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时前，大老板愿意用一千万买我春节的时候拍戏。没想到现在，有人要我用几百万买回自己的命。”在《解救吾先生》里，饰演吾先生的刘德华对饰演悍匪张华的王千源说道。这一幕，戏剧性地映照进现实。
东京影帝王千源最近可谓流年不利。先是由他主演的暑期档头部大片《八佰》原定为6月15日上影节开幕影片，“因技术原因取消放映”，原定于7月5日公映，今晚宣布告别暑期档，新档期待定，后是因一系列微信聊天截图，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从昨天11点到现在，#王千源片酬#话题阅读量过2.1亿。曝光的聊天记录中，疑是剧组方人员表示，“合约与现在的国家新规不能相撞”，疑为王千源经纪人表示“这个政策就是一阵风啊”“那就签我们更换的主体工作室合约，您把帐陆续开，按现在这个时间点四期结账”“我们不希望甲方的利益损失，您也得考虑乙方的利益？……剩下的工期等签好合同再开始。这6180万，总款什么时候到位？我们签好再工作。”
据知情人曝王千源方在拍摄已于今年5月3日上映的《七日生》时，不肯按“限薪令”规定降薪，坚持按照原定合同向剧方索要6180万片酬，否则罢工。剧方原本打算支付3000万片酬，最终剧方不得不同意艺人方的要求补付超付3200万，还提供了王千源的出工纪录，指其在拍戏时经常迟到早退，团队试图更换合同避税等。
目前，网上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老戏骨太奸诈，限薪令只是个摆设吗？”，一派认为，“剧方无信义，不按签约合同办事，还挂人甩截图想靠舆论抹黑对方，毫无职业道德，以后哪个明星敢接他们的戏？”
限薪令在落地执行上遭遇的种种困难，作为乙方的艺人与作为甲方的剧组方的纠葛矛盾，以及大牌艺人之间的话语权悬殊，签合同在先，政策在后，“法不溯往”的法治原则，都在上述事件中暴露无遗。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限薪令五年落地过程：
降幅60%-75%，演员降级接戏
事实上，限薪令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当年上半年，广电总局宣布电视剧播出从过去的四家卫视同时播出变成只能两家同时播出，即“一剧两星”政策，卫视购买剧集成本骤然上升，对制作方也提出了压缩成本的要求，出台限薪令相关政策呼声甚高，当时业内盛传每集制作成本超过150万到180万的剧组纷纷撤下，众多剧组持观望态度，推迟开机、暂缓建组，相应地，明星片酬也有所下调。
2015年到2016年前后，视频网站影响力逐步超过卫视，并加大对头部版权的争夺，在自制剧赛道上加大筹码，“大IP+流量艺人”成为这段时间的剧集标配，版权费和天价片酬一路疯涨。2016年8月，央视在新闻中点名批评《如懿传》主演周迅和霍建华两人加起来过亿的天价片酬，并点名批评了电影《致青春2》和电视剧《幻城》。
同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购播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不得在电视剧购播过程中指定明星演员、划定明星演员范围、以明星演员为议价标准”，并要求综艺和网剧按此规定执行。
2017年9月，广电总局、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14条要求中明确提出“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准”，随后，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等联合发布《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三条全部剑指高片酬，为其画下红线：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30%。
真正的限薪风暴是在2018年下半年降临的。这一年，也是影视行业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年。6月，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演员嘉宾片酬不得超过总成本40%。
在此背景下，优爱腾联合正午阳光、华策、柠萌、慈文、耀客、新丽六大影视公司于当年8月联合发出限薪令声明，强调艺人单集片酬不得超过100万元，总片酬不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2018年10月，范冰冰补税8.8亿，随后至少17名艺人被约谈补税。11月，补税风暴进一步发酵，蔓延到宣传公司、编剧、导演等整个影视圈，共分为自查自纠、约谈补税、税务上门辅导、检查及重点抽查四个阶段。从去年到今年，小公司拖欠工资、倒闭等时有传闻，而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和财报表现亦是一片惨淡。
2018年11月，广电总局进一步公布“综艺限薪令”，要求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超过80万元，常驻嘉宾一季节目片酬不超过1000万元。《中餐厅》第二季嘉宾舒淇赵薇各自退回4000万片酬。今年4月，中广联重申限薪令，违者或永久取消播出。目前头部流量艺人从8000万（含税）一部降到了2000-3000万（含税）一部戏，一线实力派演员从5000万（含税）降到了2000-3000万一部戏，降幅达到60%甚至75%以上。
对于采购方视频网站而言，“限薪令”无疑是利好：爱奇艺2019年Q1财报显示，自上市以来，其内容成本首次在季度内出现下降，相比上一季度减少18%，据见智利研究院测算，“一季度外购版权成本约33.5亿，环比下降27.4%，占内容成本比例下降至63.2%，自制内容成本约21.7%，有所上升。”在“限薪令”影响下，其内容成本将进一步收窄，有望尽早由亏损转向盈利。
直观可见的是，今年播出的剧集大女主开始“消费降级”，由片酬更高的85后小花变为95后小花甚至新人。
而对于撇去泡沫的头部流量艺人和一线演员而言，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不过，金字塔底更不好过：“自去年10月以来，多名艺人保持观望态度，推掉工作，后来因为曝光率下降又不得不重新复出工作，结果就是项目方接洽艺人比以前容易了，因为竞争变得更激烈了，组讯比前年减少了四五倍以上，一线艺人接二线艺人的活，二线艺人接三线艺人的活，底层无活可接。”一位明星工作室人员说道。
稀缺演员资源、心照不宣的
灰色与制作受限
深入探究，“限薪令”完全彻底落地执行无疑存在困难，也会爆发许多利益纠纷：今年4月17日，网上曝光了两封《异乡人》发给演员杨烁的公告，显示杨烁去年接下《异乡人》男主，在限薪令颁布后，仍要求剧方按去年4月约定好的8750万支付，两方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剧组停机。
上述事件同王千源事件相似，多名律师指出“限薪令不应高于《合同法》”，且“法不溯往”，应按照旧约履行。不过，王千源经纪人提出“签更改的工作室主体”则无疑越过了虚假合同的违法红线。
这并不是单一案例，这次利益纠纷只是捅破了限薪令窗户纸之下心照不宣的灰色潜规则：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政策严打，但仍有部分艺人顶风作案，采取境外转账、另换名目等种种偷天换日的办法表面退钱，实则暗地里收钱以暗升片酬。
在爆发利益纠纷后，一般来说，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稀缺演员资源在博弈中占据上风和话语权。“像王千源这种硬汉型老戏骨，国内能够替代他的人比较少，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剧组开出高价抢他过来的原因。”剧方曝料，用网络舆论煽动情绪占据上风的办法虽屡见不鲜却行之有效。“这次应该是他得罪了人，要整治他。”一位编剧分析道。
另一位经纪人则提出了另一重隐忧：“限薪令并不只是针对演员，而且是针对编剧导演等等所有剧组人员的，平台划出红线，高于3亿的戏不买，现在我们所有预算收紧，能够选择的题材和体量也比较有限了，如果想像HBO一样拍出《权力的游戏》这种工业化奇幻大制作也不太可能了。”
放眼国外，好莱坞奉行“惟市场论”，收入由底薪加票房收益分成组成，例如小罗伯特·唐尼出演《复联3》拿下了分红加底薪共7500万美元，《复联4》高于这一数字。韩国于2007年曾推行“限薪令”，要求大牌明星单集片酬不超过1500万韩元（合人民币8.9万），受此影响，第一代韩流代表人物之一裴勇俊转行幕后成为经纪公司老板。另外在“编剧中心制”下王牌编剧的收入可能比明星更高。
日本由于电视台而非事务所掌握话语权，明星片酬普遍较低，例如新垣结衣单集片酬约合170万日元，一部剧集片酬约99万人民币。这些国外影视行业薪酬制定规则，或许能为国内带来部分启示。
“惟明星论”的天价片酬固然是行业浮躁泡沫的表现，而违背政策法规合同造假也应当受到相应处罚，不过，“一刀切”遍及各个工种的限薪令并不可取，真正需要限制的是那些注水天价薪酬者，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创意人才也应得到更多倾斜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