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解说又成了众矢之的。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国师”张艺谋呼吁观众戒掉三分钟电影解说，回归影院：“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看到这个就很难过。”“你最好别看那个3分钟介绍。”
这不是娱乐圈第一次向电影解说开炮。
早在2021年，迪丽热巴、赵丽颖、杨幂等500名艺人“联合上书”,声称将对“剪辑等未授权行为”发起法律行动。
“事与愿违”的是，过去三年里，电影解说产业反而逆势而行、越做越大。
我们不必对电影解说抱有悲观的态度。
电影解说的膨胀并不意味着审美的集体降级，电影解说也不止于3分钟的文化快餐。
这个新兴的产业内部存在着众多分支，从科班出身，专事深度解读的工作室，到同时操纵上千个账号，流水线式生产猎奇性解说的MCN，不一而足。
如果不做出这种区分，我们很难判断，在偌大的电影解说行业，谁日薄西山，谁风头正劲，谁符合张导的批评，谁又有权豁免。
毕竟，这个历时仅十年的行当，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分化重组。这门行当最早的明星，早已隐入尘烟。
01 解说兴衰
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电影解说”曾是一个十分被尊崇的行业。
1895年12月，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普辛路的咖啡厅放映了世界最早的影片，值得一提的是，在法语中，“卢米埃尔”的本义是“光”（Lumière）。
最早的影片之一“火车进站”
“光”创造了电影艺术，这自然是艺术史的一桩美谈。
美中不足的是，早期电影有“光”，却缺乏“音”。
从卢米埃尔兄弟到20世纪20年代，默片主宰着人类的荧幕，在漫长的默片时代，摄制者只能用戏剧性的表情、肢体动作和有限的间幕（inter- titles），演绎复杂的情节叙事。
“间幕”穿插于影像之间，对关键情节做出即时性的描述，甚至直接点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间幕不足以消除默片的理解成本，新的行当应运而生，这种行当便是短视频UP主的先驱：电影解说员，他们出现在放映现场，为观众口头讲述剧情。
美国《电影世界》曾撰文，声称如果电影解说员缺场，绝大多数电影将无法被观众理解。
伴随着现代世界交换网络的扩张，“电影解说人”这一职业远渡重洋，在开埠通商的东亚诸国开花结果。
旧时代的“电影解说人”产业中心位于日本，在大正与昭和时代，“电影解说人”行当颇为兴盛，那些为默片做现场叙事、念白和评论的表演者被尊称为“活东弁士”（ かつどうべんし），简称为“活弁”或者“弁士”。
现代“活弁”的还原表演
作为电影影像和受众之间的叙事中介，活弁控制着观看的视角和节奏，以至于喧宾夺主，成为影片最大的卖点。
许多观众常常冲着某位“活弁”，才选择观看某部电影。其中，颇受时人追捧的“活弁”包括上田布袋軒和十文字大元。
20世纪电影解说顶流上田布袋轩
在最为鼎盛的1927年，全日本共有6818名弁士，其中还包括180位女弁士。
“电影解说员”也传入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只不过，它的经历颇富戏剧性。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日诸国政治制度，为日后的改革张目。出洋途中，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不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欧美政治要义》，也追随欧美文艺界的时髦，带回了一部电影放映机。
20世纪初的电影放映机
1907年，端方宴请镇国公载泽，宴席中“演电影自娱”，还令通判何朝桦“任说明”，不幸的是，电音放映机猝然爆炸，何朝桦这位最早的“电影解说员”也一命呜呼。
端方
好景不长，随着有声片的出现, 电影解说行业蒙受灭顶之灾。到了20 世纪50 年代, 电影解说员已经没落。
出人意料的是，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复兴了这一曾被时代抛弃的行当。只不过行当的亚洲中心，从日本转移到了中文世界。
只不过，在电影解说的新时代，电影解说员和院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旧时代的电影解说人，受院线的雇佣，帮助公众理解电影。
新时代的电影解说人，摆脱院线的控制，在独立的渠道商解说电影，甚至和院线产生了竞争关系。
解说与院线的脱钩，埋下了纷争的影子。
02 西学东渐
千禧年的前十五年，中文互联网尚处于对欧美互联网时代的系统模仿期，各类新媒体形式往往首先发轫于欧美，再传入中文世界。
自媒体形态的电影解说并不例外。
2015年，依托Youtube的电影解说频道Channel Criswell（现更名为The Cinema Cartography）横空出世。
运营者Lewis Michael Bond为一名音乐家和电影导演，自2015年起便借Criswell这个艺名，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对于电影叙事技术和形式的分析。目前，The Cinema Cartography在YouTube上有69.4万订阅者。
Lewis Michael Bond
Lewis Michael Bond解说常常是长达半个小时的“学术盛宴”。除了对单个影片的评述，Criswell同样专注于对电影理念和电影史的分析，例如，他用专门的栏目分析“超验主义电影”、“疯狂的美学”、“叙事中的色彩”和“苏联蒙太奇式电影”等主题。
相比于Criswell的学院派风格，其他电影频道则更为下沉。
坐拥678万订阅者的频道“老实说”（Screen Junkies）主打6-7分钟的短视频解说，虽然是对电影的重新演绎，但“老实说”有着清晰的红线，其一，仅使用有合法来源的影片，其二，绝不在解说中透露电影结局，为观众保持悬念。
Screen Junkies的主创者团队
毕竟，美国电影公司的律师天团可不是吃素的。
03 台湾网红的草根风暴
如果说欧美电影解说谨小慎微，唯恐踩伤侵权的红线，草创期的中文电影解说则带有几分草莽之气，不仅把赌注押在了“下里巴人”身上，还直接掀掉了传统院线的桌子。
这一切，要从某位中国台湾地区的UP主讲起。
牢谷
2015年，牢谷开始在脸书上投放“X分钟电影”系列。2月份，在微博上登载第一条电影解说视频。
在这些电影解说中，牢谷已经集齐了后世中文电影解说普遍存在的三大特征：戏谑性、猎奇性和极度的时间压缩。
他将自己定义为说书人，满足于用调侃意味的台湾腔重述故事情节，但“不评论故事背后的含义或导演拍摄的用意”。
为了增添戏剧性，他避开了试验性较强的电影，偏好商业片和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刺激肾上腺素的灵异、恐怖与血腥片，并将叙事时间压缩到了极致。
现代性的特征是“加速”。那么牢谷便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者，8分钟看完21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9分钟看完《哈利波特》，5分钟看完《变形金刚1-4》。
除了美学上的差异，牢谷的流行带来了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难题：版权问题。
YouTube本身属于流媒体平台，具有海量影视资源的合法版权，Criswell和Screen Junkies依托YouTube的既有资源进行二次创作，同时以对影史经典的评述分析为主，避免和当红剧目争夺流量，并不会和影视公司形成零和博弈。
然而，在中文互联网狂飙突进的牢谷，从一开始就摆出了“掀桌子”的架势。
其一，微博等即时分享平台并非流媒体平台，并不掌握片源版权；
其二，牢谷偏好选取当红商业片，讲述时分析较少，剧透较多，直接将潜在的观影人流吸引至自己的解说频道。
根据台湾地区新闻数据，仅在2017年，牢谷便从各个平台中获得多达1413万元的暴利。与此同时，片商“又水整合”表示，由于牢谷的剧透，有多部耗资数百万引进的影片最终无法上映，竹篮打水一场空。
“吃饭砸锅”的牢谷，很快官司缠身。
2017年4月,牢谷遭到动画片《哆啦A梦》、电影《脑浆炸裂少女》《近距离恋爱》、韩国电视剧《W-两个世界》以及K KTV等多家影视版权方起诉。
脑浆炸裂少女
2018年，台湾“地区检察署”在对牢谷事件进行调查后，认定其电影解说短视频存在侵权行为，发起正式起诉。这场官司持续了3年，直到2020年才以和解告终。
中文电影解说界的初代王者，就此陨灭。
不过，我在这里称他为牢谷，倒不是因为他版权官司没打赢，而是他后来突破底线，去参选了某台独政党的“决策委员”（还没选上），从而毫无意外地被内地互联网封禁。
而与此同时，海峡另一边的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媒介革命”，以快手和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开始攻城略地，迅速侵占旧门户网站和长视频平台的生态位。
04 中文互联网：世界唯一的伊甸园
10年代末的电影解说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除了台湾和大陆，日本的电影解说也红红火火。只不过，日本的同行也很快遭遇司法围城。
2021年，13家日本片商起诉一对以电影解说短视频谋生的青年侵犯知识产权，在2年时间内制作50余部上映电影的讲解，造成电影观众锐减。
东京地方法院的裁决结果是，判罚自媒体制作者赔偿院线5亿日元。
日本的短视频电影解说行业，从此一蹶不振。
对中国的同行来说，2021年同样不是一个好年。
2021年4月,爱奇艺、优酷、腾讯等70多家影视传媒单位及企业 “联合上书”,声称将对“剪辑等未授权行为”发起法律行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明确表示：
“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
一时间，短视频影评界人心惶惶。
戏剧性的是，自“联合上书”至今，并没有一名短视频电影解说UP主像牢谷那样遭到起诉。监管的苦差只是落到了短视频平台的身上。
作为“执法者”，短视频平台有着自己的算盘。
和爱、优、腾等传统平台不同，短视频平台缺乏影视资源版权，从事“二次创作”的电影解说UP主恰恰起到了弥补资源短板和吸引流量的功用。
有鉴于此，短视频平台对解说UP主的处罚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多下架视频了事。
电影解说的UP主也很快找到了钻漏洞的法子，解说当代电影有风险，那就无限上溯，解说几十年前的冷门欧美片，毕竟，欧美的版权商强龙和可斗不过地头蛇。
天时，地利，人和，中文互联网迅速成为短视频影评的伊甸园。
度过全灭危机的中文短视频影评进入了又一个扩张周期。各类MCN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他们旗下拥有数千甚至上万个账号，同时生产类似的解说内容，题材覆盖网飞新片和尘封多年的老片，形式更是花样百出，从分Part输出，到Rap式讲述，不一而足。
据统计，该行业的从业者，已经超过百万。
中文世界，已经成为短视频解说的绝对王者。
被国内市场卷疯的影评人，也开始了出海的步伐。
乘着人工智能井喷的东风，中文影评家用中文撰写解说脚本，用DeepL翻译为英语，再用Moyin生成新的画外音，最后使用Adobe Premiere进行简单编辑，一篇英文电影解说便大功告成。
即使脚本翻译有明确的错误，这类视频仍能在抖音国际版吸引众多追随者。
如今，TikTok上的电影解说博主包括Cinema Joe，Maddi Moo等人。
Cinema Joe
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喧喧嚷嚷的电影解说产业看似风光，却依旧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依靠平台的庇护和从业者的狡黠规避风险。
05 峰回路转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文的电影解说，也不全是流水线生产的、有法律风险的工业垃圾。
一方面，电影科班出身的媒体人正在涌入这一赛道。
其中的代表，是脱胎于职业影评界的毒舌电影（DS Movie）。
2013年，毒舌电影凭借对电影《富春山居图》的吐槽一炮走红，在3年时间内成长为影评公众号的顶流。
2019年8月，毒舌电影进军抖音，尽管他们的视频常常长达2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但仍然迅速成为抖音影评无可争议的霸主。截至2024年12月2日，它的抖音粉丝数已经达到令人咂舌的5983.9万。
毒舌电影的成功似乎说明一件事，相对于流水线式生产的3分钟戏谑式电影解说，能够赢得人心的仍然是高质量的电影解说和立场鲜明的观点输出。
另一方面，曾对电影解说嫉恶如仇的院线也开始转变思路，主动将短视频平台视作影视宣发的新契机。例如，2023年爆火的小成本电影《茶啊二中》便主动利用短视频解说聚拢流量。
最后，合法性的问题需要留给短视频平台。
从影视公司和电影解说从业者的角度看，短视频电影解说的合法性已成死局，影视公司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损，而没有任何一个电影解说UP主能够支付高昂的版权费用。
唯一潜在的破局者是短视频平台，他们从各类涉嫌侵权的电影解说中获取了巨大的流量和利润，他们也拥有支付版权费用的资金能力，却在利益冲突中遁形，坐收渔翁之利。
购置版权的义务，或许应该在于平台，而非创作者。
2022年7月19日，抖音集团和爱奇艺宣布达成合作，将围绕长视频内容的二次创作与推广等方面展开探索。这标志着长短视频平台开启合作共赢新模式。
从此，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用户都可以对爱奇艺授权的长视频内容进行解说、混剪等形式的二创。
游击队，终于熬成了正规军。
结语
是的，3分钟电影解说是对电影的简化。
电影，关乎观察世界的视角和视觉叙事的技艺，它无法被简化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
然而，我们不必做电影的完美主义者，这个世界的电影已经浩如烟海，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不能穷尽万一。
在影像爆炸的年代，短视频电影解说，恰恰承担了收纳者的角色。
问题的关键，从不在于告别短视频电影解说，而在于它的合规难题，在于让这个产业能够兼容下沉市场与深度解说。
从这个意义上看，短视频电影解说是中国新产业发展的缩影。
和中国的大多数工业产业一样，中文短视频解说的十年是野蛮生长的十年。
得益于版权保护的相对宽松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中文短视频解说迅速完成了从“以洋为师”到“扬帆出海”的弯道超车。
超车过程伴随着劣质解说的泛滥，在无限喧嚣中，媒介与市场的力量开始重组，高质量的创作者开始出现，平台、院线和创作者开始讨论合作的空间。
电影解说的新时代，已经初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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