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荣誉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
网易研究局注：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之父。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起任哈佛教授。他在里根政府时期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他曾被认为是格林斯潘继任者的不二人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顾问，获得过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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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速读：
1、未来养老资金的窘境会进一步恶化。
2、对个人来说，与其（对延迟退休）表示不满，不如提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养老计划，做些自己想做的又有意义的事情。
3、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历程与中国相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高龄的老龄化人口众多，所以，新加坡在人口老龄化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思路，应该能给中国很多启发。
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社会问题，所以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趋势而已。
以下为专访精编：
“未来养老资金的窘境会进一步恶化”
网易研究局·大师：作为养老研究方面的专家，您如何看待全球老龄化的现状？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马丁·费尔德斯坦：在1950-2050年间，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增速逐渐放缓，而发展中地区的老年人口增速持续加快，并且高于发达地区。
有一项基于长期视角的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始终在2%左右徘徊。其中，2000年到2025年间是世界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2.8%。当然，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还要稍微延后一些。
说到养老问题，世界各国普遍会面对的一大问题是：退休人员的相关支持计划都陷入了窘境。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退休人员与纳税人员的数量之比也越来越高；但是，新增人口数量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提升，所以这会继续加重养老支持计划、养老金用于支付老年人口看病医疗基金的负担。未来养老资金的窘境会进一步恶化。
网易研究局·大师：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净储蓄率不足4%，但感觉美国老年人的生活还比较丰富，美国人是怎么养老的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美国的这个问题稍微有些与众不同，是因为美国人的养老金主要是从社会保险资金（联邦发起）、职业退休金计划（雇主发起）和个人养老金计划（个人发起）“三大支柱”中来，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养老资产。
在美国，法律规定工资税全部用来为退休福利提供资金，随平均工资水平每年上涨。这些税收资金被存入社会保险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用于投资政府债券。作为个人，在退休后可以根据终身工资税缴纳额领取退休金，最早可以在62岁开始领取退休金，最晚可以从72岁开始领取退休金。
网易研究局·大师：从62岁和从72岁开始领取退休金之间，有什么不同？
马丁·费尔德斯坦：自然是晚退休的人拿的要多一些。如果一个人选择在62岁之前退休，他的退休金将会大打折扣。以62岁为界可以正常退休，如果一个人自愿延迟退休的话，就会获得更多养老金作为奖励，而且奖励的多少与实际退休年龄呈正比。但72岁以后，即使你依然自愿选择继续工作，你能获得的额外奖励的退休金也不会继续增加。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如何看延迟退休政策？
马丁·费尔德斯坦：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自愿的、弹性的、市场化的退休制度给了人们更多选择。
美国在1983年也提过延迟退休年龄的事情，由于人口老龄化，退休金支出比税收收入增长得更快，当时美国的养老资金陷入困难，国会讨论后同意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2010年，美国的社会保险税收收入为5460亿美元，总支出为5770亿美元。此前所积累的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为1080亿美元，因此信托基金的总规模增加了770亿美元。
六年后的2016年，税收收入达6790亿美元，而退休金总支出高达7690亿美元，资金缺口几乎等于当年的债券利息收入。这也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信托基金余额会逐渐下降。
因此，国会希望通过投票将退休年龄从67岁再推迟到70岁。按照平均预期寿命计算，这些67岁的人大概还能继续活17年，因此，将全额退休金的标准退休年龄再提高3年就可以减少17%的退休金支出，几乎足够抵消因税收收入下降而导致的养老金缺口。
如果以后能够根据寿命预期增加的精算结果，每年调整年度退休年龄就更好了。对个人来说，与其表示不满，不如提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养老计划，做些自己想做的又有意义的事情。
网易研究局·大师：世界各国的养老金都面临缺口问题，有什么破解之道？
马丁·费尔德斯坦：第一种方案是降低退休金领取的水平，或者增加相关税收的收入。以美国为例，可以选择增加雇主或员工的工资税，也可以用一般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来维持退休金水平。这也许意味着个税税率要得到相应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收入较高者的负担会更重。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前面提到的延迟退休年龄，除此之外，另一个方案就是不再实行现收现付制，增加用于投资的部分，可以将投资政府债券中的一大部分拿出来投资股票，这样可以让信托基金更快地增长。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怎么看中国的养老金制度的设计？
马丁·费尔德斯坦：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将社会和个人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是现在养老金也面临资金的窘境。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不少员工的收入很大部分是以非工资的形式出现的。养老金缴费的计算比例应包括职工所有的现金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同时，要加强养老金的征收，采取系统性措施，强化和扩大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比如考虑未来的社会统筹费用由诸如增值税之类的有着广泛税基的税收来支付，这样就能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
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不妨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网易研究局·大师：与能找到破解之道的养老金问题相比，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似乎更为困难。
马丁·费尔德斯坦：各国的经验和大量的研究证明，成功而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不仅能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它对社会安定、国家和谐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不妨借鉴一下新加坡的经验。
网易研究局·大师：为什么是新加坡，而不是日本或者瑞典？
马丁·费尔德斯坦：首先，中新两国在传统文化上很相似，都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从纳税人对老年人的“孝道”上来说，最为相似。
其次，中新两国在人口政策上也有很多相同点。
“二战”后，新加坡改善了居住环境，引进了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从而使死亡率快速下降，新加坡的出生人数连年增长。1965年，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作为一个新生的独立国家，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必须摆脱传统经济而独立生存，鉴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面积狭小、资源缺乏这一客观现实，针对当时不断增长的人口情况，新加坡政府首次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于1965年后开始推行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自此，新加坡的生育率开始快速下降。
1976-1980年间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降低到17.2%，1996年-2000年间降低到11.9%，生育率急速下降至人口更替水平，大概是1.9左右。从1958年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新加坡在短短18年中就经历了生育率从高增长下降到仅能维持人口更替水平的过程。
进去21世纪后，尽管新加坡政府由于长期的低生育水平而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难再提高，因此，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将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2025-2030年间将达到1.4，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再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上也颇为类似。新加坡作为新兴产业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加剧，在2010年就达到了16%，比韩国和中国都高。
根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的调查研究结果，从1950年到205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都将呈上升趋势，新加坡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由1950年的4.0%上升到2050年的58%。也就是说，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将抚养3个老年人口，社会对老年人的负担将是相当重的。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历程与中国相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高龄的老龄化人口众多，所以，新加坡在人口老龄化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思路，应该能给中国很多启发。
网易研究局·大师：新加坡的哪些举措令您印象深刻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首先，新加坡政府在构建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通过强制性的储蓄提供退休后的养老保障。虽然政府并没有承担出资责任，但通过法律法规、相关政策、日常监督等发挥了核心作用，很好地保障了老年人的生活。
而且新加坡政府还及时调整人口政策，针对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育率越来越低的现象，新加坡从二孩政策转向鼓励更多生育的政策，如孩子越多，所得税抵扣额也越多；生育孩子多的家庭，孩子也会享受有先选择学校的权利。
其次，新加坡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方式也在不断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并不断促进这些权益的实现。比如，新加坡不仅有《赡养父母法令》，还有专业处理相关纠纷的法庭。
再次，重视社会和家庭个体的积极参与。新加坡相信，比起增加税收，让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方，让社会更有人情味，让社会团体、家庭发挥作用会更加重要。以养老院收养的老年人为例，政府养老院收容的老年人仅占到了10%左右，其余都是由社会类型的养老院服务。
此外，从称呼上，新加坡的老年人又被称为“乐龄人士”，这个形象和给人的印象都是积极的。而新加坡的老年人确实是乐享晚年生活，经济上有保障，也喜欢参与社会活动。新加坡为此还每年举办乐龄节，历时几周时间。
网易研究局·大师：为应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你有什么建议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首先，对此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社会问题，所以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趋势而已。虽然老龄化确实会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一些压力，但积极的改变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其次，布局要趁早。新加坡是在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接近，但新加坡在50年代就开始着手解决老年人问题了。而中国在经济远不如现在发达的时候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一定要明确责任、妥善处理、统筹安排。
再次，和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这使得中国可以更加容易地建立投资式个人账户。这就会使得养老金缴费和未来收益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建立对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也能扩大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长期处于盈余状态，投资式个人账户中的部分累积基金还可以投资于国际市场，完全可以提早实施投资式的养老保险体系，而无需等到金融市场更加完善时。
最后，要重视社会、家庭、个人的责任共担。养老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家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重视。对大量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上没有保障的老年人、因病致贫的老年人，进行规范的社会救助，同时还要规范养老服务的运作，加强相关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