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终于来了。
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这标志着“珠三角城市群”正式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个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大湾区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城市群，已经呼之欲出。
粤港澳大湾区，以仅占全国0.6%的土地面积，以及4.9%的常住人口比例，创造了接近全国13%的经济总量。
湾区内，云集了广深港三大国际性大都市，拥有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等一系列世界级港口，同时还拥有珠江西岸和珠江东岸两大世界级制造基地。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镇化水平，都位居全国前列。
珠三角从城市群晋级为大湾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大湾区11大城市中，广深港澳谁为中心城市？深港、广佛、珠澳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未来的大湾区，辐射范围又有多大？
01
“珠三角地区”晋级“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出台，标志着珠三角地区正式晋级为大湾区。
湾区与地区有着显著不同，大湾区与城市群更有明显差异。
一方面，湾区代表海洋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世界上60%的经济总量产生于沿海城市群。湾区虽然脱胎于城市群，但城市群却未必拥有湾区作为海洋经济的开放特征。湾区同样拥有门户城市，但城市群却未必有湾区作为国家对外门户的高度定位。
在辐射范围上，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
这就意味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辐射到粤东西北、福建、广西、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等泛珠三角省域，成为南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引擎。同时，粤港澳也将打造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桥头堡。
显然，如此庞大的经济腹地，如此广阔的经济辐射带，只有大湾区，才能承担如此高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与城市群的单一功能相比，湾区一般都拥有“湾区群”+“港口群”+ “产业群”+“城市群”的四重效应。
无论是科技创新实力，还是城市融合力度，抑或集海陆空为一体的城市群架构，还是面向东南亚乃至国际的强大辐射力，湾区都非一般城市群所能比拟。
就港口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珠海港等一系列世界级港口，其中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吞吐量均位居全国前十。同时，大湾区还囊括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等三大国际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样全部位居全国前十。
在产业群而言，大湾区已经形成强大的金融业、互联网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5G和移动互联网等高新产业的探索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
至于城市群，在大湾区内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等都市圈已经日益成熟，深港、珠澳等城市连通效应正在进一步拓展，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的引擎作用愈发突出。
同时，在功能定位上，粤港澳大湾区与原来的珠三角更未全面：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显然，从珠三角城市群变身为粤港澳大湾区，这意味着大湾区已经超越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代表中国与世界级湾区一较高下的关键性力量。
02
广深港澳：谁是中心城市？
任何一个世界级湾区，都少不了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大湾区不同，粤港澳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因此，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大城市均为中心城市。
虽然广深港澳均为中心城市，但这四大城市定位分工各不相同。
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以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亚太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虽然唱衰香港之声不绝于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香港仍旧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也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航运中心（仅次于新加坡）、还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地（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且拥有全球第大的国际货运机场。
显然，香港未来仍旧能够在中国内地与世界之间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也就是大湾区赋予香港以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亚太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用意所在。
与香港不同，澳门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对博彩和旅游的依赖度较高，但澳门在国际化上优势独一无二。因此，澳门的定位着眼的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至于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有竞争自然也有合作，两地在功能分工上不同，体现了各自的城市特色。
广州主要是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同时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这是基于广州作为华南国家门户的区位优势而言，也是基于广州作为传统商贸中心的历史底蕴而来，更是基于广州在全球城市的综合地位而定的。
广州的优势是综合的，因此定位也是综合的。
广州不仅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全国排名首位的交通中心，本专科学生总量已经超过武汉位居全国第一位，在GaWC发布的世界一二线城市榜单中，广州位列Alpha级（一线），而深圳则位列Alpha-级（弱一线）。
深圳与广州不同，深圳的经济竞争力和科创能力一流。因此在定位上，深圳主要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努力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在衡量创新指标的R&D投入（研发投入）上，深圳的优势相对突出。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深圳的R&D投入强度，仅次于北京，高过上海广州。在上市公司方面，目前深圳共有37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0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位。这一数字，仅次于北京，远高过上海、杭州和广州。
在四大中心城市中，香港澳门被反复提及，分别出现366次和327次，而广州、深圳则仅出现41次和39次。而在四个城市中，澳门和深圳侧重于功能定位，只有香港和广州被定位为国际大都市。
可见，每个中心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也都有各自的独特定位。四大中心城市分工协作，相互竞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崛起。
03
深港、广佛、珠澳：谁是最强引擎？
除了四大中心城市之外，大湾区还提出了三大极点，以极点带动、轴带支撑打造大湾区的超级网络空间格局。
这三大极点，分别是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
先说深港，香港深圳均属于一线城市，两地GDP基本不相上下，在金融、航运等方面有一定重合性，难免存在竞争关系。
不过，足可互补的是，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一流，转运港口的地位牢不可破，在高端服务业上的优势同样不容低估，而深圳则在高新产业和科创上具备领先优势，深港合作，不仅有利于大金融业的国际化步伐，而且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再看广佛，广佛两地市中心相距不到30公里，地铁早已将两个城市连为一体，城市边界已经基本消失。换句话说，排除行政边界，广佛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融为一个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广佛产业具有高度互补性。广州第三产业发达，佛山第二产业突出。广州在第二产业上的优势产业为汽车、石化和电子信息技术，同时在IAB、NEM等高新产业上取得突破，而佛山的优势则在于装备制造业，这就为两地产业融合提供可能。
就在一周前，佛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佛山将与广州深化产业协同发展，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产业，共建若干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至于澳门-珠海，澳门的优势在于旅游休闲、会展博览，在于国际化，这就为珠海发展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提供基础。同时，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也缩短了香港与澳门珠海之间的距离，粤港澳大湾区得以加速融合。
在这三大极点中，深港的未来不可限量，而广佛的现实效应更加突出，珠澳则可以在旅游和特色金融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04
珠江东西两岸：谁是最强产业带？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面向国际的主要桥头堡之一，还是科技强国、先进制造业崛起的重要支撑之一。
在大湾区规划全文中，创新、科技和经济均为高频词语。创新出现了139次，科技出现了74次，经济出现了73次，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和产业属性。
在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产业分工相对明晰。
广深港澳四大中心城市，均是以第三产业为主，金融业、专业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相对发达，而佛莞惠珠中江等城市，则基本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大湾区内部存在较强的产业互补性。
在第二产业方面，大湾区沿着珠江，分布于东西两岸，形成了极其分明的珠江西岸产业带和珠江东岸产业带。
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代表，优势产业在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为代表，优势产业在于汽车制造业、家电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等等。
因此，这一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对于广深港澳四地，则要发挥科研资源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
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珠三角就形成国内最全的工业门类体系。从2008年开始，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珠三角在保持传统制造优势的同时，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领域率先迈出探索。
这些探索，不仅让广东得以在新经济周期中继续拔得头筹，也让粤苏两省长达30年的争霸尘埃落定。
05
大湾区VS长三角VS京津冀
中国共有19个城市群，但能谈得上成熟的只有三个：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
这三大城市群，将北上广深港五大一线城市收入旗下，总体面积约仅为全国的1/16，但经济总规模却高达全国的40%左右，生动体现了现代化时代大城市群的聚集效应。
这三大城市群，各有优缺。
京津冀城市群坐拥首都一线资源，资源集聚能力一流；
长三角横跨江浙沪安徽等四省市，遍及26个地级市，经济腹地最为广阔；
而粤港澳大湾区则囊括三大超级城市，城市发展水平最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流。
这是三大城市群简单的经济指标对比：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在总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上排名不是第一，但在更能代表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地均GDP以及城镇化率上，粤港澳大湾区都拥有碾压性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以仅占全国0.6%的土地面积，以及4.9%的常住人口比例，创造了全国13%的经济总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超过长三角30%，同时是京津冀城市群的2倍有余。
相比而言，京津冀的短板在于城市融合不足、整体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长三角的短板在于经济腹地过大、融合度相对不足，上海都市圈规划的可行性超过长三角整体，而大湾区面临的问题则在于制度存在差异的粤港澳三地如何融合。
06
湾区时代到来
湾区时代已经到来。
湾区是海洋经济的最高形态，也是城市群模式的升级版，更是一个国家不断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竞争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世界上，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大湾区，是公认的三大湾区。放眼于国内，能够与这三大湾区一较高下的，目前还只有粤港澳大湾区一地。
前两年，杭州湾大湾区的概念突然火热起来。但这一设想，目前只有浙江一地较为积极，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的上海，对此则不置可否，其精力则集中于构建上海大都市圈。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升级版，而杭州湾大湾区则无法覆盖长三角的所有经济腹地，尤其是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都相距甚远，这让其湾区效应大打折扣。
至于渤海湾区、北部湾区和胶州湾区，虽然有了湾区的雏形，但要么覆盖范围极其有限，要么经济体量过于弱小，要么城市群都尚未形成，短时间内难有发展为世界级湾区的可能。
显然，借助于湾区的海洋经济、开放经济和国际化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成为国内最具竞争优势的大城市群，进而成为国际竞争中最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人民日报：大湾区应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
2月18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2.5万字左右。
做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在描述这一战略时，再次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样的描述，规格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0、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图丨视觉中国
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论证与政策建议。今天，我们与IPP的领导者郑永年教授，就此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1.侠客岛：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到今年两会前规划纲要落地，中间经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去年我们在专访霍启刚等粤港澳地区代表委员的时候，大家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为什么纲要出台的时间这么长？
郑永年：从概念到政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也显示出高层的重视。中国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十八大后的自贸区，都是如此。这次花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是为了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避免为了特区而搞特区。对比此前广东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可以看到，纲要的出台是内容逐步在充实。
这恐怕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之前也说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纸面上打转。最高领导人亲自抓起来之后，经过大量调研，制订可行纲要，还任命了常务副总理去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也类似。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
精心构思考虑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审慎科学的决策。
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图丨中新网
2.侠客岛：2016年的时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为智库向中央提交类似的建议报告，我看消息说当时用的名称还是“环珠江口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国内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
现在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那我们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曾经进入谈判的TPP。
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
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的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整合起来呢？
我在欧洲工作过，欧洲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就很密集。英国脱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以前欧盟有大学的科研基金，英国的学校从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现在可能就没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权国家，资源还能频繁流动，我们是一国之内，不流动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香港中文大学 图丨视觉中国
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有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
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我们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3.侠客岛：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GDP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接近纽约湾区水平，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这三大湾区加起来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却反复说，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说这不仅对于地区GDP意义重大。为什么？
郑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说，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我们说国家竞争力，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我们就想到硅谷这些，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现在全球的局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资料图：连接深港的深圳湾大桥。图丨中新网
4.侠客岛：您好像也很关注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深化作用？
郑永年：对。港澳地区的制度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5.侠客岛：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整合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困难定位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碍。早期处于简单扩张型发展阶段时，大家自身都有发展空间，也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也是如此。但现在简单扩张已经饱和，大家都面临困境，所以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三地的市场没法完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病因。
这需要很多细节探索。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赴港高铁，但是签证仍然是问题。欧盟有个申根签证，签完基本可以去欧盟所有地区，我们要不要研究借鉴？
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关的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甚至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但障碍也不多。这都是很先进的做法，要学习。
2019年1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过江通道虎门二桥项目的两座主桥钢桥面环氧沥青铺装工程完成，预计今年5月1日前通车。图丨视觉中国
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比如前面说到香港高校质量不错数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满，临近的广东却好学校不够多，这就很浪费。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陆的科技、弄一个大平台？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201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研究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资源、科技市场整合的问题，因为这都需要细致的技术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不要规定某个城市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东莞转移，因为土地贵了。
政府可以规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法治的规则均等，比如劳动力、公共服务的自由流动。其他的则要让市场去决定。这应该成为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