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流入额低于日本 专家:吸引外资需创新思维

9月14日,在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举办期间,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市“两区”办合作,在服贸会主会场国家会议中心联合主办2024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在论坛上,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开放度与面临的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指出,中国外资流入额的下降揭示了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面临的挑战。他强调,中国正处于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这需要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制度问题。


2024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现场。


中国外资流入额比例已从7%降至1%,已低于日本



在深入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特别是在服务贸易和高科技产业领域时,屠新泉首先肯定了中国对外资的高开放度。他表示,尤其是制造业,曾经达到的7%的外资流入额与GDP比例,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就的有力证明。

然而,屠新泉也指出,这一比例的快速下降,从7%降至1%,揭示了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存在的挑战。“中国快速下降的外资比例,已经比日本还要低了,这就有点不太正常。”屠新泉说。

屠新泉强调,这种下降背后的原因复杂,但政策因素,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可能更为突出。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这是解决外资企业面临制度问题的正确方向。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也阐释了外资比例下降的原因。"钱要始终流到能挣钱的地方,这个钱能挣到哪个产业的钱,就流到哪里挣钱,这是资本的客观规律。" 郭文杰用这句话概括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逻辑。

郭文杰表示,随着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一些低端产业链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高端产业链将继续在中国发展。

作为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晓利提到了在中国运营的欧盟企业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方面。他指出,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投资机会巨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阻碍。

"对于那些跨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运行,他们认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他提到,但中小企业可能会因为数据和技术层面的考虑而选择不在中国投资。


服务业与资本市场或是吸引外资的新策略

会上,郭文杰强调了中国服务市场的发展,如养老和健康市场,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开放吸引外国企业。他还提到,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潜力,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郭文杰这样评价中国资本市场的成就。他建议,中国应该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马晓利(Massimo Bagnasco)也强调了服务业在推动市场发展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到,尽管服务贸易在GDP中占有重要比重,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低,这表明了巨大的潜力和改进空间。

马晓利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服务业是推动市场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力量。马晓利提出,公共采购和信息通讯技术(ICT)领域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公平竞争,以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我们应该考虑更加公平的竞争,在未来可以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马晓利说道。他还提到了中国政府发布的“二十四点措施”,这些措施受到了中国欧盟商会的欢迎,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商会的提议和期待。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表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再依赖过去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不再以技术换市场,拿成功的产品打入市场就卖得很好,简单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刘持金强调,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高技术和服务。他提出,中国的服务市场,如养老和健康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制度上开放,以吸引外国企业。

刘持金也强调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交易额远超美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他用数据说话,提到中国A股市场的IPO数量和融资总额是美国的数倍,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刘持金这样说道。他建议,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他认为,这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还能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

"为什么中国奈雪冰茶可以上市,而西班牙和德国的企业不能?" 他问道,强调中国应该利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调动外资企业的积极性。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强调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他建议,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待吸引所谓的外资

在讨论监管政策时,屠新泉认为,中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仍有调整空间。他提出,目前的监管趋势可能过度强化,需要一轮“放松监管”或“去监管化”的导向。他强调,制度型开放应与国际规则、标准、规制、管理相通相容,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寻求合理的监管标准和水平。

“我们要怎么去监管化或放松监管,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协同的方式实现一种比较合理的,或者和国际通用标准,国际最佳实践对接的监管水平,这样我们整个开放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屠新泉说。

屠新泉也强调,中国需要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制度型开放。他特别提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或公共采购领域的问题。

“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采购单独制定一部《国有企业采购法》,因为现在的两部法律,无论是企业采购还是招投标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屠新泉建议道。他指出,中国与欧盟在政府采购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外资企业在实践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屠新泉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一些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方式或目标取向发生了变化,从“发展第一”转变为“安全第一”或“风险最小化第一”。他警告说,这种行为取向的变化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纠正。

马晓利也呼吁需要积极主动地吸引更多的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形成群居效应,并通过创新合作来推动市场的发展。他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期待未来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有更多的进步和创新。

"我们希望这样的速度越快越好,包括高质量的服务贸易的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这些都是可以形成非常好的环境的力量," 他总结道,期待欧盟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能够更加繁荣。

刘持金在谈到政府服务的效率问题时,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外国人办理居留证和工作证的流程仍然繁琐且耗时。他建议政府应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待吸引所谓的外资。” 刘持金呼吁,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创新思维,利用自身优势,如服务市场的潜力和资本市场的活力,同时改善政府服务,以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有利的营商环境。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