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 AI财经社曹忆蕾
富士康迎来了一个小意外：年后本是用工低谷，但组装华为的生产线正嗷嗷待哺，陷入用工荒，其他产线停工的工人被紧急送往支援，连带着供应触控配件（包括手机屏幕）的业成光电事业群也急需工人。“早知道这样，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富士康员工施纬已经兼职网络招工三年，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是一个例外”，施纬强调。更令人着急的是，招不到人。施纬明显感到招人形势大不如从前，“来找我的人明显减少，少的不是一丁半点，而是对半减少。”近年以来，愿意进厂忍受流水线的工人越来越少，为了扩大招工，富士康鼓励员工发展新员工，在8月到11月的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荐一人最高奖励2500元，用工着急的部门还会抬高价格。
2月是传统的订单淡季，内部招工奖励会降到300元/人。但今年不同，为了争抢人手，组装华为的生产线开出500元/人的奖励。
另一边厢，曾支撑富士康半壁江山的苹果生产线见证了这家传奇工厂最大的波幅：2018年8月，苹果秋季发布会前夕，深圳龙华总部苹果生产线加招5万人。9月13日，库克在加州的发布会上捧出三款iPhone。谁料，销售远不及预期，裁员在11月的大洋这端到来，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多余流水线被拆除，工人无处加班，频繁下早班。
从裁员消息传来至今的100多天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这是苹果在国内最大的代工厂，有近40万工人。按照富士康内部规定，一个普工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80小时，过去旺季时往往逾越规定，加班达到100小时。一位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12月，他整月仅加班9小时，到手工资1932元。
制造商最怕的无单可接，波及到最底层，成为计时薪酬体系里流水线工人最怕的无班可加。这座“世界超级工厂”正在迎来“充满危机与挑战的2019年”。
01
自我保卫战
富士康裁员34万人的消息在春节前已经开传，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富士康官方对外否认了这场“地震”。
富士康多名员工向AI财经社表示，自2018年11月以来，龙华总部IDPBG事业群（iPhone生产线）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辞退情况，且多数为临时工。另外，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称，富士康郑州iPhone工厂自2018年10月以来已经裁员超过5万人。原本到2019年1月下旬才开始的规模性裁员，已经提前到2018年。
在富士康，临时工是一种弹性劳动力，是当代“割麦短工”，在8月至11月的订单旺季前来。为了吸引短工，富士康开出20~22块钱/小时的薪酬，比正式工要高出三四块。
最重要的是，这种劳动力是一次性的，辞退临时工不需要任何赔偿，甚至不用提前30天告知。对于有明显用工淡季、旺季之分的下游制造商而言，这能最大程度应对上游订单起伏的状况。临时工作为一种特定的存在，也成为富士康低成本、高速度的“杀手锏”。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郑州张庄一家临时工招工处，80%的临时工是富士康工人。
毋庸置疑，临时工也站在了裁员前线。
裁员、停产、拆除产线、缩短招工期……种种迹象在老员工眼里是同一个事实：富士康正在节流。2018下半年，彭博社曝出一份富士康内部备忘录：2019年削减200亿元成本，其中iPhone 组装业务将被削减60 亿元，占到30%。此外，富士康还计划裁掉全公司10% 的非技术人员。
200亿元对富士康意味着什么？2018年，其支出约为2060 亿新台币（合462 亿元人民币），200亿元相当于预算支出近乎腰斩。
面对外界的不利消息，富士康以它一以贯之的姿态回应：同往年一样，致力于确保集团在新年度的运营团队预算能够符合客户当前及预期需求、集团全球业务发展。同时，富士康没有否认彭博社披露的内容。
在这份备忘录中，2019年被形容为“非常困难和充满竞争”。
02
金主要转型
困难之一来自头号金主——苹果公司。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1月2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致信投资人，表示由于中国等市场意外放缓，预计2019财年一季度营收将低于此前预期，毛利率也下调至38%，为官方指引区间（38%-38.5%）的下限。这是苹果自过去20年来首次下调预期，库克指出，此次全球营收预期下滑当中，超过100%的下跌来源于大中华市场。
消息公布后，苹果股票一度暂停交易，恢复交易后最深跌幅达8%，截至当日收盘市值不足7000亿美元，被微软的7797亿美元反超，失去保持多年的市值冠军，至今仍落在微软后面。
消息发布当日，苹果韩国供应商LG Innotek、SK海力士、三星SDI、三星电机等公司股价全线下跌。包括富士康、和硕在内的中国制造商也随之收到冲击，有外媒报道称，因为没有足够的任务可做，“数以千计”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自愿提前离职。
颓势其实从更早就显现了。2018年11月2日，最新款iPhone发布一个多月后，苹果公布了2018 财年第四财季财报，最关键的三大硬件iPhone、iPad、Mac销量均低于预期，iPhone同比增长为0，iPad 和Mac销量均同比减少。
这次的财报里，苹果还表示，从今以后不再详细公布iPhone、iPad 和Mac 的销量数据，只公布销售额。
施纬读不懂那份复杂的财务报表，他只关心自己的招工奖励收入：他曾在2018年9月成功招工53人，但11月底开始，因为缺少加班，这些新工人陆续离厂，到年关悉数走光。
不论富士康官方是否承认，龙华总部一线工人的亲见，与彼岸加州的财报数据高度统一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新增市场已经饱和，出货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苹果正有意转型，其服务业收入在2018年同比增长28%，2020 财年有望创收超500亿美元，服务业的毛利率大约是其硬件业务的两倍。
在全球电子产品的供应链系统中，富士康一直是那个匿名者。中国超过30家工厂，超百万的工人，以及全球超过11个国家、五大洲的全球网络，构成了这个帝国运转的坚实基础，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让它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于此同时，它也是被动的下游，近半订单来自苹果，意味着它与金主一起，进入了不得不动的关键点，过去一年，富士康新动作不断，“世界工厂”也要自保。
03
脱“苹果”计划
借着母亲的一笔资助，24岁的郭台铭在中国台湾新北市土城工业区创办了一家小型塑料和金属加工厂，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旋钮。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腾飞期，在富士康成立的1974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34%，郭台铭敏锐地意识到对外贸易活动将大幅增加。
在运营管理成本增长之际，富士康将中心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大陆，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外资”。2008年，全球卷进金融海啸，苹果所受的影响微乎其微，富士康自然不能放弃这块肥肉，为此压缩组件成本，保留了大量订单，宁可削减利润，也绝不碰触底线——丢掉iPhone的订单。
攀上苹果枝的富士康一路扶摇（电视剧）而上。
2003年，富士康的年度收益已经突破100亿美元，呈直线增长。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萎缩，但富士康2009年销售总额为593亿美元，仅比上一年轻微下滑4%。
为了救市，2010年，政府刺激和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继出台，富士康的年营业额冲到了952亿美元。这一年，龙华总部的工人数额也攀至顶峰，达40万人。招募中心门外的蛇形长队排出几百米，一天招募5000人是常态，体检护士抽血抽到手抽筋。工作压力也达到了人体上限：加班无上限，到夜里9、10点是家常便饭，一个月休息一天。
也是在这一年，18条鲜活的生命用极端方式从高空坠下，向高强度的工作、无望的生活发起反抗和挑战。“血汗工厂”的骂名并没有让富士康走下坡路，对其收益未构成实质影响。此后，因为调整加班制度，上调工资，富士康吸引了更多打工仔进厂。
郭台铭并不是一个轻易被外界所动的人。他曾说过，“我的信心来自努力和经验。即使经济形势变糟糕，我仍然相信我的能力。”
如今，糟糕的时刻又到了。
自保的第一步是向产业上游移动。2018年，富士康以35亿美元高价收购已深陷困境的日本电子巨头夏普，持其66%的股份。自2012年起，夏普债务缠身，但它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液晶面板制造技术，这不仅被苹果所需，也为华为、Vivo等其他厂商所需。
同年5月，鸿海旗下子公司富智康诺以3.5亿美元买下诺基亚的功能机业务。
国产手机成为富士康争取的新对象。施纬表示，自2018年开始，华为的订单明显增多，春节后的订单直接导致产线工人供应不及，为及时交付，富士康节后招募的工人多数送往了华为产线。
收购夏普之后不久，富士康联合夏普共同组建了一个超过4000人的团队，支持自有手机品牌的建立。根据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在为期三天的内部会议中，夏普手机的长期目标被定为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前五。
面对大金主的转型，郭台铭选择押注未来。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已经与珠海谈判，拟在当地投资约90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亿元）建一座芯片工厂，生产用于超高清8K 电视和摄像机图像传感器的芯片组，以及各种工业用途的传感器芯片和设备。
04
机器帝国之心
过去30年，“全球工业帝国”富士康的心脏位于中国，它在巅峰期对应的，是中国80后一代务工人员。他们大都来自乡村，渴望走出贫穷，奔向城市闯荡。在那时，“富士康”三字是大厂的标志，工人对未来的梦想被碾进了这台巨无霸机器中，这群务工人员的青春与富士康的崛起同步，是上一阶段人口红利的最佳剪影。
18连跳发生后，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有数据统计，那一年，富士康为深圳龙华总部工人多开出了24亿元的工资，至此，才有了富士康向中西部内迁的决策。山西太原、晋城、大同、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多地富士康厂区陆续建成，为了鼓励员工回到家乡，富士康给每位接受内迁的员工补贴1000元。
2018年，越南、印度、越南等地也传出富士康在当地建厂的消息，一如10年前的中国。
近年来，富士康的人力成本逐年增加。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015年富士康的直接人工成本是153亿元，到2017年达到165.6亿元。以2017年27万名员工数量计算，富士康单个员工的用工成本为6.1万元，是越南劳动力平均年薪的3 倍。
这颗帝国之心的运转依赖着一整套严格管理、分工高度细化、去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从进厂门的第一个门槛起，工人就成为流水线上的零件，嬉笑、打闹是严令禁止的，连板凳的摆放都要对准黄线。一位年轻女工曾痛苦、绝望地表示，“我的脑子已经锈掉了”。在螺丝工——富士康最知名的工种之一的车间，窗户的每一寸都被遮光帘掩得密不透光，日光灯从早开到晚，不知昼夜，只有每两小时休息的“叮叮叮”铃声，提醒身体到了该休息、打混（偷懒）的时间。
再过5个月，章鑫就将在富士康呆满10年。“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章鑫自问，他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年轻的劳动力是这套系统持续、稳定运转的保证。2012年富士康公司报告显示，32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其劳动力的93.3%，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旺盛的精力，能承受更快的工作和更长的加班时间。据了解，富士康在招募时，年龄和身体灵活性是关键指标。
80后的“章鑫”们年纪渐长，95后的年轻人已经不愿进厂打工，富士康员工也在“去年轻化”。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相比2012年，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缩减了1/3。
在高企的人力成本之下，郭台铭早就不满足靠人力来执行指令，2012年，在台北总部为期一周的企业规划讨论会上，郭台铭向高级行政人员布置了一项作业：观看新电影《铁甲钢拳》。这是一部以美国科幻小说为蓝本的电影，影片中，人类拳击手被机器人取代。关于机器人、自动化的细节令郭台铭颇为振奋，“过去我和妻子去看电影，通常都看她喜欢的电影，我就只能睡觉。但《铁甲钢拳》非常有创意。其中有很多关于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想法，很值得参考。”
在2015年度大会上，郭台铭对外宣布将于2020年实现30%自动化。2016年，富士康宣称，已在大陆工厂部署了4万台机器人，分布于郑州、昆山、嘉山等生产基地，替代工人从事肮脏、危险和无聊的工作。
作为老员工，面对郭台铭的野望，章鑫毫不担心，“有些东西，机器还是无法完成的，人还是完美的”。过去10年，他的双手在流水线上被锻造得关节粗大，但指尖依然纤细，伸进过无以计数的螺母。如今，在龙华总部，机器人大都在试用阶段，生产线上，仍是无数双年轻、或不再年轻的眼睛，在紧盯屏幕上的每一点灰尘和划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