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知元祐调弦易，却是端平变局难。”2018年纷纷扬扬的“国进民退”疑虑风波，在当年11月1日中南海高层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后趋于平静。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2019年继续增大，各级政府纷纷推行加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针，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预期日渐明显，“国进民退”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华社2019年12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这份被认为是首份事关中国民营经济（也称私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央文件，与2005年中国国务院单独发布的“非公36条”，即《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有很大不同。
这份被坊间称为“民企新28条”在强调“强法治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提出“民营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新要求，还勾画出民企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鼓励民企改革创新以促进亲清政商关系的形成。
2018年9月27日，李克强在浙江鱼山岛考察这里正在建设的、由民营企业投资和控股的世界级大型综合石化产业项目。（新华社）
恐慌从何而来
为什么在中国，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国进民退”等会给民营企业家带来恐慌情绪的论调，动辄兴起并四处流传？第一是因为中共秉持的共产主义，原本就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第二是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认识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中共的奋斗目标就是让私有制绝迹，让产生私有制的土壤的小生产者绝迹。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1948年前后，中共党内就形成了通过“过渡”形式消灭私营经济的共识。所以在建政初期，出于巩固政权和发展国家经济的考虑，中共对民营经济采取扶植与限制政策。从1949年到1956年，中共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和手工业的改造，民营经济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种堪称中国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有产阶层被中共用权力之手整体切除。随后，在极左思潮裹挟下，“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教育让中国人在思想层面对民营经济产生偏见。
1956年，中国北京天安门，在“庆祝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集会上，资本家代表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VCG）
即便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道路，民营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优势得到体现，步入发展快车道。民营经济的恐慌心理依然存在。因为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中国经济曾经出现过“国退民进”现象，“国”“民”矛盾出现并引发“私营企业侵吞国资”的舆论争议，民营经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再次有了“洪水猛兽”之嫌疑。
不仅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法律层面上，虽然中国宪法与《物权法》均有保护私人合法财产之表述，但是因为一直以来“民营资本原罪论”在中国并未消除，历史上对公权力民营企业家定位和不公平对待的记忆还残留着，在现实中侵犯民营企业资产的事例还时有发生，让中国民营企业家一直缺乏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乏，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各种恐慌情绪的来源。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领导人开始客观看待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当时因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民营经济开始在时代大潮中跃跃欲试。中共党内对民营企业“姓社还是姓资”，是否存在“剥削”的质疑迭起。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成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扶持还是消灭？据说当时年广久的老家芜湖市政府不敢定，安徽省政府也不敢定，最后报到中共中央，邓小平批示：不要动他。
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街头小贩，到中国民营经济的“活标本”，在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浪潮中，“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曾经3次入狱，经历四次婚姻，几经沉浮，极富传奇色彩。（VCG）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共3次提到傻子瓜子，总的思想就是“等一等”“看一看”。邓当时曾说：“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就这样，直到1986年中共才正式出台文件为民营经济正名：雇工经营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第二年，中国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
可以说，从文革结束到1986年这一时期，中国民营经济是在政策空隙中悄然生长。而邓之后的中共领导者，毕竟已经承认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关键和积极力量。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民营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优势得到体现，步入发展快车道。
相反，国有经济的发展却因为习惯了“大锅饭”下的分配体制，对市场有些“水土不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企改革被提上日程。2004年，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质疑某些私营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尤其郎咸平指责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通过收购活动卷走国家财富，引发二人之间的“郎顾之争”。
有中国资本狂人之称的广东科龙及格林柯尔主席顾雏军。（VCG）
之后顾雏军被中国监管部门核查，最终锒铛入狱。“郎顾之争”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强势发展。而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国”“民”之间的矛盾加剧。2012年之前两年，已经（2012年3月）落马的重庆市委原书记中薄熙来，在重庆掀起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消灭民营经济。大量重庆民营企业在这场运动中被波及甚至倒闭。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剧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著名追问，降临到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头上。
定心丸还是紧箍咒
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明显，中南海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两种现象的叠加从直接到间接，加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焦虑情绪。
2018年，中国政府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密集颁布了不少政策规定，也涉及征税机制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整个民营企业的支出因为新政而加重。2018年同步出现的经济“国进民退”——超过20例民营上市企业遭国有资本入股，让当年8月底结束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中国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徐乐江发出“一切看起来就不再那么美好了”的感叹。
恰在这种敏感的时期，“消除私有制”声音也开始出现。2018年9月11日，一位自称中国“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的博主，其发表的“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论调引发舆论哗然。几乎是紧随其后，当时的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共要强化对民营企业的领导，要求民企要坚持职工的主体地位，由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等。这两种论调，让中国民营企业将何去何从的疑惑与迷茫氛围再起。
2018年9月27日上午，习近平在辽宁忠旺集团生产车间考察。（新华社）
这种疑惑与迷茫引发人心浮动如此之严重，《人民日报》2018年9月13日专门发文澄清，但是这对于民间舆论的惶恐似乎无济于事。两周之后的9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两位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一北一南同天喊话——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表态，中共中央“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李克强在浙江舟山考察说，“我们还会出台更多政策，给民营企业更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
2018年9月27日，李克强在浙江鱼山岛考察这里正在建设的、由民营企业投资和控股的世界级大型综合石化产业项目。（新华社）
但是坊间疑虑似乎仍然不能消失殆尽。最终，2018年11月1日，首次由中共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态：“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一言既出，杂音尽除。
但是2019年，正如本文开头所称，种种因素推动之下，“国进民退”的声音再次卷土重来。于是民营企业座谈会结束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2月22日出台。
相比于2005年中国国务院单独发布的“非公36条”，即《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被坊间称为“民企新28条”的文本变化颇大。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在强调“加强法治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提出“民营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新要求。即，中南海不仅明确承认在实施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地位、角色和任务。但是也要求民营企业尽快加入“供给侧改革”和“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改革进程。正如有的分析所称，它既是定心丸，也是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