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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支持祖国四化建设，我责无旁贷。”
作为曾经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始终拥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在灯红酒绿的商界里，他不抽烟、不嗜酒；勤俭建业、持恒健身。谈及成功的原因，包玉刚坦言有三点：首先是有自己的个性；其次是获得了银行界的信赖和支持；最后是与航运界及造船界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
金安号
1918 年，包玉刚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 13 岁那年，父亲包兆龙送他到上海中兴学堂求学。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起了船舶。抗日战争爆发后，辍学的包玉刚先后供职于中国工矿银行、上海市银行。
1949 年，包玉刚和父亲一起前往香港创业。起初，他和父亲合伙做农产品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央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玉刚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彼时，他的父亲打算转型搞地产，但包玉刚却看中了航运。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各地的船只。再加之二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包玉刚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他坚定地认为投资船运业，必然大有可为。
尽管包玉刚的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他搞航运，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1955 年春天， 37 岁的包玉刚只身出现在英国伦敦的街头，开始追逐自己的海上之梦。买不起船的他特意跑来这里求助友人，结果遭遇一顿讽刺，朋友不但没有借钱给他还认为包玉刚疯了，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为了证明自己，空空如也的包玉刚回到香港后又立马跑到汇丰银行去贷款，结果工作人员再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人家压根不搞风险太大的投资，且不相信华人能经营好航运。
屡次碰壁的包玉刚失落了，他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就在此时，有人建议他去找日本银行试试，这个偶然的提议最终让包玉刚获得了贷款。
筹集了 20 万英镑后，包玉刚再次跑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 27 年，排水量也只有 8700 吨。虽然破旧，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金安号”。
一切准备就绪后，包玉刚正式成立环球航运集团，同时将“金安号”以长期出租的方式，转租给日本的一家船舶公司。
包玉刚和员工在香港海港城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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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开始从事航运的时候，香港和国际上的船东大都采用把船短程租用或“散租”的经营方式，视航运需求率而定租金。
当业务兴旺时，从短期的眼光来看，这一经营方法容易获取较高的利润。然而包玉刚放弃了这种富有吸引力，但风险极大的“散租”业务，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航运经营的长期租赁法。他把旗下船只以长期合约方式定期租赁，租期可分为三年、五年至十年，租户按月交纳租金。包玉刚的长租经营使他躲过了石油危机的考验，也躲过了使大多数船王遭受灭顶之灾的危机。
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 7 艘新船了！到了 1957 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
这次低潮过去后，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别人，旧船留着自己经营。包玉刚对所属船队实行分权管理，每一条船就如同一个家庭式的公司，这样既可以节省管理成本，调动每条船的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使得在一条船亏损时不至于影响其他航船公司。
据说希腊船王曾经十分看不起这种管理方法，但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经营方式令人折服，于是这位希腊船王特意登门拜访。
包玉刚稳健行事，把信誉比喻为“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既讲求实效又从不急功近利。他与日本商界的关系很深，集团 90％ 以上的船是在日本造的，他的船 85％ 又租给日本的客户，日本人非常乐意和包玉刚做生意。每逢造船业淡季，日本船厂吃不饱、亏损大时，包玉刚宁肯自己吃些亏也去日本订船。后来生意兴旺，造船商忙不过来，不肯接单，但只要是包玉刚订的船，船商二话不说，立即命令船厂动工，为其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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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期，包玉刚同国际大石油财团建立关系，取得了世界石油海运市场中可观的份额。为了加速公司扩张，日本航运公司出面担保，使得包玉刚拿到汇丰银行的贷款。
此后，汇丰银行与他的合作越来越紧密。1970 年，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合资成立了“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占股 45% 。其后，包玉刚又成立了“环球租赁国际有限公司”，其中汇丰银行股份达 37.7% 。在包玉刚集团中第二位的大机构“亚洲航业公司”中，汇丰银行也从中购得 10 万股股票。
包玉刚利用银行的贷款，购买或建造船只，并以严格的制度，把船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到七十年代初，他成为世界最大的私人船东。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曾说：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财富》杂志与美国《新闻周刊》称包玉刚为“海上统治者”和“世界船王”。
包玉刚以一艘旧船起家到撑起海上霸业，在世界享有盛名，只用了不到 20 年。他几乎没有失过手。期间，与英资、日资等各国商人周旋，百密而无一疏；其胆大心细，同时言必信、行必果，这种商人特质使他遍交天下。这个过程，包玉刚行走得如同一位深谋远虑，却手起刀落的商业侠客，令人称快。
70 年代中期，包玉刚敏锐地察觉到：世界航运业已供过于求，便及时着手实行战略转移。在香港一家酒店，刚刚度过 50 岁生日的李嘉诚，秘密约见了 60 岁的“船王”包玉刚。
两人迅速达成一宗交易，李嘉诚把自己在公开市场收购获得的 1000 万股九龙仓股票以 36 元每股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作为交换条件，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 9000 万股股票。一个决定两家英资龙头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细语中顺利达成。
这只有几分钟的会谈，却成为半世纪以来香港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直接导致九龙仓从一家英资巨擘变为世界船王的家族企业，又间接促成了李嘉诚成功吞并另一家英资巨擘“和记黄埔”，可以说是华商在香港对于英商全面反击的开始，此后英方资本在香港的势力格局渐成溃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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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享有“世界船王”的美誉，但包玉刚一生奉行的是“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的处事理念。在与大海“抗衡”的数年间，他以精湛的业务素养、敏锐的国际视野、果敢的决策能力和锐意的创新意识，使华人成为世界航运界勇立潮头的佼佼者，并将个人事业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发行建设公债，包玉刚尽自己的财力，认购公债数万港元。改革开放后，他率先购买中国建造的船舶，推动了中国船舶的出口。并出资筹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北京兆龙饭店、宁波大学等项目，带动众多海内外华侨参与新中国建设。
为了祖国的稳定与统一，他还亲自在中英间搭建桥梁，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帮助制定和实施《中英联合声明》，协助香港主权的移交工作。
仅 1981 年至 1984 年短短四年间，邓公就曾八次会见包玉刚，坦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欢迎常来。”
1991 年 9 月， 73 岁的包玉刚因病在港去世，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公闻讯后深感震惊。他立即给包玉刚遗属发去唁电：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随后他以“生前友好”的名义送去花圈，并派女儿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葬礼，以表达他的哀思。
随着岁月流逝，包玉刚所创造的辉煌奇迹也许会被人们逐渐遗忘，但他敢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却永远会被中国人铭记。
“在这个国际性的社会里，生活方式、行动，都和从前不一样。但跳 disco 管跳 disco ，这不是问题，在商业道德这事情上头，还是老传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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