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摄影/本刊记者 刘以秦
这一轮出海潮中，在越南、印尼、泰国乃至印度，中国企业稍稍欠身，都坐了下来。但到了墨西哥它们惊觉，靠极致成本效率和高性价比打天下的经验需要重新掂量
2023年初，付永锋被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苏州瑞可达公司派往墨西哥担任厂长。短期内办不下墨西哥和美国签证，他转而办理了欧洲申根签证，从欧洲转机。也正因为签证问题，抵达当日，付永锋被关进墨西哥海关小黑屋，折腾大半日，后半程的航班也错过了，行李也丢了。直到第二天，他才住进酒店，连内衣都没得换。
付永锋曾就职于华为墨西哥公司，也有巴西、非洲、美国等地的工作经验，被瑞可达公司委以开拓墨西哥工厂的重任。
2023年2月，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宣布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墨西哥蒙特雷建厂，面积将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的20倍，规划产能超过100万辆。瑞可达是特斯拉的供应商，特斯拉通知其必须到墨西哥建厂，否则将失去供应特斯拉的机会。
像付永锋这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人，在墨西哥中资企业圈里是宝贵人才。但他的经验到了墨西哥，只是让他在遇到困难时不崩溃，该踩的坑一个也没少。
工程商给他挖了第一个“坑”，厂房建设需要提前确定好各处的尺寸，以便后续安装机械设备，工程商在安装两根柱子时弄错了尺寸，直接造成200万元损失。厂房开建的第一天就配备了保安，进出都需要严格检查，早晚轮值。但保安和盗窃团伙里应外合，工厂里的东西依然被偷了。
在中国很便宜的建筑材料，到了墨西哥摇身一变成了宝贝。付永锋工厂被偷的是空气开关，在国内售价大约几百元，在墨西哥能卖到上万元。他指着工厂里一排黄色的钢结构架子说，这些在国内买只需要15万元，在墨西哥买至少要85万元。
高昂的成本、混乱的治安是来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人最先遇到的问题。来之前，他们大多都有所耳闻，墨西哥物价高，时有抢劫、盗窃等恶性事件。但他们不得不来。
中国加大对墨西哥投资的直接因素有三个：一是疫情期间全球海运“大塞车”，遭遇海运系统“65年来最大危机”，大量制造业公司的物流、仓储成本暴增，它们需要就近建厂，规避风险；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北美是不少中国制造公司最重要的市场，北美的客户们也希望乃至要求中国公司去墨西哥建厂，以提升供应链韧性与效率；三是在中国公司看来，墨西哥紧邻美国，物流时效非常快，同时墨西哥因为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出口北美免关税，直接省去25%的成本。
墨西哥新莱昂州非政府组织“投资蒙特雷”（Invest Monterrey）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有1294家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墨西哥最大的商业银行BBVA对工业园区协会做的调查问卷显示，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至2022年，进驻墨西哥的外资企业中，美国占比35%，中国占比6%。而到2025年，中国公司占比将达到20%。
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2022年，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1.2万，占总量近四成。
2024年5月，《财经》记者在墨西哥走访21天，接受采访的中国制造业人士大多表示，在墨西哥发展困难重重。付永锋甚至在其中是幸运的，他的工厂已经完工了一大半，马上就能投入生产。他觉得和埃及相比，墨西哥治安已相对不错。但他无能为力的是，产品卖不上价格、拿不到订单。
在墨西哥，很多问题可以变通解决。在外界看来，墨西哥更像是一个高标准立法但选择性执法的国家，有很多灰色空间，需要额外花钱的时候不少。这导致各项成本增加，也让中国企业明白在墨西哥很多事情要慢慢来，要花更多时间弄清楚那些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商业规则。
初来乍到者会感觉墨西哥遍地是商机，但深入其中之后中国制造业公司发现，有钱、舍得花钱、愿意接受至少三年的亏损，这是立足墨西哥的前提。
墨西哥，这个文化迥异于东亚的西班牙语拉美国家让许多中国制造企业意识到，在全球化之路上，自己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孩子。
蒙特雷的中资工业园
中国工厂预料到了在墨西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付永锋坐在墨西哥蒙特雷工厂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汗如雨下。当天气温已经接近45摄氏度，餐馆里时不时会停电，空调启动没多久就停了，温度降不下来。
蒙特雷是墨西哥最大的工业城市，以汽车制造业为核心，距离美国得克萨斯州仅约200公里，只需两小时车程，距特斯拉美国奥斯汀工厂只要六七个小时车程。大部分特斯拉供应商都选址于此。
蒙特雷夏季炎热，空气干燥，缺水缺电。在蒙特雷新建一座厂房，申请电就需要至少八个月，需要经过层层审批，还不一定有好结果。
蒙特雷工业用电平均价格是约1.2元/度，比国内贵1倍。工业园区的水价约32元/立方米，而深圳非居民用水的价格是3.77元/立方米，相差8倍。蒙特雷租赁厂房的价格在7美元/平方米/月（约合51元人民币）以上，而东莞厂房租赁价格在30元/平方米/月上下。
蒙特雷由于工厂密集，已经出现了用工紧张、招聘困难的现象。
选址是中国制造业公司去墨西哥发展的第一步。蒙特雷在中国制造业圈子里最知名的是华富山，这是墨西哥唯一由中国公司投资建设的工业园。2015年10月，由中国华立集团与墨西哥富通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在墨西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华富山，其中不少人“跟他们很熟”，但提起在华富山建厂，则有不同的看法。
5月22日，《财经》记者驱车前往华富山，途经大片的荒地和戈壁滩。在行驶一个多小时后，一道气派的红色大门和亲切的汉字映入眼帘。园区内道路宽阔，大片空地上有很高的杂草，尚未破土动工。
园区里规模最大的工厂属于一家中国出海先锋公司，2019年，这家公司计划在墨西哥建厂，以覆盖美洲市场，陆续派了好几拨人来墨西哥考察，最后选择在华富山建厂。
下午4点，我们见到了这家工厂的总经理，他的日常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接待各路来访人员，包括中国客人。他看起来疲惫不堪。
“几个亿的投资额砸下去，我搬不了了。”总经理说，他们复盘了无数次，结论是这家工厂的选址是公司出海的“负面教材”。
《财经》看到，另一家中国家居企业顾家家居的厂房仍立在华富山中，但已人去楼空。知情人士说，由于华富山地处偏远，顾家家居已搬至机场附近。
华富山有许多蒙特雷乃至整个墨西哥的工业园区的共同问题，比如缺水缺电。但华富山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距离居住区太远，员工上班单程超过两个小时，因此招工比其他园区更困难。招不到员工或是员工不稳定，生产计划都难以制定。
一位在这里做过工程的人提到，园区土地下层是坚硬的花岗岩，地基打不动，其他工厂建三个月就有雏形了，在这里打地基就要花半年。另一家工程企业负责人表示，华富山工业园下约70%是正常土方的施工难度，但约有30%是花岗岩，施工难度较大。
华富山工业园董事长胡海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墨西哥当地工程施工企业效率低下，履约意识差，完不成工程进度就找各种理由推诿。中资企业对墨西哥的工程行业很陌生，难以驾驭，所以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
他还提到，墨西哥企业对工人通勤普遍采用公司班车接送方式，地理位置对招工的影响微乎其微。谈到华富山内的一些工厂招工难，他认为，近年来墨西哥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导致劳动力与基础设施的历史短板进一步恶化，尤其在北部工业地区，招工难是所有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华富山园区位于新兴工业化区域，招工问题相对于成熟工业地区还算缓和。但由于中资企业的低成本导向，在福利待遇水平及本地化经营程度方面缺乏吸引力，加剧了其招工难、留人难的矛盾。
“我知道我们在墨西哥是众矢之的。”胡海说，“我们是墨西哥唯一不委托地产中介的园区，所以竞争环境有点复杂。”
办公家居公司圣奥在华富山买了一块200亩的土地，圣奥是中国最大的办公家居商，最重要的市场是中东和北美，墨西哥是其在海外建的第一家工厂。厂长刘勇说，之所以选在华富山是因为公司董事长和华富山的老板很熟，他们都是浙江人。
下午2点，烈日高照，厂区的空地上有五六名工人在给刚种下去的树苗浇水。圣奥的标志是绿色的，董事长要求厂区里要做好绿化，但墨西哥的气候导致许多树种难以存活。刘勇看见浇树的工人就憋屈，“光种这几棵树一年就要花1000多万比索（约合400万元人民币）”。
选址、建厂都是专业性极高的工作。来墨西哥担任工厂负责人的中国人，大多有生产、销售或是研发背景，却没有多少基建的相关经验。即使有，也不熟悉墨西哥本地的情况。
一位在墨西哥工作超过十年的咨询公司人士说，不少来墨西哥建厂的人连土地勘测都不会做，或者做了也是随便看一下，直到要打基地了，才发现下面是石头，打不进去。一些厂长不愿意花更多钱，就想赶紧建好开工，在蒙特雷，还曾发生过有工厂建好后整面墙塌掉的案例。一些制造业老板，甚至都没来过墨西哥，就把厂址定了。
所有万里迢迢来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人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大发展机会，他们预料到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却无法理解第一个大坑居然来自自己人。
但一位接近华富山的人士反驳说，是那些工厂主动选择了华富山，这是商业决策。他坚称华富山努力帮助入驻企业把生意做起来，如果做不起来，那是企业自己的问题。
“商业宣传当然不能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些问题是要大家一起去努力解决的。”
钱被谁赚走了？
在墨西哥，除了建工厂，似乎做什么都能赚钱
在墨西哥，中资公司的共识是，大部分制造业工厂都是亏损的。但来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卖水”给他们的人，赚得盆满钵满。
在墨西哥建厂，几乎每一步都要额外花钱。墨西哥的土地是私人所有，想要租地或买地，就需要通过咨询公司或是相关中介，否则可能连房东的面都见不上。过去几年，墨西哥专门负责中国制造业公司的咨询公司和中介数量直线上升，有大型跨国公司专门开辟了中国团队，也有只有几个人的小团队，甚至有个人中介。
选址后要开工，要交一笔“清表费”，因为建厂会破坏地表树木。一家中资工厂被市政府直接要了800万比索（约合320万元人民币）的清表费，如果找人，可以减到200万比索（约合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交完，还要交一笔150万比索的“建筑许可费”。
徐淋滨是退伍军人，他自己在墨西哥的生意是给中资企业服务，“帮助它们降本”。核心业务是销售办公用品、生产耗材等，新增的业务是给工厂送盒饭。一包在别处采购要1200比索（约合480元人民币）的无尘布，他卖300比索（约120元人民币）。
徐淋滨曾是一个亚马逊的卖家，经常去美国。偶然一次来蒙特雷，他发现这里环境资源紧缺，物价很高，和国内相比，差了七八倍，甚至有的东西贵十几倍，再算上物流成本，利润可观。他立刻把公司托付给职业经理人，自己直接来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他不认识任何人，背着一包办公用品挨个上门推销，他当时想，如果工厂不买单，他就去路边摆摊卖。“如果你在蒙特雷都赚不到钱，那你在中国卷低价更赚不到”。
在墨西哥，这些轻工业产品大多只能进口，本地很难找到相关的产业。墨西哥本地的供应商基本不备货，都是收到订单后再去采购，到货周期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徐淋滨会提前囤四个月的货，他向客户承诺所有货品72小时之内交付，基本能做到24小时。有一次，客户早上10点下单，下午1点货就送到了，对方很惊讶。
提前囤货在墨西哥成本很高，过去两年，墨西哥仓库成本直线上涨。美狮物流在墨西哥经营多年，美狮创始人Chris Chen告诉《财经》，墨西哥仓库价格从2021年到2023年，翻了1倍，还在继续上涨。仓库员工的工资过去两年也上涨了约50%。
如果要在墨西哥做类似的卖货生意，前期至少需要几百万元的投入，把物流、仓储和备货都搞定，否则就只能从批发市场进货，没有价格优势。
运营一家工厂需要有合法身份，工作签证或是墨西哥绿卡。正常情况下，工作签证需要在墨西哥工作四年才可以申请，但在一些渠道花几千美元就能买到工签。墨西哥政府要求外资企业聘请一定数量的本地人，本地员工比例必须高于90%，大部分中资企业都做不到，那就需要花钱用其他方式解决中国员工的身份问题。
不少原材料需要进口，但进口关税很高，还有可能卡在海关出不来，徐淋滨说他曾经被卡了五个半月，没有任何办法。在墨西哥流传着“灰清”的窍门，灰清不仅能省关税，进口也更快，甚至有中资工厂负责人自豪地对《财经》表示，“我们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灰清进来的，省了很多钱。”这也需要花钱找专门的中介公司。
很多时候，找中介不是为了省钱。例如，工厂要通电确实可以去电力部门直接申请，但很少有中资工厂直接申请成功的案例。
有不少中国人说，这些中介要以此牟利。但也有一些在墨西哥长期工作的人表示，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中资企业没有花时间精力去了解墨西哥相关法规政策，总希望能快速搞定一切，进而催生了一大批专为中国工厂服务的中介。
但这些中介鱼龙混杂，朗奥科技总经理郭水聚告诉《财经》，他曾经找中介帮忙注册公司，对方操作出了问题，让他多交了1000多万元的税。他说，还有不少工程商，开工的时候连施工图都没有，完全是草台班子。
在墨西哥，有一类中介被称为“厨师长”，他们过去在墨西哥开中餐馆，发现越来越多中国公司过来建厂后，就转行做工厂服务。
墨西哥的工厂负责人们经常聚在一起，互通消息，用哪些方法可以省钱提效，用什么渠道可以解决哪些问题。但现实情况是，他们都还没有在墨西哥待得足够久，谁也说不准眼下这些“方法”是否会在未来“爆雷”。
杨莹是一家服务中国企业建厂的咨询公司IAS的创始人，她始终难以理解中资公司的这些行为，她在墨西哥生活多年，曾帮助多家上市公司处理关务、人事、选址、建厂等事务。她告诉《财经》，虽然这些灰色行为能够帮助工厂短期内提升效率，但墨西哥是有五年追溯期的，一旦事后被发现，就是巨额罚款，而工厂规模做大后，墨西哥政府一定会细查。“如果中国公司想在墨西哥长期发展，必须合法合规。”
成本优势消失以后
墨西哥几乎一切成本都比中国高，包括人力、水电、原材料、物流，中国制造在国内引以为傲的经验在这里不起作用
许森林（化名）是一家日资汽车供应链企业的墨西哥工厂总经理，本该在今年退休，却“临危受命”，两个月前来到墨西哥。他曾为这家日企从零开始建设中国工厂，有超过20年工厂管理经验。
现在，他面临着职业生涯最艰巨的挑战——墨西哥工厂要扭亏为盈。这家工厂运行了七年，亏损了七年，前后投资了60亿日元（约合2.8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亏损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00万元）。
“太吃力了。”许森林苦笑了几声。工厂在松散的管理下运转了七年，形成了强大的低效惯性。没有制度、缺乏体系，全靠日本派来的人撑起工厂的日常运作，而墨西哥人“机器停了也不管，找人也找不到”。许森林有心重建团队，但又不能断供。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日资企业尚且如此，初来乍到的中资企业更步履维艰。“墨西哥难度系数不一样。”一位曾为公司建设过泰国和印度工厂的负责人对《财经》说。
几乎一切成本都比中国高，包括人力、水电、原材料、物流。据《财经》了解，墨西哥工厂比中国工厂成本高出40%-50%是常态，许多企业销往美国的产品依然要从中国或东南亚发货。也就是说，即便节省了运输和关税的费用，墨西哥工厂的成本依然更高。
德勤曾在2023年调研在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企业，多项成本对比中，受访者只有两个选项，“贵一点”和“贵得多”。其中，人力、地价、公共服务“贵一点”，原材料和建筑成本“贵得多”。
人力成本低是中国企业对墨西哥最深的误解。在中国企业最集中的新莱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约为4000元人民币，最贵的下加利福尼亚州，约为4400元人民币。但他们每周固定工作时间48小时，最多不能超过57个小时。这只是基本工资，还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费和其他福利成本。
一家位于蒙特雷的中国工厂正执行5S生产标准。摄/刘以秦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资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每年的用工成本涨幅也接近20%，如果营收没有相应增长，利润缺口会越来越大。
墨西哥法律还规定，企业盈利后每年要拿出10%的利润给所有员工分红。2024年5月，一位华富山家电厂的负责人本着激励员工的目的给每人分了相当于一两个月工资的红利，但隔日的员工出勤率却大跌。
周一是墨西哥工人出勤率最低的一天。墨西哥每周发薪，周五工人们领完工资，周一就不愿意来上班了，因为周末宿醉未醒。中国管理者时常需要亲自下车间干活，以填补工人缺口。
2024年4月8日，14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日全食出现在北美，那天正好是周一，当天的出勤率只有80%。员工们的理由是照顾孩子，但工厂负责人知道，他们想看日全食。
其他刚性成本也居高不下。除了房租、水电价格比中国高出几倍，中国企业的原材料绝大部分要从国内采购，比国内要多出物流和关税的成本。德勤给《财经》提供的报告显示，在墨西哥的中国制造企业有73.3%的原材料依靠进口，仅26.7%采购自当地。
海运价格近期的波动正刺激着中国工厂的神经。全球数字货运平台Freightos数据显示，2024年6月11日，由东亚发往北美西海岸40英尺的集装箱价格由4月中旬的3288美元涨至5888美元，上涨八成。在2021年疫情期间，集装箱价格曾突破2万美元。
本地采购的范围仅限塑料颗粒、电镀等极少数产品，它们的价格与国内相当。墨西哥要么没有、要么极贵，例如钢材、泡沫，价格是中国的数倍。即便导入新供应商，也需要较长的磨合期。
但也不是没有幸运儿，一家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中国工厂主营冰箱封条，由于原材料都是本地采购的塑料颗粒，同时有稳定的外资客户订单，在量产一年后实现了盈利。
这透露出一种可能性，墨西哥或许建厂的难度更高，但绝不是投资禁区。在一些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的行业，北美客户为了保证供应链安全，有时会愿意花比平常高出30%-100%的价格采购来自墨西哥的产品，这也为中国企业的盈利创造了空间。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次痛苦的再创业。“中国企业是用着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成长起来的，管理的短板被掩盖了。”一位中资企业人士说，哪怕市值几百上千亿元，许多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还是“草台班子”。
中国肥沃的产业土壤，在过去30年间催熟了一批将成本和效率推至极致的本土企业。它们享受着性价比最高的工人、低廉的公共设施、唾手可得的供应商以及庞大且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很快成长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进而跨出国境走向全球。
这一轮出海浪潮中，在越南、印尼、泰国乃至印度，中资企业稍稍欠身，都坐了下来。但到了世界另一端墨西哥，它们惊觉，中国经验失灵了。
中墨文化的对撞与磨合
中国人在墨西哥感受到的文化冲突远甚于东南亚和南亚
在一家墨西哥中部的中国工厂里，中方技术人员靠打手势和墨西哥工人沟通。遇到复杂问题，就拿出翻译软件，语音条转了又转，尴尬的沉默越拉越长。好不容易显示了，双方又皱着眉看手机，试图理解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
近两三年外派至墨西哥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在开头几个月的兴趣褪去后就不再学习西班牙语。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出国，英语也不熟练，在英语普及度不高的墨西哥，双方交流更加困难。
一家中资摩托车工厂总经理对《财经》形容，来到墨西哥就像经过一个剧烈的时空切换，大脑还是原先的大脑，身体却变成了幼儿形态。
中国人来到墨西哥，会时刻感到身处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中，这种冲撞感远远甚于东南亚。
东南亚有庞大的华人华侨群体充当中国管理者与本地员工间的润滑剂。印尼有超过1000万华人，越南约100万华人，而墨西哥不到7万华人，在就业市场上极其抢手。
中国人不得不在艰涩的摩擦中，与墨西哥人直接对话。
误会与冲突时有发生。在中国，工厂领导批评下属很常见，而墨西哥人需要高度尊重。一位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墨西哥人对《财经》说，他不能接受中国人用手指着别人说话、嗓门大、调门高。
哪怕是最基层的操作员，也会直接走进领导办公室里倾吐委屈。一位台资汽车供应链企业负责人非常无奈，她再三强调，“我是老板，老板不是随便可以找的，请找自己的主管。”
这位负责人形容，墨西哥工人天性乐观，有些散漫，被表扬了会非常自信。而许多管理者会抱怨墨西哥工人效率低下，一个中国人顶三个墨西哥人；流动率高，其他工厂开出多10比索（约合4元人民币）的日薪就能把人挖走。
但站在墨西哥人的视角，自诩带来了投资、税收、就业的中国人，也带着一丝傲慢。
中国人认为墨西哥人在工作中墨守陈规，不会举一反三，而墨西哥人认为中国公司缺乏体系和规范，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应该如何开展全靠言传身教，没有整理成清晰明确的操作指南。
尽管文化隔阂难以消弭，中国人也在学习着如何与墨西哥人相处。比如周一出勤率低的问题，有的工厂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周一午饭加一只鸡腿，鼓励员工到岗；还有的工厂顺势而为，既然到岗率只有七成，那么每周一的生产计划就按照七成员工来设计。
这种努力有时稍显生硬。位于华雷斯的一家中国工厂为了庆祝母亲节，花2000比索（约合800元人民币）一小时请了一位变装皇后来表演，中国人其实觉得变装秀既贵又没意思，但为拉近与墨西哥员工的距离仍然买单。
当《财经》问一位墨西哥工人是否喜欢这个变装秀时，她抿嘴笑着摇了摇头。听完我们的转述后，工厂的中国管理者很吃惊，“原来墨西哥人也不喜欢”。
或主动，或无奈地，中国人试着放轻松、放慢脚步，因为急也急不来。总部开会时，如果有人质疑，许森林只用一句话就能堵回去，“那你来干”。
墨西哥本身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出口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汽车产业链，奥迪、宝马、福特、通用、本田等超过30家主机厂已在墨西哥建厂。
但中国企业却游离在生态之外。究其原因，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当地供应商不愁客户，也从不请客户吃饭、给客户送礼。
一位中资电视机企业厂长曾找到两家墨西哥供应商，询价后再砍价，结果同时遭到了拒绝。厂长回忆说，“他们的意思是你爱要不要，很奇怪的。”
前述摩托车企业负责人曾联系本地汽车消音器厂商，“一抓至少有七八个”，但最终一个也没有谈下来。这些厂商都紧密围绕在原先的产业链链主周围，比如起亚、通用，产量刚好够用。
如果新增中国客户，就意味着扩产，成本升高。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能否长期经营，还不够有信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尚未有足够的底气带动供应链。
不过，一些行业的墨西哥供应商已开始积极接触中国客户。拉米罗·冈萨雷斯（Ramiro González）是墨西哥建筑公司GRCC的负责人，曾承接华富山、圣奥、顾家、敏华等多个中国项目。他学中文、用微信、说简单的英文。和中国人碰杯时，他会把酒杯放低。
冈萨雷斯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项目是华富山工业园。2018年经朋友介绍，又免费提供了许多前期咨询后，他拿下了华富山入口的工程。双方商定三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1月交付。但过了两个月，对方打电话来问，能否提前到年底，因为他答应他老板了。拉米罗无可奈何，但只能夜以继日地赶工，乃至圣诞节假期还在工作。
“能不能再快一点。”中国客户总是对冈萨雷斯说，客户想要兼得速度、低价与高质量，他只能尽可能找到平衡。最终，他们没能完成所有工程，但已经建好了华富山的门头，足够让客户满意。由此，他们拿下更多中国企业的订单。
冈萨雷斯说，做中国项目是一种证明，这意味着企业的综合能力、速度、品质都有所提升。
中国企业恶补全球化
中国管理者给墨西哥员工留下的印象是，“比较严肃，很少笑”
生产要素贵、文化磨合难，许多中国人抱怨墨西哥生存之艰、赚钱之辛，但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欧美企业几十年前就来到墨西哥投资建厂，付给员工更高的薪水，它们如何活下来？
欧美企业产品过硬、利润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也高。在中国，自动化只是锦上添花，中国工人性价比高、服从性高，综合算下来人工更划算，所以很多工厂没有紧迫感。
再往下一层，中国许多企业文化过于紧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缺乏对建立管理规范、精细化作业的重视。
虽然看着热闹，但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的占比却不高。墨西哥经济秘书处2024年一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对墨投资额达到106.15亿美元，占当季总外资的52%，往后依次是德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中国不在前十名之列，投资额在墨西哥的占比不足1%。
中国企业出海，起初的主力军是资源央企和家电、PC等率先市场化行业的龙头企业，随后是以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海康威视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它们为如今大举出海的民营企业培养了一批有海外经验的骨干。
如今出海的态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点及面、由500强企业至细分龙头、由个别行业至百花齐放，全方位走出去之后，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更加供不应求。《财经》记者走访发现，中资企业墨西哥工厂负责人中，只有少数曾主导其他海外工厂的建设，绝大多数此前负责的是中国工厂。
欧美企业尤其是美资企业，在墨西哥发展历史悠久，已成为墨西哥商业规则的制定者。而日韩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已持续数十年，有水土不服者，也有如鱼得水者。最重要的是，日韩企业内部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商议价格，禁止低价竞争，愿意为本国供应商支付高价。
多位接触过墨西哥日韩企业的人士告诉《财经》，它们同样不适应管理墨西哥员工，尤其是韩资企业。好在它们进入墨西哥时，用工尚不紧缺。
在墨西哥建厂是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全方位考验。一如外资进入中国时，中国人会口耳相传，形成日企、韩企、美企的口碑，中资企业也需要在墨西哥的口碑。
鞠建锋曾在拉美工作20余年，担任多家中资企业总经理，如今经营着一家服务中资企业建厂的咨询公司。他对《财经》说，墨西哥不是没有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但大都在欧美和日韩企业，中国公司很难撬动。
一个极其鲜明的差别是墨西哥人在公司内的层级。欧美企业的管理层多见多元种族，墨西哥人可以担任工厂总经理，也有机会晋升入公司总部。而到了中国工厂，总经理必然是中国人，管理层绝大多数也是中国人。相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东亚企业，但在那里墨西哥人有更多机会升至中层。
“在中国企业，墨西哥人往上一看，全是中国人，看不到职业发展路径。”德勤西语拉美区主要合伙人Jorge Mesta（豪尔赫·梅斯塔）对《财经》说。另外，中国人总是聚在一起说着中文，“墨西哥人很重视人际关系，他们需要被认为是这个社群中的一分子，而不是被排斥在中国人圈子外面”。
在一些中国工厂的企业文化宣传栏上只有中英文，没有西班牙语。墨西哥人来来往往，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反映出中国人对本地化的复杂情绪，一种观念认可本地化的重要性，培养本地技术骨干，发展本地供应商；另一种则认为本地化是个伪命题，应该尽可能争取中国人外派，或大范围实现自动化生产。
李虹是PVC（弹性地板）企业“爱丽家居”董事会秘书，曾负责公司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厂建设，2023年3月起在蒙特雷筹备工厂落地。他感触最深的是，中国许多制造企业是被推了一把出海的，生产力尚未准备好，数字化程度不高，管理水平低下。
李虹认为，这当中有行业差别，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管理水准相对较高，而建材行业较弱。他在汽车座椅厂商延锋座椅的工厂内看到，数字化的管理看板上，当日的生产任务、质量要求、库存、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一切清晰可见。但在其他很多中国工厂，这些信息掌握在班组长或工头手里，中国管理者或是一头雾水，或只能依赖中方外派员工。
先行的中国企业中已有一些成功案例。联想在墨西哥的工厂收购自IBM，至今已有20年，在墨西哥没有中国员工常驻。TCL位于蒂华纳的工厂总共约800名员工，只有7名中方员工，已能做到部分月份单月盈利。主营制冷空调控制元器件的三花控股在墨西哥经营十年，也已盈利。前述延锋座椅的蒙特雷工厂近两个月也实现了盈亏平衡。
李虹认为，在墨西哥建厂，自动化和数字化水平应当比在中国的工厂更高，让所有管理动作都在平台上完成，避免无必要的扯皮和管理摩擦。升级工厂管理水平是许多中国企业急需恶补的功课。
此外，部分中国企业缺乏契约精神的问题在墨西哥加倍暴露。姚沛君是美国商业地产企业高力国际的商业开发总经理，负责亚洲和墨西哥客户。近三年来，她接触了300多家有意向到墨西哥投资的中国企业，帮助60多家企业选址、监督施工，但又游离在这些企业之外。
姚沛君见过许多荒唐事。一家中国企业的负责人已经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厂房的意向书，房东为他保留房源30天，30天后如果不敲定，房东有权把厂房租给别人。但这位负责人还想骑驴找马，超出十天又转头找房东，被拒绝后把房东告上法院，最后败诉。
还有一次，一位中国客户凌晨2点给她打电话，说房东要把他们赶出去。追问原因，才知道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在员工宿舍多放几张高低床，把房间承重墙拆了。
“房东的契约都可以毁掉，对我们这种咨询公司更加（不当回事）。”姚沛君说。
在墨西哥，中国企业间的竞争相对温和，但在一些同行较多的细分领域，苗头已经出现。消费电子代工行业，墨西哥成本年年上涨，代工费却十年不涨。近年跟随特斯拉前来建厂的汽车供应商，即使成本大涨，也没有与特斯拉讨价还价的余地，依然要和其他供应商互相“厮杀”。而另一家供应同类型零部件的欧洲企业，因为产品难以被替代，可以每年上调价格。
李虹观察到，在中国企业密集的越南，形势已经恶化。PVC地板的主要原材料是聚氯乙烯和石粉（碳酸钙），大部分中资工厂陷入价格战的探底竞赛，大量填充石粉，导致地板发脆、缺乏弹性，终端客户的质量投诉不断。
最终美国禁止进口多家越南工厂的产品，工厂营收规模断崖式下跌，一损俱损。越南口碑恶化后，中国地板企业的工厂又纷纷逃往泰国。
上班中的墨西哥工人。摄/柳书琪
“家底不够厚。所以慌张、所以焦虑、所以内卷。”一位中资自动化设备企业负责人如此解释。
一位墨西哥员工说，中国管理者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比较严肃，很少笑”。
《财经》记者在墨西哥见到的唯一一家强调“快乐”价值观的中国企业，是一家中资摩托车厂。在中国人圈内，它的口碑不错。在它位于蒙特雷的工厂内，贴着“快乐进取”的企业文化标语。工厂负责人说，“责任、感恩都是虚的，就是让兄弟姐妹们快乐、赚钱。”
这将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重塑过程，但前述自动化设备人士保持乐观，他说，生存压力会逼着企业改变，无法蜕变的中国企业终将出局。
位于墨西哥城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人头攒动。摄/柳书琪
商贸城内有不少中文标识。摄/柳书琪
墨西哥城街头的华为手机广告。摄/柳书琪
墨西哥城一家商场内展示的比亚迪汽车。摄/柳书琪
大国博弈下的新机会
中国企业到墨西哥以前，目光紧盯着美国，到墨西哥后却发现了许多新机会
不同于过去从欧美日企业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再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数次自然的产业转移，中资企业到墨西哥是一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应变之策。
2024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对钢铁、铝、半导体、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14类来自中国的产品加高关税，其中电动汽车关税由25%大幅升至100%，总关税达到罕见的102.5%（含2.5%基础关税）。中国汽车当下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微乎其微，但这次加关税却堵上了中国车企借路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的未来通道。
2024年4月，墨西哥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对钢、铝、纺织品、服装、鞋类、木材、塑料及其制品等544项商品加收5%-50%的临时进口关税，而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中国。许多人认为这项政策出台，也有美国的影响。
“中国是美墨加协定中，一个不请自到的伙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学东对《财经》说。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前，墨西哥已是许多外资企业跃入美国市场的跳板。现在，这块跳板上挤上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选手。
刘学东的一个数学模型显示，墨西哥对美出口每增加1%，就要从中国增加进口2%，三者间的合作关系远大于竞争。
但刘学东也认为，在投资墨西哥最火热的汽车产业，近两年应当是徘徊期。特斯拉墨西哥超级工厂的延期、2024年11月美国大选、2026年美墨加协定的第一次审核，都可能诱发潜在风险。
尤其是2026年的审核，2018年美国与墨西哥在签订美墨加协定时，曾规定墨西哥向美国输送的汽车和零部件上限，轿车为260万辆，零部件价值1080亿美元。随着中国汽车供应链在墨西哥的加速落地，这一额度有可能在两年后触及上限。2023年时这两项指标分别是179万辆和346.9亿美元，如果2026年出口额超标，是否还能保留最惠国待遇相当不确定。
赫克托·蒂杰里纳（Hector Tijerina）是“投资蒙特雷”执行董事，他对《财经》说，虽然人们总在讨论未来的变数，但他不认为墨西哥政府会出台危及中国企业的法规。美国固然想阻止中国汽车的进入，但美国也受益于中国在墨西哥的工厂。总部位于美国或在美国组装车辆的汽车企业，大量采购来自墨西哥的中国零部件。“比起工厂在中国，他们更能接受在墨西哥。”
目前美墨出台的政策对已在墨西哥投产的中国企业而言，影响尚且可控，但全球局势变幻莫测，它们已是惊弓之鸟。
近三年来，姚沛君已经手了五家破产清算的中国企业，包括四家特斯拉供应商、一家消费电子配套产品企业。
《财经》了解到，有一家消费电子代工厂本计划投资8000万元，但调研了大半年后发现实际投资要超出预算四五千万元，最终在花了数百万元咨询和中介费后，该公司决定暂缓投资。
更有甚者，本和施工方签好了合同，两次开工，却两次停产。由于墨西哥各方面效率太低，最终这家企业把所有设备都运了回去，彻底撤出，损失在千万元级。
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股由蒙特雷转向巴希奥（Bajio）的潮流也在缓慢形成中。
蒙特雷以钢铁产业著称，是墨西哥工业重镇，几个世代下来，培育出了墨西哥最勤劳的工人。蒂杰里纳说，虽然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但蒙特雷工人多是从墨西哥各地来的外地务工人员，事业心更强。
蒙特雷除了离美国近，离墨西哥其他城市群都很远，车程六个小时起。而巴希奥地区位于墨西哥中部，紧邻墨西哥城，是一个密集的城市集群，包括圣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克雷塔罗、瓜纳华托、哈利斯科五个州。尼桑、英菲尼迪、宝马、通用、空客、波音、麦道均在这片区域设厂。
至今蒙特雷依然是中资企业投资墨西哥最集中的区域，但巴希奥地区正变得更受瞩目。《财经》记者看到，两家今年投资的中国企业，都定在巴希奥地区，这里租金相对低，水电紧缺程度相对较轻。
“在蒙特雷设厂是为了客户，在巴希奥是为了自己。”鞠建锋说，“选址要给自己行方便，客户的供应商和产业链和你的不完全重合。”
中国企业到墨西哥以前，目光紧盯着美国。但到了墨西哥，视野向外望去，仍有许多机会潜伏。墨西哥贫富悬殊，但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穷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现价国际元）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9万元，高于中国的2.3万元。
在本地化与盈利之间，也形成了隐秘的相关性。梅斯塔发现，中国企业供应商在中国，客户在美国，墨西哥只是一道中转站。这种心态，将它们屏蔽在墨西哥主流社会之外。
而墨西哥市场占比较重的中国企业，往往有更强的动力理解本地、适应本地，从而控制住成本，实现盈利。
前述摩托车厂负责人说，墨西哥市场属于无心插柳，在建厂两年半的时间里摩托车、全地形车等产品的销量从1000多台涨至1万台，翻了10倍，是美国市场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只做墨西哥市场的日用品工厂负责人张新新也向《财经》透露，在运行一年多后，今年已略有盈利。
中资企业出海的浪潮，还只是刚开始。彼得斯发现，虽然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含香港）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已达到18.77%，高出美国6个百分点，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2018年-2022年，日本、德国、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均超过3%，全球平均水平为1.39%，而中国仅有0.97%。
但身处局中的人很难感受到时代的风起云涌。他们每天要面对招工、物流、海关、交付、房租、水电、买菜、做饭等繁杂事务，到了夜里，还要和国内总部开会、汇报。至于家人，只能在一些时差重合的碎片里，和他们打个视频电话。
“企业左右不了国家和时代的大势，只能顺应潮流，不被淹没。”一位在墨西哥辗转过三家企业的中方管理者说。
跟随企业迁往墨西哥的中国外派员工们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与家庭责任的考验。通常，企业外派人员很难再回到国内总部，因为总部岗位稀缺，回去后海外经验也不适用。他们更可能辗转于外派国家的不同企业，或者为公司去其他国家开疆拓土。
他们总是说，墨西哥人把老婆孩子摆在第一位，而他们不得不“抛妻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