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以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对华关税上的价码和不断反复，北京似乎已经不再“纠结”于贸易谈判的进展。中国固然需要美国的合作与配合，但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相比与特朗普的“纠缠”，习近平显然还有许多“正经事”要做。
相比于中国国内改革的紧迫，习近平似乎已经不愿与特朗普进行过多“纠缠”。（Reuters）
8月29日，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中国已经从南海打开美国的战略包围。（Reuters）
8月20日，习近平考察嘉峪关，重温中共“红军西征”的历史。（新华社）
7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新华社）
7月24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新华社）
相比于中国国内改革的紧迫，习近平似乎已经不愿与特朗普进行过多“纠缠”。（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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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中国已经从南海打开美国的战略包围。（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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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习近平考察嘉峪关，重温中共“红军西征”的历史。（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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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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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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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不仅对于贸易战未置一词，而是在将主要目光转移至中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其中，打造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促进区域发展、打造统一开放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金融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等等改革举措正在形成习近平的具体经济改革路线图。
8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议题拟定中，也没有较多地涉及贸易战，甚至外部经济风险话题。像2019年初中国“两会”期间，那样如临大敌应对外部危机的话语表述已经不见，相反，“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被认为“必须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坚持改革创新，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才能解决的问题。
北京正在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的国内改革。究其背后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却只不过是一道再简单不过小学算数题而已。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及“美国脱钩”给中国经济所能造成的困难，相比于中国自身的改革所将释放的红利已经相形见绌。没有美国，中国的一些问题反而更容易彻底解决，来自美国的压迫恰恰成为了中国改革的动力。
从历史的经验也可以证明，中国的问题往往来自于自大、松懈，以及涣散和内斗。而中国人只要能团结起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中美贸易战恰恰就是给了中国一个最好的“团结”理由，中共对此当然“乐见其成”。对此，中国的“网络友人”甚至戏谑地称，特朗普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倒逼”师，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神助攻”。
而对于之前，中共之所以如临大敌一般地应对贸易战，则更多的只是出于降低损失、阻止特朗普进行“战略冒险”的考虑。毕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全球的政治精英以及媒体，都没有想到，特朗普能够这么“不靠谱”——能够置全球大分工下的美国整体利益于不顾，一味推行单边主义，甚至为了自己的连任，一味放任美国经济泡沫化的进程。
当然，中国政府一开始也对同特朗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抱有一定期待，并且做了一系列解释工作，希望特朗普能够了解中国的利益关切，希望能用更多的贸易合作来缓和矛盾，甚至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贸易和政治施压一度试图逼破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这就和大多数人遭遇“碰瓷”，抑或抢劫时的反应一样，首先是吃惊，然后是抗拒，之后是为了降低损失的理性妥协，最后才是忍无可忍，做好最坏准备的奋起反击。毕竟面对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几百亿美元的关税损失，以及一系列的产业链断供“危机”，中共不希望在自己的上升调整期徒增过大的经济风险。
进入8月以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对华关税上的价码和不断反复，北京似乎已经不再“纠结”于贸易谈判的进展。中国固然需要美国的合作与配合，但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相比与特朗普的“纠缠”，习近平显然还有许多“正经事”要做。
相比于中国国内改革的紧迫，习近平似乎已经不愿与特朗普进行过多“纠缠”。（Reuters）
8月29日，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中国已经从南海打开美国的战略包围。（Reuters）
8月20日，习近平考察嘉峪关，重温中共“红军西征”的历史。（新华社）
7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新华社）
7月24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新华社）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不仅对于贸易战未置一词，而是在将主要目光转移至中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其中，打造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促进区域发展、打造统一开放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金融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等等改革举措正在形成习近平的具体经济改革路线图。
8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议题拟定中，也没有较多地涉及贸易战，甚至外部经济风险话题。像2019年初中国“两会”期间，那样如临大敌应对外部危机的话语表述已经不见，相反，“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被认为“必须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坚持改革创新，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才能解决的问题。
北京正在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的国内改革。究其背后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却只不过是一道再简单不过小学算数题而已。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及“美国脱钩”给中国经济所能造成的困难，相比于中国自身的改革所将释放的红利已经相形见绌。没有美国，中国的一些问题反而更容易彻底解决，来自美国的压迫恰恰成为了中国改革的动力。
从历史的经验也可以证明，中国的问题往往来自于自大、松懈，以及涣散和内斗。而中国人只要能团结起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中美贸易战恰恰就是给了中国一个最好的“团结”理由，中共对此当然“乐见其成”。对此，中国的“网络友人”甚至戏谑地称，特朗普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倒逼”师，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神助攻”。
而对于之前，中共之所以如临大敌一般地应对贸易战，则更多的只是出于降低损失、阻止特朗普进行“战略冒险”的考虑。毕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全球的政治精英以及媒体，都没有想到，特朗普能够这么“不靠谱”——能够置全球大分工下的美国整体利益于不顾，一味推行单边主义，甚至为了自己的连任，一味放任美国经济泡沫化的进程。
当然，中国政府一开始也对同特朗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抱有一定期待，并且做了一系列解释工作，希望特朗普能够了解中国的利益关切，希望能用更多的贸易合作来缓和矛盾，甚至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贸易和政治施压一度试图逼破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这就和大多数人遭遇“碰瓷”，抑或抢劫时的反应一样，首先是吃惊，然后是抗拒，之后是为了降低损失的理性妥协，最后才是忍无可忍，做好最坏准备的奋起反击。毕竟面对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几百亿美元的关税损失，以及一系列的产业链断供“危机”，中共不希望在自己的上升调整期徒增过大的经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