那点蝇头小利。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在1月15日中美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节点，在当前的疫情之下可以减轻我们很多的压力，您对此怎么看？
丁一凡：中美贸易协定签署与否，可能与疫情是否爆发没太大关系。瘟疫爆发后，考验的是政府与社会的应急处理能力，是社会能否形成合力，共克时艰。如果大家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阻断瘟疫流行应该不那么困难。
但中美贸易谈判是美国政府挑起来的，中国不能够单方面决定它的走向和结果。中美之间之所以能达成一个阶段性协议，还是因为再继续打“贸易战”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会影响到美国今年的政治大事，就是总统大选。所以，美国才愿意停下来歇一会儿。
美国还有一些势力，想把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当作美国的机会。中国遇到的这次瘟疫也不例外。只要细心看看网上某些流言蜚语，就能发现有些势力在故意制造恐慌，散布谣言，生怕疫情会很快被阻断，中国的发展又恢复正常。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从中国扩散到世界经济的范围？如果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丁一凡：目前疫情已经从中国向其他地方扩散了，美国、法国、德国，周边的日本、泰国似乎都发现了个别情况。但因为我们这次很快就与各国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通报疫情，国际合作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各国受到感染的病人已经得到隔离，似乎没有出现大面积流行的情况。随着中国情况的好转，大概出现全球大面积流行的几率不大。
这次国际反应也是比较积极的，大部分国家都愿意紧急提供各种医疗与预防的设施。海外的华人华侨非常积极，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捐献，提供大量的医疗物资。国际舆论对中国处理这次瘟疫的能力还是大力赞扬的。
观察者网：最后，从您的角度，当疫情过去之后，有哪些工作是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努力去做，以缓解这次疫情给2020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丁一凡：疫情过后，肯定要恢复生产，经济活动会回归正轨。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还处在增长期，还有一定的需求。因为有许多事情在这段防疫期被搁置了，疫情过后肯定要加快速度，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因此，只要坚持我们的发展方向，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措施，经济也会回归正轨。
疫情终将过去，中国经济的春天在哪里？
新型肺炎病毒像只黑天鹅，它扑向中国产能最脆弱的假期——春节。
它犹如冲进瓷器店的大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所有人都希望它尽快夺门而出，远离消失。
“离关门恐怕就一个月了。”抱怨，甚至是求救声，从韧性有限的小商户之间蔓延开来。
资本市场更是草木皆兵。2月3日股市开盘的大片绿色，让年轻的90后们忍不住感叹：“我第一次见证了千股跌停。”
对生死的恐惧，是人类的第一本能。而财务上的短缺，或者无法避免的福利损失，更增加了不安全感。而如今，这两者相随而来。
“战胜疫情”与“恢复经济”，这是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而改革开放后的财富积累和治理革新，则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当然，在当下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也必须反思和预见。
流行病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8%迅速提高到了58%，城镇人口增长了约5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
集中的好处有很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帮助生产、传播知识，让人们更聪明，生活得更舒适。
但集中的代价就是城市病。
现代关注较多的是，交通拥堵和房价高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回溯到工业化初期，最典型的城市病则来自流行病。
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城市，其发展速度往往超过了人类公共卫生和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类感染流行病的概率。辉煌一时的雅典、君士坦丁堡和伦敦都曾因为流行病而遭受重创，直到城市有了清洁的饮用水系统，医学得到进步，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坐标上看，流行病，一直是城市发展快慢、好坏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它和城市进行的边际博弈，从未停止。
若是城市想要赢得这场博弈，就要看其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公卫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是否跑得赢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传染速度。
2020年爆发的冠状病毒，对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压力测试。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几天里，口罩、防护服、消毒酒精等物资一物难求，是病毒和城市资源配置竞赛的一个典型截面。
从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封城的城市，还是以“输入性病人”为主的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医疗资源匮乏、疑似症状求诊不易、患者一床难求的情况。
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家省级大型医院的门诊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宣布疫情消息的头一两天，各个科室供医生、护士用的防护服分配下去，人均只有两套。为应对疫情，医院紧急将闲置的房间、楼层整理出来，并第一次在医院大门设置了临时的发热检测。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公共卫生资源，在疫情初期，就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与病毒的博弈中，一些缓过劲来的医院、民间力量、政府部门，开始多方组织调配物资，包括借鉴当年阻截非典的经验，引进“小汤山”模式，在武汉建设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但是这场战疫所暴露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某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中关键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关于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速度的问题。现在看来，快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但不能只求快，特别是人口和规模的单兵突进。
事实上，仅仅向城市里塞进更多的人，建造更多基础设施，并不能自动提高未来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加剧危急关头市场资源配置的难度。集中的代价，还不单单是城市病。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但目前来看，它们正在经历阵痛，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产业。而我国第三产业很大程度还是人力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商贸零售、物流会展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更加剧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1月23日以来，多地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封城”、封路。“封城”、封路阻隔了人，阻隔了病毒，也阻隔了物资的流通，阻隔了市场。
原本指望在春节消费黄金周大赚一笔的餐饮、酒店、旅游、娱乐场所，由于无人光顾，不得不关门歇业，只能看着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种促进消费的投入石沉大海。
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比如西贝莜面村，一个在五十多个城市拥有四百多家门店、共两万多名员工的大型连锁餐厅，也对媒体坦言：虽然公司现金流不错，但像现在这样下去，就算贷款也只能撑三个月。
不能忽视的产业链担忧
不可避免的是，疫情的影响已经从第三产业延伸到了第二产业。那些依靠庞大的流动的产业工人带来巨大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战疫”尚未宣布胜利之前，还有苦日子要熬。
春节对中国制造的产能而言，是枚冰冷的“暂停按键”。按照惯例，正月十五后，“暂停按键”会自动弹起，工厂能大规模恢复产能。但由于疫情来袭，与春节叠加，多省宣布复工延期，意味着中国经济产能“暂停”不幸被延长，企业开始面临更长的产能“真空”。
停工、停产，制造业的成本却不能停止增加。人口、租金、水电、贷款等成本加在一块，一个管理超过100人的广东厂长算了笔账，如果工人无法复工，每天至少亏损3万元。
不幸的是，即使复工，工厂里大部分员工来自外省，其中不乏湖北地区的工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开工，一旦出现有冠状病毒的携带者，就会导致全厂被封。一位温州的厂长向《南风窗》记者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很多员工还没有口罩，怎么开工？”
随着部分工厂的停产在继续，人们对供应链的关心也在与日俱增。湖北即是一例，其中压力主要来自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制造，一个是电子产业。
武汉作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汽车业是其第二大支柱产业，约占全市经济的20%，直接雇用人数高达20万人，间接雇用100万人，汇集了五大车系，十家制造厂。而武汉之外，湖北之内，襄阳有东风日产、宜昌有广汽传祺、十堰有东风小康。
在电子产业方面，武汉主要产业有存储、显示和激光。存储领域主要是长江存储、武汉新芯两个品牌。显示面板领域，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在武汉都有产线。武汉又为激光产业重地，除了龙头企业，还有一大批激光产业链企业。
人们熟悉的手机品牌，比如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小米和中国电子器件制造商京东方等科技公司，都将湖北地区的工厂纳入了产业链。疫情背景下，这些产业都将受到冲击。
如果疫情持续蔓延，类似的担忧会扩散到更多领域。跨国大公司首先做出了反应，法国标致和雪铁龙相继撤离了非中国籍的员工，返回法国，安富利要求员工在家工作。可以预见，不少企业的供应链将遭到挑战。
而一些国家设置的要素流通障碍，比如关闭边境、取消航班等措施，让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一种忧虑：流行病的蔓延相当于一次去全球化实验。
经济的韧性来自何处？
在疫情面前，既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不能低估它的韧性。
有人将2003年非典拿来比较，得出相对乐观或悲观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准的弊端是，中国当前所处的宏观背景与非典时期完全不同。
乐观者忘了为什么非典对当年经济的冲击仅0.5%，那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大的上升周期。在外，国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在内，中国刚刚加入WTO，正在融入全球化，制造业突飞猛进，外贸扶摇直上，资本市场方兴未艾，城市化一日千里，房产地产凯歌高奏，人口红利全情释放。
悲观者忽视了17年后国家实力已大有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做一个简单粗暴的比较，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总量12万亿人民币，现如今中国GDP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
更重要的是，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正让中国经济愈发富有“抵抗力”。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趋势：
家庭网上买菜，代替了去菜市场，线上购物习惯被深度发掘。学校的老师运用线上教学，线上布置和批复家庭作业。企业开启线上办公、视频会议，其中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个别医疗机构在照料患者时，派出机器人护理，避免了传染风险。
此外，徐峥的《囧妈》放弃了院线，改为类似Netflix性质的线上收看，开了中国电影业的先河，颠覆了传统电影行业的盈利模式。
非常时期，会催生或强化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模式，再加以巨大市场体量，意味着新的产业可能性。要知道，非典时期，阿里等电商重塑了自己的市场地位、远程会议系统等新型产品的得到了完善。
从微观层面讲，如果总结这些存活下来并取得较好成果的行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固定成本基本比较低，没有必要通过规模来摊薄。比如一个程序员，固定成本几乎就是一台电脑。而一个电商，除了在某宝上固定一个所谓的“摊位”外，仓储之类的东西基本可以忽略。
这些非常时期的创新，其胜出的逻辑却并不特别，简而言之，为别人降低成本。更低价格，更好体验，一直都是个人消费者购买服务和商品的核心考量。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则是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目标。因此，无论2C，还是2B的企业，都应该认识到非常时期，或许有非常的机会。
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机会的现实性：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万亿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5.7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
此外，中国2019年的社会零售总额则进一步接近美国，总体差距缩小。不少市场机构的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速，中国将跃居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
通过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和应用，宏观的需求潜力将有机会进入企业的利润表，具体化为企业销售收入。对那些能度过寒冬的产业和企业来说，疫情正是锻炼抗风险能力，提升内部管理的机会。市场的复苏和爆发，将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疫情过后，仍是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