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结束已经一周多了，但硝烟并未完全散尽。奥运冠军们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国家英雄”，体育记者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在一线采访的记者被调侃为“采访区里的孔乙己”。很多记者还被斥责为何不去质问美国队的兴奋剂问题，为何不敢勇敢地与“紫薯脸”作斗争？后方的记者也未能幸免，《南方日报》的体育记者朱小龙因为在连线中用词失当成为了被网暴的对象。
体育记者们是否真的就那么不堪吗？先说我的结论：他们早已成为了这场流量狂欢的牺牲品，被各种营销号节奏带得飞起。
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专业的体育记者，尤其是综合体育项目记者，正在变得凤毛麟角，这是一个无须讳言的客观事实。
在传统媒体发达的年代，记者的条线分得非常细，可以长时间跟踪报道一个项目。那个年代，一个都市报的体育部能有十几个体育记者。以我为例，我供职传统媒体时负责的条线是游泳、跳水、举摔柔和冬季项目。大的媒体机构，诸如央视、新华社、中国体育报，记者的条线可以细化到只负责报道一个体育项目。
现如今，对于大多数媒体而言，体育部早就成了奢侈品。残存的体育记者们往往也只剩下少量足球、篮球专项记者。综合项目在平日里并不受待见，它们只有在奥运会这两周左右的时间内才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个媒体机构需要为了这两周时间专门养几个综合体育记者吗？
体育记者（尤其是综合体育记者）的凋零，早就是肉眼可见的事实。残存的综合体育记者们离运动队、运动员也越来越远，究其因：一方面媒体生存环境堪忧，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让综合体育记者奔赴第一线进行赛事报道；另一方面，我们的管理体制也不允许运动队、运动员轻易接受媒体的采访。
在并不遥远的十几年前，主流媒体几乎都会派记者前往国外采访单项世锦赛。放在当下，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去年福冈游泳世锦赛，我在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来自地方媒体的体育记者。我供职传统媒体时因为预算问题并没有机会去海外报道游泳世锦赛，但国内的差几乎都是随便出。每年的游泳冠军赛、跳水冠军赛，以及偶尔在中国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游泳短池世界杯分站赛等，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今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备受瞩目，刚开始是不允许媒体自由报名，仅定向邀请媒体，后来放开报名之后前往深圳报道的记者依旧寥寥可数。日常赛事能看到的体育记者往往都是当地媒体，外地媒体近乎绝迹，原因无他，盖因媒体收入日薄西山，不可能花钱让记者去报道一个国内赛事，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仅有的预算需要花在奥运会这种顶级大赛上。
此外，运动队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的态度都是防火防盗防记者，从未将体育记者视为重要的工作伙伴。没有队伍的批准，运动员不得私自接受记者的采访，这个似乎早已成为了惯例。巴黎奥运会之前，甚至连重点运动员的家属想要接受采访都需要得到国家队、省队的批准，这也算是咄咄怪事了。
运动队从未将体育记者看成自己人，又凭什么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自己摇旗呐喊。何况，记者的责任只是客观报道事实真相，他所代表的仅是供职单位，没有义务站出来为某个队伍做背书。要求拿着微薄薪水、来自市场化媒体的体育记者背负起民族大义，属实是吃瓜群众的一厢情愿了。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专业的体育记者变得凤毛麟角，而如今传播环境的变化更是让专业的体育记者失去了容身之所。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流量为王，微博等社交媒体，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成为了媒体输出内容的重要平台。媒体领导们开始将流量作为考核的最重要指标，挖掘有网感的内容，拍摄有趣的短视频就成为了时代风潮。
奥运会以平时较冷门的综合项目为主，门槛本身就高，专业的内容不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也就很难引爆全网。在新的考核标准之下，记者们只能挖空心思去另辟蹊径，比如教全红婵用英语说“拿捏”，或者问全红婵“累不累”，就更符合当下的内容诉求。如果以结果为导向，这些内容确实成为了全网的热点，显然比问全红婵为什么207C越跳越好更有话题度。
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张冠李戴更是蔚然成风，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可以最大化聚拢流量。以王左中右的那篇《奥运会采访区挤满了孔乙己》为例，其中提到潘展乐拒绝接受温州话测试。这明显不是来自奥运会现场的采访，而是知名主持人华少在访谈节目《冠军来了》中向潘展乐提出的问题。华少是知名节目主持人，并非是专业的体育媒体人，他不专业的提问都要扣在体育记者头上，障眼法玩得飞起。
王左中右还是出自传统媒体的知名媒体人，都祭出了移花接木这一“吸流量大法”，遑论那些以此为饭碗的营销号了。
朱小龙不仅是我的同行，更是我的朋友。我很早就嗅出了危险的味道，他转发了一条我发布的关于全红婵的微博后遭到了全红婵粉丝的口诛笔伐。我去看了他直播的原始视频，发现除了用词不当外，完全没有任何恶意。正如知名体育产业专家易剑东教授所言，朱小龙初衷是良善的。
起初，全红婵的粉丝还能理性地与朱小龙进行探讨，甚至还把相关视频进行了打码处理。但是营销号下场之后，舆论风向完全变了。因为营销号只保留了“疯疯癫癫”和“白痴一样”这两句话，让不明真相的看客们失去了理性，走向了疯魔。
营销号与饭圈的耦合共同造就了当下的饭圈文化。粉丝群体本身就缺乏理性，很容易受到蛊惑。在娱乐圈呼风唤雨多年的营销号们惯于此道，当它们发现体育是新的流量增长点后，早就闻着血腥过来了，嗜血的獠牙令人胆寒。
于是乎，它们往往采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手段来煽动粉丝的情绪，共享这一流量的狂欢盛宴。粉丝们收获的是义愤填膺和满腔正义，而营销号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悄数着流量带给他们的收益。
平台对于营销号的纵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场嗜血的流量狂欢的推波助澜者。当朱小龙们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台，独自舔舐伤口时，营销号们早已翩然而去，虽然嘴角还留着未干的血迹，但眼睛已经瞄向了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这一事件是具有标志性的，会让体育记者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大家更加噤若寒蝉。尤其是还留在体制内的体育记者们，不可能不畏首畏尾。以往，体育记者充其量只不过是流量狂欢盛宴的旁观者，现在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这场盛宴的“祭品”。
菲茨杰拉德的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出版时，他正与海明威、斯泰因等人共赴巴黎这一席流动的盛宴。他在这部小说中说：“每当你想批评别人时，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营销号和饭圈不值得我们劝慰，但是对于大多数理性的看客，尤其是像王左中右这样来自传统媒体的知名自媒体人，我还是想拿菲茨杰拉德的这句名言与他们共勉。
奥运会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切莫让它变成一席流动的流量盛宴，那注定是可悲的。在流量的狂欢盛宴中，营销号和饭圈为刀俎，我辈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鱼肉，因为活得就是这么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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