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又双叒叕输了。
在昨晚的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上，国足1：2败给了叙利亚。在前30分钟内，双方各进一球拉平比分。就在球迷们燃起了久违的希望，46分钟后张琳芃在禁区内的一记乌龙球再度将胜利拱手送给叙利亚队。
赛后，中国球迷在场外大喊退钱，主教练里皮也表示不玩了请求辞职。面对群情激愤，中国足协只得再次出来道歉……
从2002年国足披甲入阵却被三个零封碾入尘土，到现在整整十七年了，中国足球的世界杯梦已经破碎成习惯，但是人们还是禁不住发出近乎复读般的疑问——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中国14亿人为什么就选不出11个会踢球的？
DT君（ID：DTcaijing）并不知道怎样的技术能算作“会踢球的”，但是想来在中超服役的足球运动员们应该能算得上是中国“最会踢球的”。研究中国足球的问题，或许可以从球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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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会踢球的人都来自哪儿？
DT君手动搜集了球员和联赛相关数据：中超2019年16个队伍总共有499名球员，排除所有的外援和几位归化（移民）球员，以及约20位U23级别（不满23岁）由于没有曝光率导致搜寻不到出生地的球员，我们得到了如下397人的地域分布，再对比前两年的数据，得出下图。
从球员贡献总数上看，辽宁一骑绝尘，一省贡献了86名现役中超球员，与排行榜上后15个省份共7.7亿人贡献87名的总和相当，同时也是第二名山东的一倍。
除了辽宁，连续两年占据前三甲的还有山东和湖北，足见这三省在足球人才上的绝对领先。与之相对的，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4个省份则连续三年集体缺席。
辽宁、山东这种人均身高领先的省份，产生的中超球员多比较容易理解，吉林也算名列前茅，但是同样人高马大的黑龙江人却在中超赛场上完全不见了身影。相比之下，身材偏南方特征的湖北人在足球上则拿出了高考的彪悍气场，中超赛场上的汉军势力不可小觑。
根据上图的排名，对比各省人平均身高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人种的地域差异不是足球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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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版图三级阶梯
对比近三年的中超球员籍贯分布变化，DT君发现，尽管每个省市因为当地球队晋级还是降级、球员个人的进退等微观因素会导致排名起伏，但是大的格局是基本稳定的。于是DT君进一步用千万人均产生中超球员数来粗略衡量一个地方的足球人才实力，得出中国足球的板块格局。
顶级球员的分布状态是东强西弱、北强南弱。排名前十的省市，东部沿海占了7个，中部和西部只有3个，而东部省份中，东北和华北占了5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只有2个。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格局呢？DT君用脚指头想了一下，揣测高水平人才与足球培训高度相关，于是找出相关数据作为参考。
近年来，校园足球发展得到高度重视。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时间差，DT君选用了截止2015年底的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名单进行分类归总，总数为8627所，其中有5000所在2014年以前就保有校园足球定点学校的资格——可以说它们培养了国内目前几乎绝大部分的足球人才。
出乎意料的是，足球学校和中超球员两者的数量几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甚至有点反向关联的意思。如果分板块来看，特色足球学校数量最多的10个省份中，近一半属于中部地区，而足球学校数量倒数10名中，有7个是东部地区。
DT君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足球产业与文化发展报告》中了解到，按照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因素，学者们建议把中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东、中、西部三大板块，分别借鉴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发展足球。简单来说就是西部主要发力足球文化的普及；中部重点繁荣草根足球和校园足球体系；而东部则是鼓励成立足球俱乐部，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全力与国际接轨。
河南、安徽这样的地方，尽管职业球队不多，但是凭借大量的足球学校，使其可以跻身顶级球员贡献榜前列。湖北武汉的球队尽管几经沉浮，但十多年来足球人才从未断档，其完备的青训系统也是其超强实力的来源。
如此看来，东、中、西部的不同排名情况的背后，也许是发展策略上的错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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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背后的商业力量
讨论了人种、教育和经济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中超足球发展最绕不过的最大变量——核心赞助企业。
中超球队的赞助商大多是非常知名的企业，有的市值高达数千亿，他们掌握着顶级球队的生命线，也直接影响着一个省市的球员人才贡献排名。可以看到，在上图的球队战绩排名中，赞助商市值达到千亿级别的队伍全部都在联赛“上半区”，而其中赞助商市值最大的上港和恒大则当仁不让的排行前二，可见强大的撒币能力对职业球队的助推作用。
辽宁足球虽然有绝对数量的优势，但是其霸主地位在消弱。相比前两年，其中超球员人数少了小十个，比巅峰期的2014年更是少了五十多个，主要原因就包括近年来的球队动荡。以大连为例，从大连市队、大连万达、大连实德万达、大连实德，到大连一方、大连人，其中体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对足球的契而不舍，更能看到商业力量的更迭变迁，特别是曾经首富王健林时隔二十年的一出一进（此处隐去数万字）。
吉林足球曾经也是盛极一时，产出过40多名国脚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功不可没。这个200万人口的小城产生了11名中超球员，与广州和重庆的贡献相当（2017年吉林延边富德降级中乙，导致2018年吉林球员数量大幅下滑）。但是就在今年初，两年前还是中超头衔的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因为欠税被投资方富德集团宣告破产，赚足了千万球迷的眼泪和感伤。
2019年的中超球队中，广东占了三席。球迷自诩广东是足球最强省，广州和大连因为争夺“足球城”tag而宿敌多年。但是论球员贡献，两地不可同日而语。有球迷抱怨，广州恒大入主广州10年，目标是做中国最好的球队，从全国各地挖人，导致广州足球队日渐强盛，本地球员却青黄不接。
在中部省份中，湖北表现尤为显眼，也跟企业支持密不可分。湖北武汉单个城市的球员贡献量仅次于大连，去年底武汉卓尔队冲超成功带来中超球员数再上一个阶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倔强的湖北人在足球方面也有迷之自信，认为自己有足球基因。十年前的退赛风波，让光谷创投数亿资金打了水漂，武汉足球跌入谷底。直到卓尔接盘，近几年开始稳步回升，今年更是代表中部崛起。
在各地足球发展起起伏伏当中，我们看到商业资本的强大推动力。也许培育出一个老板爱好足球的超级大公司，会是快速提升地区足球排名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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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靠踢球吃饭，这是一个问题
总体来看，如果一个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有完备先进的青训系统，有能与国际水平接轨的职业球队，还有愿意为足球买单的豪气金主爸爸，其产出顶级球员的概率自然比较高。
然而，政府创造环境培养顶级球员是一回事，普通人是否选择走职业球员这条路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职业球员这碗饭并不好吃，足球整个行业和产业也很难繁荣。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反常——据说国脚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从总体来看，球员并不富裕却是事实。目前，全国职业足球联赛也就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从网络公开信息来看，这年头要是能踢上中乙基本能够过上不错的日子——据说中乙一般球员的薪水在几十万之间，最高的能到百万，最低的也能够吃饭。这样算来，三级联赛加总一共64个队伍，撑死了解决2000名职业球员的就业需求。
这意味着，作为一名独立生活的足球运动员（踢青训这种不算，毕竟年轻不需要赚钱养家），你要是没有全国Top2000的水平，那就只能兼职踢球或者改行当教练or体育老师——但既然职业队伍都如此“稀罕”，中国足球教练careerpath的发展上限自然也低。
此外，DT也搜集了中国足球和英国足球职业联赛2018年比赛上座率的小数据，具体如下。
英国人口不到中国零头的零头，有英超、英冠、英甲、英乙四级职业足球联赛，2018年合计现场观赛人次达到了3281万人次；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只有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足球联赛，2018年合计现场观赛人次仅为895万人次。
至于场均上座人数和比例，国内联赛更是惨不忍睹，中乙除掉上座Top4的队伍外，剩余24个队伍场均观赛人数都少于英乙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14个队伍场均观赛人数不足1000人。
尽管我们从球员出身、培训体制、资本等方面分析了目前国足的发展格局，但是对于球迷来说，足球是城市人寻求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的寄托。而这样的观球期待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早已被国足一如既往的告负消耗得所剩无几。
国足踢得越差，集体荣誉感受到的伤害越大，观赛需求越少。对于一项体育运动来说，如果人气散尽，中国足球的复兴希望就可能真的成为一个莫比乌斯环诅咒。
谁拖了中国足球的后腿？
2019年3月2日，西甲第26轮，刚刚加盟“西班牙人”队俱乐部的中国球员武磊，接到中场传球后轻巧推射，打入了他的西甲首球。
近4000万中国球迷在9000公里外击掌相庆，通过网络见证了“武球王”的这一历史时刻，要知道上一个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进球的，还是在3,731天之前。
十年，国民经济都轮了两个五年计划了，咱们中国球员才进一个球，足见稀缺。怪不得连西班牙大使馆都连夜发微博祝贺，西甲官网也在头版称赞：武磊，2018年中国金球奖得主！
中国金球奖一共颁了两届，武球王拿的是第二届，第一届得主是冯潇霆。
武磊射进西甲首球前的一个月，跟冯潇霆一起参加了阿联酋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伊朗，冯潇霆开场18分钟不小心把球停在了身体三米之外，让对手捡漏射门成功，最终0：3惨败。
赛后媒体骂成一片，更有资深球迷沉痛惋惜：2005年荷兰世青赛那会儿，中国队4战进11球，20岁的冯潇霆跟梅西一起，被评为世界足坛“十大最有希望新星”。
可惜，十几年过去了，梅西从新星成为巨星，收获的奖杯需要一辆五菱宏光才装得下，但冯潇霆却从新星变成了段子手，最近的热搜是上了李诞的《吐槽大会》。
在《吐槽大会》上，冯潇霆是妙语连珠，比如他自嘲道：“我是国足队长，大家都说国足队长和美国队长差不多，都是背锅的……但是我跟美国队长不一样，我不甩锅啊。”
一看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同志，在中国搞足球，你不甩锅能干嘛？
从首次参加世预赛的1957年算起，60年过去了，国足只踢进一次世界杯。50年代中国队曾8比1灌射印度队，近年却被印度0球逼平，这种牛短熊长、震荡下跌的走势，只有股民才懂。
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金钱的诱惑，还是个人的堕落？是实力不济，还是命运多舛？到底是谁拖了中国足球后腿，我想知道答案。
01. 时代：哀其不幸
新中国的第一任足球老师是亲密的东欧兄弟。
1951年，解放军足球队走出国门会战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舟车颠簸，加之的确水平不如别人，被人摁着打了一个1比17。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难道搞不好三大球？领导很着急。
而时逢匈牙利足球队创下了连续33场国际比赛不败战绩，于是国家便用紧巴巴的外汇，相继送了25名队员到社会主义兄弟家里去取经学习。
年维泗、张宏根等人从北京坐了13天火车抵达匈牙利，顿时就感受到了巨大冲击。东欧兄弟水平高，做饭大师傅、场地施工员临时组队，都踢得他们这些国脚羞愧不已。
好在队员们革命干劲十足，不负重望、勤学苦练，经过一年半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牛奶面包的喂养，球队终于达到了欧洲乙级联赛的水平（年维泗语）。
1957年夏，学成归来的国足第一次大考，冲击瑞典世界杯。在雅加达的首战，国足以0比2告负印尼队，因此，当回到家门口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时，意味着国足必须拿下比赛。
那时候国足心理能力还很强大，开场仅一分钟，50年代的中国头号球星张宏根便连过数人，在距离球门25米处左脚大力抽射，皮球带着一代人的希望和呐喊入网得分。
留学匈牙利的新中国第一代国足，1956年
尽管当时的球队连最基本的饮食和医疗都难保证，但那批挥洒着“革命精神”的国足队员们还是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门将张俊秀，擅长鱼跃扑球，被誉为“万里长城”；左边锋方纫秋，意识敏锐，门前杀手；前腰年维泗，敢打打拼，球场硬汉；前锋张宏根，技术全面，能突善射，还被越南印到了邮票上。
张宏根和他的越南邮票，1958年
遗憾的是，国足虽然取得了4：3的胜绩，但因净胜球劣势出局，世界杯首航触礁。
那个时期的国人很拼，但对足球也有不少误解，比如大部分人更推崇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大无畏精神，结果老一代的名宿们多在30岁前就因伤退役，止梦世界杯。
接棒的第二代球员有小个子天才胡登辉、飞将军王后军、能跑能带的戚务生、防守稳固的徐根宝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40年代初，技术、体能、速度都超过了上一代，训练也依然格外刻苦。
这批极有可能冲进世界杯的球员，却无法逃离命运的齿轮。胡登辉曾胳膊绑着夹板比赛，场上刚毅如铁，却在浩劫中不堪受辱，在圆明园一颗歪脖子树上吊自尽。
没人敢去善后，只有当时担任国足队长的戚务生，借了辆三轮车，顶着巨大压力把队友发硬的遗体从树上解了下来，铁青着脸独自蹬回宿舍，悄悄地找地方火化了。
十年动荡、十年青春，第二代球员在漠然中终止了足球生涯。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第三代球员出征亚洲杯，在狮城新加坡不仅勇夺亚军，更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国足的风采，李华筠、古广明、贾秀全、赵达裕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
比如“矮脚虎”赵达裕，虽然个子不高，但从小就绑着十公斤沙袋练习弹跳，倒挂金钩如履平地。他曾在“尼赫鲁杯”中绝杀两年后的世界冠军阿根廷，将马拉多纳的一干队友踢成手下败将。
然而即便是这批高光球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帮助国人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1985年的“519”惨案，宛如一把尖刀，刺穿了中国足球的心脏。
5月19日，世界杯预选赛末轮，国足面对实力远逊自己的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但媒体并不答应，认为国足面对英国治下的香港，一定要全力拿下，给资本主义一个下马威。
赛前的紧锣密鼓，导致了一场标准的心理失衡型比赛。重压之下的中国男足，面对摆大巴、猥琐反击的香港队，十一次角球只有一个打在了球门范围内，最终1比2饮恨出局。
从自信云巅坠落的球迷怒不可遏，爆发了打砸抢的骚乱。公安不得不拘留了127名肇事者，才平息了风波。而这次骚乱，也被海外舆论揶揄到，“中国球迷已经实现了国际接轨”。
“519”事件纪录片
骚乱给教练、球员套上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赵达裕与李华筠在“519事件”后相继挂靴，只有古广明后来去了德乙，成为第一个在德国踢上职业足球、配上宝马轿车的中国球员。
年维泗“海归一代”终结于伤病，徐根宝“接棒一代”困惑于时代，贾秀全“高光一代”负重于心魔。
没有德国的“铁血战车”、荷兰的“三剑客”、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和阿根廷的“上帝之手”，中国足球的古典时代只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动荡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情。
而从“519”惨案开始，中国男足陷入了越输越怕、越怕越输的噩梦漩涡。
02. 球员：怒其不争
1986年，釜山亚运会对阵韩国，国足先进一球后收缩防守，被4比2击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又碰韩国，国奥开场9分钟被对方灌了三个球。“恐韩”已成气候。
1989年国足再次冲击世界杯时，1比0领先阿联酋、1比0领先卡塔尔的两场比赛，都出现了最后三分钟连丢两球的状况，替补队员董礼强两次带球失误导致对手破门，耻辱性地一战成名。
“黑色三分钟”笼罩下的国足，仿佛魔法消失后的灰姑娘。煮熟的鸭子接连飞走，男足彻底陷入低潮，用徐根宝的话形容就是：“打击太重太快，一生都会产生阴影。”
甲A时期的球星，2000年
2000年，米卢来到中国，带来了“快乐足球”的同时，也搞起了思想建设。在召集范志毅和郝海东两位素有芥蒂的老将时，米卢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为谁踢球？”
在随后的比赛中，范志毅放下包袱和成见，将球顶给郝海东，后者轻巧垫射入网。进球后两人热烈拥抱，间接回答了米卢的那个问题：“为了中国。”
国家荣誉和足球享受，激励着球员。最终，于根伟在五里河一脚捅射宣告国足冲进了2002年世界杯，男足在这一年终于没有给在凯歌高进的中国人添堵。
这是本世纪仅有的高光时刻。如果说国足在2002年世界杯惨败给巴西等高手算是交了学费，情有可原。那么后面几代连亚洲十强都进不去的“辍学行为”，就令人心寒了。
从亚预赛、奥预赛到亚洲杯、世预赛，凡是有中国队参赛的小组，都成了“死亡之组”：国足长年续订了一个死亡名额。男足的屡战屡败，让球迷们只能用段子来化解怒气。
中国足球愈发沦为社会的“出气筒”
少有的曙光出现在2005年的荷兰世青赛，以董方卓、赵旭日、郜林、蒿俊闵、冯潇霆为代表的国青小将，有传有射，敢断敢过，4场比赛攻入11球，最后虽然2比3惜败德国队，但仍赢得球迷尊重。
荷兰世青赛上的国青队，2005年
好景不长，次年国青教练克劳琛被罢免，这批希望之星在亚运会中倒在了和伊朗队的点球大战中。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谭望嵩直奔比利时球员下三路去的少林腿，也完全压过了董方卓的一记头球。
而在2006年男足对阵伊朗的比赛中，国足球员在被断球后有的龟速回防，有的叉腰观看。最终，伊朗前锋晃过门将王大雷后，并没有选择射门，而是招呼队友来庆祝后，才缓缓将球送进了球门。
从“邑人奇之”到“泯然众人”，2005年的国青黄金一代上演了加速版的《伤仲永》。
而11年过去了，中国队出征亚洲杯的平均年龄升至28.7岁，实打实地遭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悲壮。不光奥运会进不去，国青队也已连续7届无缘世青赛。
在甲A时代，21岁的球员能在国足胜任主力，如今23岁的球员却只能靠足协强制新政才勉强上场。而23岁，在职业化的欧洲足坛早已是一个熟透了的年纪。
金元足球之下，俱乐部狂买外援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本土新秀脚下没根，青训断代、后继无人，只能请外来和尚，吃一天斋念一天经。
然而这些“场上不争气，场下不成气，场上不专业，场下不职业”的球星们，却真的已经是偌大一个国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一拨球员了。想给他们压力，恐怕只能靠归化外援了。
聂卫平也是球迷，他曾珍藏了一瓶领导人送来的茅台酒。据说茅台酒厂一共有两瓶这样的酒，另一瓶给了邓公。当年世界杯出线，聂大师特意打开藏酒和几位足球名宿共饮庆祝。
十几年后，聂大师很恼火，感叹酒“可惜了”。
03. 主帅：受辱含冤
1983年国家体委挑选国足主帅，代理主帅张宏根被约谈聊聊组队目标。他思考了一番，有点保守又有点清醒地表示：（我）出任主教练，可以打出水平，但冲出亚洲没有十分把握。
这个答案让渴望成绩的领导们觉得没魄力，于是，机会留给了立下军令状的曾雪麟。
而张宏根则在1987年获得体委批复，到国家体委体育服务公司下属百乐酒店担任公关经理。踢了半辈子圆球的射手，离开球场进入酒桌，从头学习如何圆滑地与人相交。
而曾雪麟一头撞在“519”这堵墙上后，才知道自己签的是投名状、背锅状。赛前预感到危机的他，曾提出到香港研究对手虚实，领导听闻直接甩了冷脸：“香港队有什么可看的？”
比赛失利当晚，曾雪麟被球迷围堵在工体休息室，有问候祖宗的，有要枪毙他的。他引咎辞职后，仍然不断收到刀片和骚扰信。
老爷子后来透露，那天的战术其实不是自己定的，有领导发话了，“踢香港你还要保平就出线吗”，中国队必须攻出去，必须赢得漂亮。
1987年的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再战香港队，国足主帅已是高丰文。后腰唐尧东迎着香港门将的双拳头球攻门，1比0。高家军报了“519”的一箭之仇，球迷们称赞解气来劲。
而与日本那场更关键的预选赛中，高家军又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以2比0反客为主，首次冲进了奥运会决赛圈。
在刘建宏、白岩松那代球迷的记忆中，街上整夜有人游行庆祝，球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隆重的庆功宴。又过两年，功臣成了罪人，高丰文在“黑色三分钟”后收到了刀和绳子。
辞职后的高丰文在1995年创办了第一家民营足球学校，每人每年仅收4000元，管吃管住，跟如今动辄七八万的学费完全没得比。高丰文儿子心疼父亲，建议老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指导听完回了两个字：“滚蛋”。
然后学校硬挺到2008年，最终还是倒闭了。
接着继承霉运的是来自上海的“中国足球教父”徐根宝。1992年，徐根宝带着一手调教的弟子南下吉隆坡，这支坐拥范志毅、郝海东、徐弘、区楚良的国奥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生死战中上演了“打死都不出线”的剧情，1比3负于韩国，引来骂声一片。
徐根宝引咎辞职后，在2000年回到崇明岛，创办足球基地，潜心培养年轻队员。根宝足球学校鼎盛时撑起了国家队的半壁江山，武磊、张琳芃都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称为“中国弗格森”，至今仍奋战在青训一线，很难说是国足的幸、还是不幸。
国足连续失利后，有人提出本土教练能力不够，必须聘请洋帅。于是，徐根宝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德国人施拉普纳以25万美元的年薪来到中国。
洋教头施拉普纳，1992年
5个月后，国足夺下广岛亚洲杯的季军。新教练、新队员、时间短、成绩佳，正中了国人“速成”心态的下怀。施拉普纳被当成国足救星，球迷们亲切地称之为施大爷。
1993年春晚现场，施大爷一根白发，被冯巩以5万元的价格拍卖。“施大爷的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足球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我们要把它永远留在中国。”
上春晚的施拉普纳，1993年
然而，次年施家军率队冲击美国世界杯，在同一干西亚弱旅的遭遇战后铩羽而归。一夜之间中国球迷将来自德国的“豹子精神”弃如敝履，纷纷喊道：施拉普纳是国际骗子。
于是，1994年主教练一职又落到了老实人山东大汉戚务生身上，戚务生不敢怠慢，以甲A前列球队为班底，组成了一个号称史上最强国字号的队伍。
这只球队在北京工体迎来了各路友谊赛。意甲豪门桑普多利亚、英超强队阿森纳、乌拉圭劲旅佩纳罗尔，以及哥伦比亚国家队等各路球队，居然都没在国足身上捞到一场胜绩。
后来人们才知道，走穴而来的豪门，其实都是在给甲方面子。
回到正式战场，国足马上被打回原形。大连金州首战，国足在2比0的局面下被伊朗人连扳4球；对阵“鱼腩球队”卡塔尔的关键一役，国足输了个2比3输掉。愤怒的球迷甚至放起了鞭炮喝倒彩。
两百多天，没有假期，生活单调的封闭集训，换来戚务生瘦了两个皮带扣，也换来了熟悉的一地鸡毛，戚务生差点儿被球迷砸烂狗头，只好灰溜溜的下课了。
接棒的是英国学院派教练霍顿，他曾四次获得瑞典联赛最佳教练员。在足协问卷调查中，95%以上的运动员和100%的国家队教练员和干部对霍顿一致认可。
辉煌的职业生涯止步于国足，奥运会没出线后，霍顿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领导们对随之而来的米卢也不满意，后来入狱的足协副主席南勇就曾发难道：米卢每次汇报就两三页纸几十句话，太简单了，不够重视。看来百页精致PPT的贾老板，搁什么年代都会吃香。
还好米卢顶住压力，为国足量身打造了攻防套路，大胆启用有特点的新人，而且严格执行自己的既定方针，需要拿1分就行的比赛坚决猥琐发育，需要拿3分的比赛坚决放手一搏。
终于，米家军以17分小组第一的成绩冲出了亚洲。球迷和领导们含着泪水，说着“真香”。
1比0阿曼出线后，米卢与球员激情庆祝
当然，世界杯期间国足净吞9蛋，米卢背锅下课。六年后，沈阳城市改建。一声巨响中，五里河体育场被1.2吨TNT炸药夷为平地，7秒钟的时间，炸掉了中国足球几十年的记忆。
然后便是荷兰人阿里汉。在任期间，首场比赛在广州0比0战平了世界冠军巴西队，又斩获了亚洲杯的亚军，开局还不错，可惜阿里汉还是倒在了世界杯预选赛上。
世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香港队，国足需要和其他球队比较净胜球，对手香港队默契配合。最终国足7比0大胜，然鹅现实很残酷，国足还是因为净胜球不足被淘汰。
据说原因是算错了数字，要赢应该至少踢成8：0，前期沟通工作没做好。
接任的朱广沪颇有伯乐之相，在健力宝执教时，他将郑智从后卫改为前腰，令后者组织进攻才华全面绽放。但可惜朱伯乐运气不佳，2007年率队冲击亚洲杯时，又是一场平局即可出线的比赛，但却被乌兹别克斯坦打入了三个定位球。
2009年高洪波上任，次年以最年轻国足主帅的身份率队出征东亚四强赛。不仅0比0逼平了日本，更是3比0大胜韩国，最终夺得冠军。邓卓翔和曲波戏耍韩国队后防线的精彩进球，令习惯了24年“恐韩”的球迷们唏嘘不已。而国足的FIFA排名，也一时从108位前提至69位。
球迷们都期待着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会有所惊喜，然后，高洪波突然被足协免职。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连中国队的赞助商Adidas都劝有关方面慎重考虑，但决策者始终不为所动。
继任者是西班牙足球名宿卡马乔。卡马乔在皇马踢球时奖杯拿到手软，在西班牙国家队也是核心主力。但退役后的教练生涯却十分凄惨。他带领塞维利亚队期间，球队被迫降级。在皇马任教期间，创下了22天的最短执教记录。
但坚强的卡马乔不信邪，还是决定用一件最难最惨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卡马乔执教国足后，急需要一个软柿子。可惜“柿与愿违”，2013年男足在合肥1：5惨败泰国二队；而热身赛上也0比8输给巴西，创造了中国男足的最大输球纪录。
“足坛鲁迅”范志毅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
这段中国足球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一届一届换了多少足球协会主席了，换汤不换药啊！”，“把自己战术打法，足球的这个理念先搞懂，小高（高洪波）带的蛮好的，你把他换了干什么？”
重压之下，卡马乔被迅速解雇。短短时间内这一热一冷的变化，让卡马乔也很懵逼。
因此，他一边将中国足协告上FIFA，要求清偿巨额欠款；一边对外媒抱怨，“中国足球一片混乱，官员裁判都进了监狱，连足协自己都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弄，就把我给请来了”。
卡马乔走了，经济适用男佩兰来了。他的执教成绩并不突出，所幸也没卡马乔贵。于是，来的不轰烈，走的也很平静。高洪波随后又被拉来救场，但他清楚认识到“领导认为目前国足成绩差，主教练应当承担责任”后，也是无奈辞职离场。
被“爱马仕哥”高薪请来的“银狐”里皮，战绩惊艳，曾拿下世界杯、欧冠、意甲、亚冠、中超等赛事冠军。但很不幸，执掌国足后，他和冯潇霆一样晚节不保。
亚洲杯后，他被指责为“国际骗子”，33%的胜率对不起1.8亿元的年薪。里皮背负骂名、人走茶凉，连批评队员没有荣誉感后，都要赶紧再澄清下是翻译错误。
自1974年中国足协被亚足联接纳时算起，45年内，国足主帅更换了近30次。
如果按这个频率更换女朋友，铁定被骂是渣男。这些教练，纵有各种光环，也没法成为点石成金的神仙。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处于“甩锅链”的最底层：
队伍从弱到强需要锻炼，难免会输球；输球就会引起舆论不满；舆论不满领导就有压力；领导有压力主教练就要承担责任，立刻从“我的大爷”，变成“你大爷的”。
如今，留给国足的时间还有，但留给国足的教练人选已经不多了。到底什么是主因，心里没点数吗？
04. 体制：拔苗助长
1992年，邓公南巡，激起改革一片。3月份，足协一马当先，提交了足球改革方案，俱乐部职业化的思路，在当时举国体制下招来强烈的反对。幸而领导高屋建瓴一番讲话后，统一了思想认识。
“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足球改革的代表性比较强，可以做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
于是，俱乐部纷纷脱离体委，成为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实体。但足协却依然留在了国家体育总局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双轨制，对内执行计划行政，对外执行市场经济。
双轨制只是作为过渡，最终目标是管办分离。为此，体育总局伍绍祖曾定下决心，“体委不会因为失去控制力而害怕”。
然而，中国足球陷在双轨制的泥潭中长达22年，直到2016年足协才和总局正式脱钩。足球这位体育改革的急先锋，一只脚留在原地，另一只脚跨得越远，扯得就越疼。
在推动改革的问题上，总局喜欢委任圈外人来充当负责人，指导思路是：利益纠缠越少，改革魄力越大。
2000年，“外行”阎世铎开创先河式地接替了“内行”王俊生，成为足协新掌门。阎世铎曾写过一篇论举国体育利弊的文章，一股子改革派的味道。
上任不久，阎世铎便提出了人民足球、少年足球的纲领，希望沿着这条路，“坚持五六年，有信心向日本叫板”。然而，当中国队抽中了世预赛的上上签后，长期规划顷刻退位，足协工作原则转为“一切服务、服从于世界杯”，“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的方案也随之出炉。
取消升降级后，处在升级通道的甲B球队慌得一比，为了最后几张船票，争先祭出假球与黑哨，最终酿成了浙江绿城、长春亚泰、四川绵阳等五家俱乐部互踢假球的丑剧，史称“假B五鼠”。
与此同时，“留洋限令”也隆重出台，几位已经在欧洲球队站住脚的球员，如张恩华、谢晖等人，均“自动”割舍前途，全力回国备战。这一转身，就与留洋就此别过；可要不转身，他们的下场多半就是下一个王治郅。
2001年的十强赛国足赢了，战利品是和巴西等队交换了几件球衣，而牺牲的却是青训缺失的几年。眼瞅着不见新人。2005年足协规定没有国奥队球员的俱乐部，每场比赛必须上场至少两名20岁以下球员。
结果，深圳队在比赛最后一分钟，先换上一名小将，随后又用另一名小将进行替换，完美适应规则而不影响球队实力，塑造了大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场。
而类似的骚操作追根溯源可至上世纪80年代。足协为了逼国足练头球，规定两队积分相同时，一个头球算两个进球。然后一些比赛中，球员面对空门不拔脚射门，而是将球挑起来后头顶得分。
还有更荒诞的情形。2004年中超联赛资格计分规则，出现了输球才能晋级的状况。重庆力帆求败心切，球迷甚至打出了“欢迎来赢球”、“请捅我一刀”等的标语。
虽然改革是不断尝试、不断改正，但有些错误完全是“内行人扫一眼、外行人认真点”就可以避免的。
闻道有先后，改革不拒跨行人，但足球可能真的需要学习隔壁篮协，找到本来就活跃在表情包上的那个男人，否则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叉腰肌”这种笑话，让自己的领导变成表情包。
05. 资本：委屈蹒跚
如果政策只产生些趣闻轶事、包袱段子，那倒也无妨。遗憾的是，在制度弊病的土壤下，不合理的政策就像肥料，催生着足球腐败落地生根。
2001年10月6日，甲B末轮。亚泰6比0大胜绿城，晋级甲A。有两球是在最后四分钟掐算着打入的。绿城球迷痛骂假球，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拨通了绿城老板宋卫平的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干。
不料，刚猛汉子宋卫平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没想到，几千万元买下球队，却被球员出卖”。
舆论发酵、上峰震怒，足协也开始严查“甲B五鼠”。不到5天，就对俱乐部、球员、裁判给出了罚款、降级的判罚。但正如陈培德所言，“足球界的反腐败应该有三个目标：针对俱乐部的打假、针对裁判黑哨的扫黑、针对足协官员的反贪”，这一次只是避重就轻。
吉利李书福当年也是黑哨的受害者。有人劝他“冲甲A就必须给裁判送钱”，他大怒，“一个吹哨的，凭什么挣钱比我还容易”。结果球队六连败，俱乐部总经理无奈辞职。冲级无望后，入局不到一年的李书福就像后来的本山大叔一样，宣布远离中国足球，珍爱生命。
陈培德和宋卫平等人随后发起了一场“揭黑战斗”，但最终，仅有裁判龚建平一个人站出来忏悔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战斗宣布结束。
曾有人问龚建平，那么多黑哨就判了你一个，冤不冤。龚建平回答，“如果能净化足球，我死了也值得。”可惜，2004年他去世之后，黑哨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
曾管理陕西国力俱乐部的王珀，因夸口要将球队打造成银河战舰，沦为天下笑柄。他最犀利的一段话是：“要打假球，要赌球，也应该是俱乐部来操作！你们跟着我干，可以挣大钱，我带着你们赌球，我有消息的啊。”
国力俱乐部的商业模式就四字：输球赚钱。输长春亚泰，球队提前支付了下个月工资。输珠海中邦，球队在KTV消费了2万多。
当不堪被玩弄的球迷下跪求王珀收手时，他却嬉笑着回答：“陕西球迷真有意思，没有骂我，反倒给我下跪，我不成了足球皇帝了吗？”
直到2009年，公安部出手掀开了足坛的光鲜外衣，足协前高层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等人锒铛入狱。而南勇正是2001年足协调查腐败案件的负责人之一。
这个时候，陈培德等人也才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反腐戛然而止——触动利益要比触动灵魂更难。
06. 尾声：谁来背锅
足球解说员黄健翔曾在微博问道：“在当下中国，有利于足球普及发展，鼓舞更多孩子想踢球的正面因素有哪些？”
留言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应该提高运动员待遇，赚大钱才能吸引人才；有的说列入高考，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普及；有的说应该效仿北朝，输球后集体发配去挖煤。
但几乎没人提荣誉和兴趣这两个点。
我的同事杨老师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中国足球未来怎么样才能持续进步？”这个问题，以下是他的答案（经本人调整）：
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老爸在电视机前看国足被虐1:5，无比愤怒，大骂“中国足球还有救么？”孩子跑出来说：“老爸，让我出去踢会儿球呗~”
父亲回答：“踢个P，不考大学了？赶紧去做作业！”
再想象下这样一幅场景：校长在窗边和区教育局领导谈心，领导说：“你们学校的体育氛围搞得好，要坚持！”校长刚想谦虚，窗外的操场上传来一阵喧闹，有孩子踢球时受伤倒地。
家长闹到学校，全区学校体育课减半，足球课取消。
最后一幅图。开发商告诉购房者：“我们这个楼盘真的很不错，旁边给业主配套了一个足球场，平时小孩可以来踢球。”购房者也是球迷，听了很开心，不过看了周围配套后，他建议道：
“你们应该把足球场改成shopping mall，这样房价才能涨得快啊！”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球迷对足球的爱。
在新中国初期，足球被当做轰破“东亚病夫”招牌的炮弹；在改革开放时期，足球被看做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进入千禧年，中国加入了世贸，足球也被寄予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有那么爱足球吗？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爱足球：我们对于足球的爱，一直都是叶公好龙式的爱，当这种爱和现实产生了冲突，第一个舍弃的就是它。
而从根子上，我们也爱不起足球，甚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健康的体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精神，是一件和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同等重要的事情。
做一件让人愉快而没有“用”的事情，对急速前进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品。中国足球的崛起，需要等到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从容的那一天。
参考资料：
[1].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唐凯林，2004
[2].此生偏爱足球，戚务生访谈录，张宁，2018.
[3].理性批判与价值重构：中国足球改革的困境与出路，薛浩、郑国华，2018[4].论我国足球产业化进程中足球精神的缺失，李磊，2008
[5].高官的良心：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朱晓军，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