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平凡者的奋斗。
你去过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吗？
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书后，我有点儿为早前没去过大红门而感到遗憾。
大红门虽然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这里的大部分常住人口，并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们在这里缔造了一段真正的传奇——这群来自浙江的农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装集散地，成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为了富翁，甚至成为了新北京人。
时至今日，“大红门”的百科页面上依然写着：“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说法，现逐渐形成以服装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过，这句话即将成为历史。
2017年，大红门的服装城开始陆续关闭，大楼外挂着巨幅标语：“感谢大红门商户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这里的批发市场将全部“关门”。
这不仅代表浙江村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将劳燕分飞到燕郊、沧州、白沟、石家庄……
而《跨越边界的社区》写的正是大红门的浙江人的故事。
虽是本社会学读物，勾勒的却是他们再真实不过的日常——吃饭、劳作、上街买菜、接送孩子……
他们是怎么来的，如何在这里扎根生活？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朴实的梦想。
谁最早来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会做衣服，是个木匠。
1971年，他刚满18岁就随着师傅去甘肃敦煌做家具。
温州地区向来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虽然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还是有村民想办法趁乱外出讨活路。
害怕暴露，他们通常在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家挨户问要不要打家具，给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请雇主帮他们买米和煤。
尽管当时阶级斗争激烈，但百姓的儿女结婚总归要置办张床，打个柜子。
生意还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后来他的师傅和师兄都回到村里不再干了，他就独立当了师傅带着堂弟和外甥继续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弃木工，转行跟着老婆和堂妹她们开始做衣服。
本来是去的兰州，后来听说有帮温州人在北京赚了不少钱，他们第二年过完春节就坐火车来了北京，在老乡聚集的木樨园落脚。
最早来“浙江村”的人里，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样来自温州地区的农村，多年前就开始在外做工，当泥瓦匠的、补鞋的、给供销社跑推销的、养蜂的......
如今温州人以四海经商闻名于世，有人说，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犹太人有句谚语：你需要在口袋里经常放两张小纸条，一张写“我只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另一张写“世界为我而造”。
温州人与犹太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这些人早上五六点起来就要跑到市场去看衣服款式，九点跟着工人们一起扒拉几口早饭，又要出门继续跑生意，晚上回来吃了晚饭，继续和“老司”（制衣工人）一起赶工。
最开始，谁都没有摊位，很多人只能摆地摊。
周住权1985年来的北京，那时他在前门摆摊，远远地看到警察来了，就要赶紧跑，有时候来不及抱地上的东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个小商店的柜台后面，刚钻进去就被店里的售货员一脚踹了出来，只好跑进旁边的厕所里憋半个小时。
等警察走了，他出来以后才发现12岁的儿子不见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来是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气不过，狠狠揍了儿子一顿。
小孩儿不懂事，问他：怎么别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间他的眼泪就被问出来了。
最早来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经无法追溯，但正是因为很拼，他们才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983年就在这里扎根的刘泽波说：“我这一辈子睡了几个小时觉都能算得清楚。”
闯生活，不仅需要不远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辞辛苦地打拼。
东方犹太人的商业头脑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对“财富秘密”毫不避讳，很快“北京的钱好挣”的消息在村子传开，就这样一家带一家，越来越多温州人来到大红门，开起了服装作坊。
1984年，这里就已经聚集了200来户温州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形成了产品加工链，有的专门负责剪裁，有的专门负责缝衣服扣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绒服......做同类工种或服装的经常住在一个大院里。
这家接了大生意，赶不完订单，就转包一部分给邻居做。
用今天的话讲，“浙江村”就是一个由温州人自己搭建的创业孵化园。
这个“服装产业孵化园”里没有设计师，但制作的衣服却是市场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会派人去西单、王府井的大商场看衣服，哪个样式的最新最好卖，就买回家，拆开线来当样板照着做，再缝上从南方买来的商标布条，第二天拿到市场上卖。
这大约就是中国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装了。
搞定了制作，浙江村的人又开始为销售渠道而发愁。
1986年，饱受摆地摊之苦的周住权迎来了转机。
因为经常摆摊的地方就在红梅服装店旁边，门口有四五间绿铁皮摊，所以他一直以为那是商店的摊子。
有天他问里面的人能不能帮忙代卖衣服，对方答应了，收了他五条裤子，说好了等隔两天再来收钱。
结果好几天都没消息，过去看才发现原先的人跑了，这才知道原来那铺子不是红梅的，是他们租给一个河北人的，租期刚到，人已经走了，自己被骗了。
从店铺走出来，他很不甘心，咬咬牙买了三包中华烟又返回红梅的办公室。
刚进门就遇到一个50多岁的老伯，递过烟去，拆开一包给他们点上，开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讲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难。
正说着，店里进的货来了，他赶紧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说：“我来搬，我来搬！”。
事情做到这份儿上，店里的人跟他讲了那个河北人的住处。
过两天，他又带了两条烟过去表示感谢，这次他留了个心眼儿，顺带着打听了自己能不能把那个河北人的铺子租过来。
老伯是红梅的经理，听他说完，想了想回复道：“明天，你带些你们自己做的衣服过来，看看再说。”
摆惯了地摊，周住权摸不清服装店会卖哪种款式的衣服，他在店里转了一圈，发现他们的东西很旧，就跑去西单买了两件正时兴的衬衫当样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听说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两件。
第二天带去商店，店里的人看了说衣服不错，干脆把店里的柜台租给了他，再三叮嘱他出去别乱讲这事。
就这样，他终于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服装柜台，总算做上了不用逃来躲去的生意。
或许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权是一个舔着脸求人办事的小商人，但为了稳定的生活，他不得不为了那块几平米的柜台放低姿态。
一个柜台不能只卖一两种样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发明了新的经营关系——代销。
没包柜台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别家的柜台来卖。
后来，因为代销的利润并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干脆做起了包柜台做代销的生意。
生产和销售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柜台上少了货，阿四就先帮他赶着把衣服做出来，而阿三也会尽量让这些衣服买个好价钱。
温州人经常把“亲兄弟明算账”挂在嘴边，忙尽力帮，利润也必须先讲清。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冒出了大量“倒爷”，在中国大量采购生活消费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们购买皮夹克的基地，加工户和经营户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忙的时候。
为了赶制皮衣订单，很多人连着三四天不睡觉。
柜台上摆着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帮忙写的俄文标语“本柜台大量批发各种尺寸皮夹克”和报价单，不会讲俄语就靠敲电子计算器来讨价还价。
还有人带着大量皮衣乘火车去满洲里这些边境城市搞展销会。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聪明，是他们现实中挣钱和生存的技能。
像蚂蚁筑巢一样，他们一点点地积累着财富，从个体户变成小老板升级成富一代。
虽是农民，泥瓦匠出身，没念过多少书，但为了生活，他们在不断地开发自己的智慧。
“浙江村”的社区生活
到1995年，大红门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远远超过了这里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数量。
人越来越多，这里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体系。
一些不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搞起了辅助行业：卖海鲜、黄酒、温州酱油、温州醋、温州咸菜、粉干、水蒸糕......形成菜市场。
很多食材是他们自己从老家带来的，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常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看到温州人带着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为亲友们捎带的货物。
菜市场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华的地段。
大家买菜的时候，都会悄悄地照顾经济条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经意地在某个卖皮皮虾的摊位停下来，简单问下：“怎么样，生意还好做吧？”然后称两斤皮皮虾。
家乡的食物和相互的帮衬成了这群异乡人的心灵慰藉。
《跨越边界的社区》的作者项飙，经常光顾大红门路343车站旁的一家温州小吃摊，经营者是一对母女，待客热情，时常跟客人唠几句，老家是哪里的啊，现在住哪个村啊，做什么的啊.....
家中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在村里做服装生意，丈夫总管后勤，帮小吃摊买菜，在儿子的作坊里打杂。
其实在温州老家，小摊的老板反倒不会这样和客人熟络地聊天。
1994年，邓村还开了间阿星酒家，卖温州菜，规模装潢和北京街面的餐厅差不多，还提供送餐服务，熟人可以打折赊账，“浙江村”人大多在此摆宴请客。
老板娘说：“干我们这一行，就全是靠朋友的。朋友带朋友来吃出名气，生意好做。”
除了饭店，温州人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幼儿园、甚至诊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然，人多也会带来麻烦。
“浙江村”出名的除了服装生意，还有脏差的环境和混乱的治安。
搭建扩张的平房占据了街道，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公共厕所污秽不堪，臭气熏天.....
虽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安分守己地讨生活，但总有一些人到了这里不做生意，以帮人解决矛盾、讨债之名为非作歹，甚至建立起帮派来。
毕竟是自己的“家”，有问题大伙就一起解决。
他们凑钱建立了“联防自卫基金”，雇佣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当“报警员”把守路口，一旦有事，就一起上，损失由基金赔付。
还组织了“民间联防队”，五六人一组，每天在社区里巡逻，因为以铁棍为防身武器，又被称为“铁棍队”。
为了让大家过得像样一点，在“浙江村”颇有声望的刘世民集合其他人一起包了片土地，齐心协力盖了当时“浙江村”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JO大院”。
这个大院就像现在的住宅小区一样，有公用厕所私用厕所、垃圾处理处、排污道，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不仅像物业公司一样雇保安门卫、清洁工、维修队、电工组为居民提供服务，还发挥着居委会的功能，负责调解社区内的矛盾纠纷。
刘家的基础配套设施很齐全，自办的幼儿园招收了70多个小朋友，聘请的6个阿姨都是从丰台少年宫和北京其他幼儿园挖来的。
在刘的牵头下，附近的小学还给了他们120个招生名额，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问题。
如果人们的心里只有服装生意，或许“浙江村”会变成一个野蛮生长的地方。
但他们最认的，还是彼此的关系和人情，在交叠的关系网络里，相互抱团的温情把这群人“粘合”在一起。
就这样，“浙江村”的人一遍遍念叨着要回老家去，却年复一年地留在了北京。
浙江人在北京的故事即将终结。
如今那个脏乱的城中村，终究像成为新北京人的温州人一样，与大都市的面貌融为一体。
在异乡找到一片栖身之地真的很不容易，不止是“浙江村”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漂在北京的年轻人。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来这里寻找什么。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直飘着《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浙江村”人渴求的谈不上高尚，却无比朴实，因为那是一种叫“更好的生活”的东西。
他们的心里，或许不像在纽约的北京人那样，有个大大的金灿灿的American Dream，也不太会为应该怎样活着而迷茫，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但他们明白只有努力挣钱，才能治愈生活的苦。
这就是平凡者的奋斗，实践者的创造，令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