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国家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韩国政经相关问题早已成为中文互联网上财经故事会与键盘政治局大批量制造误读和偏差的领域。文笔好一点的，就用跌宕起伏套路众多的故事包裹一个阴谋论的内核，让人看了之后大呼过瘾，然后不知不觉接受了文中有问题的部分。
尤其是在描述财阀的时候，往往塑造出一个清白而英明的总统，与财阀势不两立，两者关系剑拔弩张，充满了戏剧张力——这种简单粗暴的正邪对立，接受起来不费什么脑子，往往很容易打动读者内心对正义必胜的信念和渴望。但愿我们的读者朋友能够把问题往更复杂的程度想一想，不要让自己的脑袋沦为二极管！
韩国财阀控制了韩国的经济命脉，并且与右翼政府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不假。可是你仔细想想，即使是左翼总统，如果没有财阀的支持，怎么可能上台呢？其实无论左右，历任韩国总统都和财阀有着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把财阀视为韩国总统的敌人——像三星这种芯片在国际上都有竞争力的企业，放在哪个国家都是极其珍贵的，搞起二元对立并不可取。
正如我们在《韩国总统命好苦》里提到的，作为掌控军队的独裁者，朴正熙可以对当时羽翼未丰的三星集团创始人直接敲打，迫使其输送利益。后来韩国虽然民主化，总统不再是独裁者，但权力仍然很大，可以在必要时候对财阀掌控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任总统的金大中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把韩国从金融危机的泥潭里拉了出来。
说起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之前在《亚洲金融危机2.0》里就提到过，邢毓静（1996）就于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预警指标分析》里指出，东亚和东南亚的五个新兴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的经济数据与1994年债务危机前夕的墨西哥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韩国的外汇储备只连其短期债务的1.5倍都不到，如果外资突然抽贷，韩国外汇储备将面临大失血。
因为资源匮乏，韩国也是一个相当依赖进口的国家，但1996年韩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只能支撑3.2个月的进口额。
然而时任韩国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姜庆植对韩国外汇储备的危险程度掉以轻心，没有采取预防对策，后来甚至一度被检察院调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先是席卷了东南亚地区，此时韩国国内韩宝等大财阀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政府却迟迟没有救援，导致申请破产。对韩国经济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外资突然抽贷和短期债务不能展期的情况逐渐恶化，外资的大量流出使本币大幅贬值，到1997年底，短期外债总额为638亿美元，而可用外汇储备总额仅为91亿美元。韩国已经到了主权违约的边缘，距离国家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别无选择，韩国只能在1997年11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
“丧权辱国”还是“雪中送炭”？
在韩国国内舆论，包括韩国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里，IMF仿佛是趁火打劫，强逼韩国人低头的霸道的境外势力。国内不少舆论也就照搬了这种说法，甚至演变得比韩国的说法还要咬牙切齿。毕竟IMF迫使韩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条件来借款给危机中的韩国，这种做法被广泛解读成让韩国主权沦丧、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行径。
然而韩国人对IMF的激烈情绪，更像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失业等痛苦找不到合适的宣泄口的时候，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倾泻到了IMF这个国际组织身上。考虑到IMF在紧要关头确实给韩国财政提供了雪中送炭般的帮助，韩国人憎恨IMF颇有点得便宜卖乖甚至恩将仇报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又何必替韩国人着急上火呢？
“雪中送炭”并不是夸张，1997年12月3日与IMF达成协议后，韩国获准立即提取的金额为56亿美元。12月18日，韩国获准再提取35亿美元。而后续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还有将近500亿美元可以用来帮助韩国。
对韩国的经济体制，IMF也确实提出了苛刻的改革条件，但之前韩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严重，也是导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之前韩国没有主动改革，危机到来之后IMF提出改革的条件，难道不正是危机倒逼改革吗？
1997年韩国总统大选时，民众迫切需要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总统带领韩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金大中在此前屡次参选却从没当选过总统，这次却在73岁高龄当选——韩国民众对这位昔日不屈不挠反抗军政府的老人寄予厚望，又或许是只有在危急时候才想到他吧。
1998年初金大中就任总统的时候，韩国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IMF在1997年12月与韩国达成了协议，总额500多亿美元的援助也是IMF当时最大笔援助之一。更重要的是，IMF与韩国达成协议等于宣告韩国之后要大力改革经济体制，IMF的借款也为韩国提供了重要的背书。
当然，IMF提供援助也少不了美国的支持，毕竟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xiao）友（di），美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韩国陷入衰退和混乱。换个别的国家，美国未必会如此重视。
在这个时候，在国内外都广受欢迎的金大中上任后的任务就是大力推行改革，改善韩国的经济体制，从而拯救韩国经济。
整顿被财阀玩坏的金融系统
在很多网络文章里，韩国财阀权势熏天，祸国殃民，但具体是怎么祸国殃民的却往往流于阴谋论。事实上，以往极其有利于财阀的经济体制确实是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原因之一。
在《韩国总统命好苦》里我们提到，自从朴正熙上台后，韩国政府指导大财阀发展钢铁、造船、石化、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的产业，给予其政策、税收、融资优惠。这在韩国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是相当有用的策略，也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
但是财阀和政府密切相关，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韩国的经济体系也变得极端低效且不透明。
比如说起财阀家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体现在财务上就是财阀之间交叉持股与相互借款十分紧密。而这种紧密的互相持股与借贷关系只不过是财阀财务混乱而不透明的一个方面。韩国财阀经营状况不透明，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在世界金融圈里人尽皆知了，投资者根本不相信韩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因而不愿投资于韩国公司的股票（另外，外资在韩国股市也不完全自由）。
财务造假十分广泛，对财阀来说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从银行骗取贷款。而那个时候的银行也更像是政府机构而非公司，因为它们经常按照政府意图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不顾高风险和低盈利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银行股东对银行的经营状况话语权很小，不能纠正银行的错误经营行为。银行之外的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金融机构则大多掌握在财阀手中，成为它们为自己融资的工具。
这样轻易得来的贷款，给财阀无序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众多财阀进入自己原本不擅长的领域，打压中小企业，逐渐成长为垄断多个行业的巨型企业。
金大中上台之后，对这些经济体系中的痼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企业的交叉持股与相互借款保证制度，禁止！
企业财务混乱不透明，改正！
企业拥有多个行业不相关的子公司，砍掉！
其实此时负债累累的财阀也乐于甩掉包袱。比如三星公司专注于电子、金融服务以及贸易服务业，处理掉石油化工、发电站、船用发动机以及汽车等业务领域中的子公司。
金融机构里小股东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提高，以便限制大企业通过金融机构为所欲为。类似的，企业小股东的权力也得到了提高，原来规定只有持有1%股份的股东人才享有股东权力改为持有0.01%股份的所有者都享有股东权力。
与此同时，银行还是不得不救的，尽管已经被财阀的不良贷款玩坏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公共资金处置不良贷款，一批银行被关闭或重组。银行调整了贷款结构，取消了财团内部的交叉担保贷款，信贷投向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和个人。
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经常账户曾出现赤字，因此不得不鼓励资本流入，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但是在韩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下，自由化并不彻底，外国人连投资韩国股票市场都不是完全自由的，那外资会以什么方式流入韩国呢？
答案是短期贷款。原因很简单，长期贷款要求企业详细披露资金使用情况，作为获得批准的条件。然而上文提到过了，韩国企业的财务状况混乱而不透明，外国资金很难放心给韩国企业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政府允许从事外币计价活动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人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商人银行中很多是财阀投资的融资渠道，从海外大举借入短期贷款，以资助财阀的长期投资项目。
这就造成了资金使用期限的错配，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的迅速抽离埋下了隐患。在银行业，短期外债占1996年外债总额高达61%。
金大中上台之后，一方面撤销了绝大多数商人银行的牌照，并对其他金融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整顿。另一方面则是加快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步伐，在其他领域扩大开放。
比如韩国股票市场完全向外资开放，后来外资也可以投资非上市公司。允许外国人拥有商业银行和成为银行高管，外资参股也成为整顿金融系统的一大手段。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银行被国外资本控股是丧权辱国的表现。但就以韩国当时的状况而言，银行业和其他金融领域急需资金注入，并彻底改变以往被财阀当做提款机予取予求的状态。外资的进入也引进了先进的金融管理制度，促进竞争，目的还是要改变以往政企勾结、官营金融等经济结构问题。
而且小国完全排斥外资在金融领域之外，更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危机期间进行改革彻底放开资本账户自由化，也是无奈中的妙招，能够尽量帮助韩国利用外资渡过金融危机。
大力扶持信息和文化产业
除了应对危机，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金大中还大力扶持新型产业，促进韩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金融危机对韩国的重创，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财阀搞重工业的路线是低效的。为了韩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就要培育新兴产业。
金大中把宝压到了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上，从现在的马后炮来看，他是押对了。
金大中政府发布了《新知识产业培育案》，在信息通信领域中投入的财政资金达到了政府总预算的2.2-2.7%，大力培育信息产业。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也培育了一批高科技中小企业，以促进韩国经济的多样性。
信息通信产业很快成为韩国的支出产业之一，其贸易顺差规模也在1998-2001年间达到515亿美元，占据了同时期824亿美元的总贸易顺差的六成以上。
另外，后来风靡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力的韩国流行文化，也是在金大中任期内快速发展的。
金大中执政前，韩国文化产业就有了初步发展，大家熟知的韩国三大经纪公司SM、YG、JYP分别在1995-1997年间成立，赶上了好时代。而1998年，金大中政府发表《国民的政府新文化政策》，提出“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原因”，准备大力扶持文化产业。
在文化艺术领域，金大中政府的原则是“支持但不干涉”，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重视民间自律与自发。文化政策宽松，在文化方面也逐渐放权给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并强化文化艺术界自律性而非强调政府管控。这与金大中本人是民主的实践者也有相当的关系，与后来李明博、朴槿惠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政府也不是什么是都不管，而是很重视韩国文化对海外的营销，挖掘具有竞争力的“明星项目”并给予集中支持，打入海外市场，以便在创造高附加值的同时提升韩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你们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都要供金大中为自己的守护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文化战略的时候，文化产业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半岛统一，所以某些关于半岛两国文化一致性的内容也是在近十几年里能经常见到的。
浴火重生的韩国经济
多年以后看金大中主持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他是成功了，把韩国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拖了出来。
在金融领域，金大中政府的改革基本达到了目的：加强法律和监管，重建金融机构，减少道德风险，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加强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在新产业领域，韩国的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在21世纪也蒸蒸日上。
看经济增长率，在金大中任期内，韩国仅在危机严重的1998年面临经济负增长，之后几年的经济增长还是可圈可点的。
哪怕让韩国人恨得咬牙切齿的IMF，韩国也只欠了不到四年钱，只动用了195亿美元的贷款，在2001年8月金大中任内就把欠款还清。
对韩国来说相当幸运的是，世纪初正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韩国本身就是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对华出口量逐渐增加。金大中卸任总统后一年的200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对象。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对后来韩国的经济繁荣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
金大中领导韩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也离不开韩国人民的支持。为了凑外汇，1998年韩国民间掀起了捐献黄金的运动，民众纷纷拿出自己的金首饰拿去出售或者无偿捐献，以换取宝贵的外汇。据称运动开始后短短三天时间内，全国交售金首饰者就达20万人，共收购黄金首饰25吨，价值约2亿美元。
除此之外，韩国民众还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短期失业率飙升，而且这是体制性的。这是因为战后韩国类似于日本，实质上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但在改革之后，转为自由雇佣制，企业可以解聘员工。这在韩国职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其实金大中改革的实质就是把韩国原来由政府主导的财阀经济体制转向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些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自由雇佣制导致失业上升，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民众失落感增大等。
韩国财阀对韩国经济的掌控力经过改革也有所下降，没有了以往对金融体系的有力控制。但是韩国财阀本身体量仍然很大，仍然控制着韩国的经济命脉，与政坛还有着密切联系。当然，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韩国大企业的管理模式比以往要先进多了。
大企业和政府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仍然存在，哪怕是在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三大经纪公司SM、YG、JYP也存在类似问题。韩国的贵圈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国的贵圈会玩得多，也和他们的幕后老板位阶更高有关。
尽管如此，金大中的改革还是让美国式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韩国扎下根来，也帮助韩国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
金大中早年作为反抗军政府独裁的勇士，常年遭遇拘禁和流放，为韩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临危受命担任总统主导了危机中的改革，彻底扭转局势，改变了韩国的经济体制。任内除了经济方面的贡献，他还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访问朝鲜缓和半岛局势。
其实说到这里，你应该也看出来金大中这个人物在改善我们思维方面能够做出的贡献了。
传统上说，他是一位左翼总统，但是他干的事情，却是让政府和关系密切的财阀撤出经济圈，力主进行了一系列西方保守主义者力推的改革措施。而这一套组合拳的结果，也不像很多左翼政府的决策一样，单纯保护劳工和小企业，而是让大家在短期内产生了阵痛，却最终让韩国软硬实力双丰收。
所以用某一种立场标签去定义这样一个人是不合理的。当他承担起了人民赋予的带领韩国走出泥潭的重任，最终就只能是用最合适的方法巧妙地化解各种矛盾，把人们带上正轨。
和那些阴谋论公众号渲染的悲情比起来，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变模糊了，但他却真正改变了韩国。
2009年，为韩国奋斗一生的金大中逝世，死后备极哀荣，受到了民众的缅怀，继朴正熙之后成为韩国第二位举行国葬的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