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少人而言，有工作觉得太辛苦，不工作又没了收入来源，无法生活。在欧洲部分国家，这种纠结或已不存在。
近日意大利推出的“公民基本收入”已开始实施。
什么是全民基本收入？简而言之，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工作，政府每个月都会给你一笔固定的钱。而只要你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就可以申请，不需要准备太复杂的材料，手续很简单。
这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提法并非意大利首创，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年。而在意大利之前，芬兰等国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效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国是直通车侯雨彤制图
政府想通过此政策刺激就业效果却不尽人意
意大利此次推行的“全面基本收入”方案主要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500万人开放。而其目的是协助这些贫民在社会立足，同时也借内需重振意大利经济。
但是效果真能如它所愿吗？
不如看看已经推行该政策两年时间的芬兰效果如何。
2017年初，芬兰政府挑选出2000名年龄在25岁至58岁之间的失业人员，每月向他们发放560欧元的保障性基本收入，并且不强制要求他们找工作，然后将这一群体与其他失业公民进行比较。而这笔钱的发放没有任何条件，无论参与者是否找到工作，每月都会收到这笔钱。
芬兰社会保障局与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近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基本收入的发放提高了受领人的幸福感，但在提高就业率方面并没有显著效果。同时，长时间失业的年轻人存在技能过时、健康缺乏等问题。
“其实该政策的出台并不会立即改善人们的整体生活状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朔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表示，基本收入增加以后，转换成现实购买力还需要一个过程。试行两年时间过短，难以马上看到成效。
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他表示，芬兰做全民基本收入试验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就是看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提高个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积极性，从而提高就业率。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偏好，想要改变并不容易。
据悉，2005年，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也进行过一次劳动力市场全面改革行动，希望借此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但他所使用的方式是通过把福利制度进行缩减，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但这种制度的效果一直到默克尔上台才显现。
“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一些变革，进而影响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需要更长一段的时间来观察。”赵柯还表示，据芬兰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芬兰全日制员工的工资平均每月2963欧元，还不包括业绩奖金和假后复工奖。但全民基本收入才发放每月560欧元，明显低于芬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所以在相对较低的基本收入的有限作用之下，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行为也很难作出改变。
好事不是从天而降背后是社会矛盾激增
其实，对于欧洲而言，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
早在1516年，《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就曾在书中提到过类似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他认为，毫无意义的死刑判决无助于减少偷窃和暴力，更好的替代措施是普遍收入。
如今，乌托邦的光芒照进现实，欧洲国家不再只是讨论而已，而是进入实践阶段。
王朔表示，当前欧洲经济低迷，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感受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影响较大，例如从法国开始的“黄衫”运动陆续蔓延至其他国家。实际上，这也是民粹主义的一种体现形式，折射出财富分配不公平等社会顽疾。对于政府而言，出台基本收入政策其实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这种所谓经济冲击下的社会稳定问题。
自2018年11月17日开始的“黄衫”运动一直延续至今，是法国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期间暴力行为多发。
在赵柯看来，如果用基尼系数去衡量，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收入不平等程度都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负面效果，首先会影响经济增长；其次会造成政治动荡。”
据意大利社会机构阿德克罗诺斯公布的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意大利人均年收入20940欧元，北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23860欧元，南部地区人均收入16550欧元，南北个人经济收入落差达7310欧元。
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研究员彭姝祎分析，欧洲推行基本收入还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系。
她表示，随着科技发展，未来大部分岗位或将由人工智能替代，只需要小部分高精尖人才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收入政策首先在芬兰这种富裕小国试行的原因。“同时，过去如果工人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所不满，会让工会代表工人前去协商，中间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如果国家把所有的保险都取消了，只发放统一的基本收入，工会的权力也相对削弱，可以更好地推动改革。”
福利增减难平衡全民基本收入是蜜糖还是毒药？
2017年，当时的法国总统社会党候选人、前教育部长伯努瓦·阿蒙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该设想一经提出，便遭到多位竞选对手的批评。其缘由就是巨额的财政支出。
赵柯表示，全民基本收入是否能够推广开，首先要看如何确定全民基本收入的标准，是否足以覆盖其基本生活。其次，要看这个国家的既有福利水平和财政能力。
王朔也表示，政府改善财政状况的方式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如果要节流，那无疑要削减福利，民众肯定不接受。但是增加福利，首先就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源，这就要向企业和资本家征税，甚至向富裕阶层征税，但如此一来，这些人就更加不愿意投资去扩大生产。“因此，政府的想法往往是好的，但是如何克服财政问题还需要周全考虑。”他表示。
那么，如果财政可以承担，全民基本收入就可以推行了吗？也不见得。
2016年，瑞士就无条件基本收入提案举行全民公投，以78%反对、23.1%赞同否定该提案。
当时瑞士制定的标准并不低。政府每月分别向每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无条件支付2500瑞郎（约合2205欧元）和625瑞郎，而对于发达国家瑞士而言，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化解的。
据赵柯分析，提案被否决的主要原因是瑞士人对经济原理和财富性质有成熟的认识和坚定的理念。他们很难接受不劳而获这种新的劳动伦理，而是坚信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
如此一来，“全面基本收入”能在欧洲全面推行吗？
王朔表示，当前整个欧洲的经济环境并不好，中低阶层收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推行该政策必然会遇到很大的社会阻力。
赵柯则认为，该方案理论意义和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向感，实则大于其实践层面的意义。“我们真正要透过这件事看到的是，西方国家其实也在改革，他们发现自身存在很多问题。那么，他们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从全民基本收入中或可以发现端倪，那就是偏向社会公平的制度。任何一个社会，实际上都必须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这两者之间得以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