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丰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正在全球巡演的泰特·斯威夫特（霉霉），预计将带来超过1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它成为让人艳羡的“蛋糕”。有媒体报道，上海市政府的参事们建议上海引进、承接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结合上海自身特色优势对标国际顶级商演”。
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在亚洲，此前确定的“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只有日本和新加坡获得了举办权。这曾让新加坡舆论为之沸腾，当地媒体推出连篇报道，追踪采访那些去新加坡看演唱会的外国人——他们把这看成了盛大节日，认为这是向外界展示新加坡的绝佳机会。
新加坡人甚至骄傲地认为，夺得霉霉演唱会的举办权，是和娱乐胜地香港展开城市竞争的一次小小胜利。
泰特·斯威夫特的团队，应该会关注中国歌迷和中国市场，不过上海政府参事的建议要落地，并不是容易的事，涉及到复杂的审批程序。
不过好消息来了，根据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制度的批复》，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城市会进行以下事项的试点：“对外资开放设立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对外资开放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对外资开放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
有成都朋友看了欢欣鼓舞：“成都很快就会有外资开办的夜总会了。”这种认识自然是片面的，即便放开外资准入，外资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像中国企业一样行事。
但是，信号是明显的：外资将可以在这几个城市开办娱乐场所，举办商业演出，以及开办经纪公司。如果泰勒·斯威夫特以后要在成都办演唱会，就不需要中国企业全程申请、主办，而是可以由其原班人马来组织；对演唱会的审批权，也下放到这几个城市了。
过去两年，中国演出市场异常火爆，几乎每个歌手的演唱会都要抢票，像五月天这样的热门乐团，更是一票难求。江湖上前几年已经绝迹的“黄牛党”，也死灰复燃。
疫情三年，演出市场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迎来反弹是必然的；但是，它反弹的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料，而且从去年到今年，仍不见减弱的迹象。
LV集团的老总到成都，据说全身衣服、首饰加起来超过100万元，但没有引起太大轰动。很多网友说，如果有一万块，不再想买名牌包，而是去找黄牛买演唱会的门票。
这种解释，可能比经济学家的理论更贴切，年轻人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目前人们能看到的，还只是大陆和港澳台的歌手；至于海外歌手的演出，此前由于复杂的审批手续还没看到。中国的演出市场，无疑有巨大潜力。泰勒·斯威夫特要是在上海演出，一定盛况空前。
前些年的舆论中，出现了对娱乐业不够友好的现象。一些明星因为种种问题被“整顿”，引发对整个行业的负面评价。“明星”经常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娱乐业也蒙上了阴影。
在各个行业中，娱乐业看起来“不重要”，它既不像芯片一样关乎“国家竞争力”，也很难像制造业挣外汇，更不会像农业一样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但是，娱乐业的繁荣，又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繁荣的体现。当人们有时间和闲钱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重视精神生活。
“娱乐”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包容。如今的明星，不但靠作品赢得市场，也会倡导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
前几年的“全球同步上映”盛况，其实不仅是电影业自己的荣光，也是全球化顶点的标志：全世界的人，可以同时开心，这是一种新的体验。
前些年，国外一线体育和娱乐明星，都会把中国看成是最重要的市场。NBA明星的“中国行”，是他们海外行的最重要部分；一些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明星也会来中国宣传。
过去一段时间，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中美关系的影响，甚至还有大众文化保守化的影响，体育、娱乐业的“开放”势头有所减弱。欧洲球队的夏季训练，重点放在美国；在亚洲，首选则是日本。电影院里，更多是国产片；一线明星前来宣传，也较为少见。
这当然不是好事情。人们期待国务院最新的“批复”能够传递积极的信号，不仅让好的娱乐“走进来”，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娱乐文化产品“走出去”，这才是更好的“中国故事”。
波音、高盛、星巴克等重量级美企负责人最近组团访华，显示出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开放”的期待。实际上，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开演唱会，尽管“投资”和“收益”与大企业不能相比，但它传递的“开放信号”，一定更为强烈——来一个霉霉，可能要胜过一架波音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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