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亿城投债危机浮现 中国经济的逻辑正在巨变

4月12日,西南某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公告称,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本省债务问题。

此消息一出,顿时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该省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底,全省政府负债余额达到惊人的26146亿元。

同时,该省常住人口仅为3800万人。换算下来,人均负债6万多元,偿债压力确实很大。

然而,债务问题只是该省一省的烦恼么?

根据国证大数据的估算,截止2022年6月底,全国各地与地方政府有关联的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超过65万亿元。

再加上3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自身债务,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已经接近100万亿元。

这100万亿元的债务,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么庞大的债务如果出现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一、地方债务问题由来

1994年,为了适应新兴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进行了全面的税收改革。财政体制从原来各地“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转变为“全国一盘棋”式的分税制。

在分税制改革下,增值税等主要税种分配比例,按照“七三分”到“五五分”不等,中央拿走大头,地方拿小头。

其核心在于,税收主导权由地方回归中央。

而中央则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市场经济制度下有些地方“先富”、有些地方“后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再调整。


分税制改革

但是在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税收少了,事儿可一点没少。从教育、医疗到基建,都要由地方政府花钱,由此导致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

同时在2010年之前,法律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不能贷款。

因此在“超前发展”、“大干快上”的思想引领下,一个独特的企业部门——地方城市投融资平台,简称“城投平台”,诞生了。

可以说,城投平台就是为了替政府借钱而生的。

通过包装成一个企业,地方城投平台可以突破“不能借债”的法律限制,和人大的预算管理,融资和支出更加灵活。

正是因为有了它,今天中国城市里才能建设起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公园、体育馆和居民广场。

可以说,地方城投平台、和卖地收入、常规税收一道,成为今天地方财政的“三根支柱”。

但是问题来了,地方城投平台所承建的项目多是“公益性”的,像城市道路和市民公园,不怎么盈利。

因此它可以借钱,但是还钱还是要靠地方政府,特别是靠卖地还钱。

而我们都知道,2021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土地财政日薄西山,再加上防疫时期的特殊支出,政府手里也没有余钱。

于是,城投平台还不起钱、债务暴雷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2018年,新疆兵团第六师国资公司债务兑付延迟、技术性违约,开创城投公开债违约先河。

2021年,全国城投平台出现54起违约,主要涉及商票、非标、私募债务违约。

2022年,违约数量增加至150余起。

2023年1月,贵州省遵义市最大城投平台“遵义道桥”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要求150亿贷款延期20年,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上面这些案例无一不在揭示,地方债务问题已经浮现。

二、地方债务问题的“三大影响”

今天,地方城投平台债务已经膨胀至60多万亿元。

这些债务,都是地方财政的负担。

如果按照债务余额除以当年GDP总量,来计算“政府负债率”,根据2021年的数据,负债率超过100%的省市有天津、甘肃、贵州、青海;

负债率超过80%的省份有重庆、北京、浙江、四川、吉林、云南、新疆。

而国际上通用的政府负债率警戒线为60%。这意味着很多地区实际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偿债负担非常重。

那么,一旦地方管控不好债务风险,引发债务暴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三大直接后果:

首先,从政府自身来看,地方政府势必勒紧裤腰带、压缩开支。

柏年之前就有谈过这一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兜里没钱,那么首先就要刀刃向内,过紧日子。

例如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编制人员要按5%比例精简”,而在山西、青海、东北等地,一场有关“基层政府裁撤编制”的运动,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在人口只有12万的山西娄烦县,当地政府将9个县委机关减少到了6个,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

山西河曲县则将186个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直接打破了过去“铁饭碗”的概念。

其次,城投平台缩减开支、减少项目,意味着持续了15年的基建浪潮全面结束,土建行业正式进入衰退期。

土建行业有两个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就是基建。

回想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特殊时期,有多少土建、钢材老板,因为承揽政府基建项目而发了家。

然而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领域已经一蹶不振,土建行业只剩下基建这一条腿走路。

作为基建投资的主力军,一旦城投平台债务出现问题、融不到钱,新项目就更难上马。

到时候房地产、基建“两条腿”皆断,土建这一下游包含建筑承包、钢材、水泥、沥青、塑料等子行业,影响亿万人财富与生计的大板块,就会全面进入衰退期。

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大规模城市更新放缓,靠棚改、投资新区炒房赚钱再无可能。

房地产和基建,从来都是不分家的。

过去在高速城镇化时期,地方城投平台承担了大量城市更新和棚改任务。

城投平台发债融资后,建设新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并向当地拆迁户支付拆迁款。

而拆迁户拿着这些拆迁款,转头购买现房,直接推高了当地房价。

相关数据显示,仅2015年-2018年的4年时间,全国棚改总量就达到了2442万套,其中2018年单年棚改开工量就达到626万套。

可以说棚改及相关的拆迁安置,与当时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密不可分。

但是,未来随着城投平台资金愈加紧张,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再大规模搞棚改、搞新区的能力。

再根据这些概念炒房,已无可能。

三、地方经济模式转变

更高层次地来看,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正在深刻影响地方发展经济的逻辑。

过去20年,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搞基建和房地产。

因为只要能借钱,投到房地产或基建领域,砸下去就能产生GDP,非常直接粗暴。

到最后,房地产业占到了我国GDP的7%,基建占9%,再加上间接带动的相关产业,说整个建筑大板块占中国GDP的1/4,是不为过的。

但是当债务难题出现,房地产和基建的大浪潮退去,每个城市都要面对下阶段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其中,部分有能力的城市,可以依靠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产业升级不像钢筋水泥房地产,后者门槛低、每个城市都能搞。

前者必须依赖本地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

而全国的211大学一共才112所,并且过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

另外,根据科技部公布的“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北京、上海稳居榜首,苏、鲁、浙、粤上榜城市较多。

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

上榜的100个城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之和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的86%。

与此同时,全国地级市近300个。也就是说剩下的200座城市,基本赶不上“产业升级”的这趟列车。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精细化服务,吸引外来资本和产业。

最近互联网上最火的城市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山东淄博。

然而你以为淄博只火了烧烤么?其实背后,淄博政府在下一盘大棋。

对一个城市来说,烧烤、餐饮、哪怕再加上酒店、旅游业,占当地GDP的比重仍然只是小头。

根据统计,2021年全国旅游及附加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对于淄博这种典型的重工业城市来说,比例更低。

但是通过烧烤的火爆,淄博政府打响了招商引资的招牌,向外地工商业资本至少传递了4个信号:

第一, 淄博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淄博直通高铁,全国可达,能让邻近省份大学生过来“特种兵式”旅游。

同时,因为有过去“山东第三”的底子,当地有希尔顿、万豪等国际品牌酒店入驻,接待能力较强。

第二,淄博政府遵守规定、严格执法。

外地资本最怕什么?最怕投资前被画大饼,结果投资后说好的约定不兑现,甚至被当地吃拿卡要,当成“杀猪盘”。

而淄博烧烤爆火,火的不是烧烤味道,是当地商贩不缺斤少两。

这背后,是淄博政府严格的市场监管行为,反映出当地法律环境完善,按规章制度办事。

这才是外来资本最在乎的。

第三, 淄博政府不庇护本地利益。

为什么很多旅游城市,宰客现象屡禁不止?归根到底是当地政府不重视外来游客的利益。

你在这里玩两天就走了,而宰客的商户还要在这里持续经营,为地方贡献税收、就业,甚至在政府中还有人脉,政府不愿意管。

同样地,“偏袒本地人”的态度不只在旅游业里有,在其他日常行业中更多。

但是在淄博烧烤爆火的背后,市领导直接喊出“谁要敢砸我的锅,我就砸了谁的碗!”的口号,涉嫌宰客的本地商店直接关门。

在“五一节”中,本地酒店涨价即使是合理合法行为,也被淄博政府限价、要求让利给外地游客。

这展示出淄博政府目光长远、不庇护本地利益的决心。

可以说,上面三个特质只要能够满足,就符合外来资本投资的要求。

但是,淄博政府还进一步做到了下面第四点。

那就是面对问题、有求必应,展示出一个“服务型政府”应有的特质。

淄博客流量暴涨后,当地及时开通烧烤专线、公交线,引导星级酒店转型青年旅社,安排大量警力进驻烧烤场所维持治安。

甚至在客流量超过接待能力时,当地主动发出公开信,呼吁游客暂缓行程,都反映出当地政府及时回应问题的态度。

透过烧烤爆火的表象,外来企业和资本感受到了,当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他们愿意相信,如果未来在淄博本地经营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地政府也能够及时支援响应。

这便是大大的加分项。

最后,淄博烧烤的爆火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政通人和。

别看这小小的四个字,很多地方都不满足。

例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政商关系排行榜显示,华东、华南地区政商关系最优,而西北、东北地区较差。

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仅位列186名,甚至不如中部的一些四五线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互联网上。

而如果能做到“政通人和”,带来的利益是极大的。

还是拿淄博来说,由于过去重点发展工业和基建,该市政府的债务负担较重。全市城投平台负债1800多亿,是债券市场上有名的“问题城市”。

但是自打淄博烧烤出圈之后,由于受到金融资本的青睐,淄博城投债利率较山东其他城市多下行了1个百分点。

别小看这1个百分点,它1年就能够节省淄博财政资金18亿元。

并且,未来随着精细化的政府服务成为淄博名片,还会有更多资本和企业进驻淄博,为当地提供经济转型的动力。

2023年,淄博凭借着政府服务精神爆火,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今天,当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都走出基建与房地产的“狂野时代”,面临经济转型难题时。淄博已经趟出了一条道路,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势必吸引更多的地方政府跟随。

曾经,我们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或许“政府服务学淄博”,也正在成为新的时代潮流。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