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拿下20个掌门 徐晓冬的武林“江湖”不平静

徐晓冬挑战整个中国武林,但他的“打假”被质疑是一种商业行为(图源:香港01)

被骂了整整一年的徐晓冬,一口气拿下了中国大陆近20个武林门派的“掌门”。

“传统武术,99%是假的,只有1%是真的。现在中国武林存在假、吹、骗”。徐晓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判断。2017年,他暴打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之后,才刚扬眉吐气没几天,就被有关部门约谈。2018年,他又因与咏春拳师丁浩的比武登上风口浪尖。就在这一年,他又与大大小小的武林人士相约比武,俨然一副“为武林除害”的架势。前不久,因为跟一位被称为“里合腿大师”的田野比武,他又火了。

每“比武”一次,徐晓冬就能火一次。“火爆”伴随着质疑,徐晓冬站在了“中国武术”的对立面。不服者一个个涌上,被他一拳拳拦回,再贴上“假”和“骗”的标签,挑动起一次次的传统与现代的“武林”之战,也让好事者捕捉到其中一笔笔的商业价值。

表面上,他是一个打假狂人,试图为中国武术去假存真,但实际上,他背后正下着一盘大棋。一位自称徐晓冬朋友的人向媒体透露,经过一年多的打假,徐晓冬已不需要通过比赛为自己正名了,他挑战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生意:“徐晓冬个人名气、口碑怎么样都不重要,甚至他做比赛现在赚不赚钱都无所谓,他和他的合作公司未来目标是融资啊,牢牢占领格斗比赛里比较草根的这个市场。‘比武’是为了给自己做多点宣传。”

在武侠小说里,比武是武林人士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之一。小到业余选手,大至武林大师。1954年,华人武林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比武。比武双方是“从北至南未逢敌手”的太极拳吴公仪和“从南至北未逢敌手”的白鹤拳陈克夫。也是因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比武引得梁羽生、金庸投身“武林”,开启了新武侠时代。

只是,比武过后,人们哗然,这场发生在真实武林世界里的“盛事”,原来连花拳绣腿都没有,打的都是“流氓拳”。

继“秒杀”太极拳师雷雷及咏春拳师丁浩后,徐晓冬再打败“大师”田野,对方被其“打爆头”(图源:@RFC综合格斗)

这种观感同样出现在徐晓冬第一次挑战“中国武术”的视频里。当天,成都亦禅道馆,徐晓冬短衣短裤摆出架势,“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白衣黑裤,似有传统武人风骨。裁判刚一宣布开始,徐晓冬便发起进攻,而雷雷只能被迫后退,几秒钟后,雷雷就倒在了地上,被徐晓冬用双拳猛锤。很快,雷雷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直播场面不断在网上发酵,播放次数很快破亿。雷雷曾在央视《体验真功夫》中表演“绝技”——一掌下去,西瓜外表看起来完整,里面却变质了,有些部分变黑了,被记者连连称道。所以,在媒体的簇拥和徐晓冬的营销下,这一场比武上升到了“打假”传统武林的高度。

对于为什么打假,徐晓冬说中国不需要造神了。他称很多赛事高价雇根本不会功夫的日本(专题)留学生(专题)冒充日本高手,让他们被中国人打败。他认为这是利用民族的仇恨情绪来炒作赛事,他也有民族仇恨,但日本格斗水平领先中国20年,应该学习。

中国武术不能打?中国人是不承认的。但连“中国功夫”的代言人都这么说时,人们又开始动摇了。由John Little编纂出版的《李小龙:功夫之王的另一面》(Letters of the Dragon Correspondence(1958-1973)),收录了李小龙约150封亲笔书信。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书信,谈到了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其中有“赞”,有质疑,更多的是“批判”。从这些书信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随着武术实践的深入,李小龙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1年,在给珀尔曹(好莱坞一位华裔制片人)的一封书信中,李小龙曾强调“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自己的理想之一,是想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

信中写道:“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那些由中国功夫衍生出来的柔道和空手道,都还只是最基本的中国功夫,但现在它们在美国很流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里没人听过这种崇高的艺术,而且也没有胜任的教练……相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一定可以成为第一位功夫教练。当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进一步完善我的技巧,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因此,我的目标是建立第一个可以在全美推广的武馆(为了完成整个计划,我打算花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我做这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要实现很多其他想法,比如: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这种观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约在1965年,李小龙自觉对武术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试图“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该年2月,在给木村武之的信中,李小龙如此描述自己对武术的新认知:“我想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融合各种武术中以精简为导向的拳法。这套拳法注重的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节奏、时机和距离——其中包括五种攻击法。这是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武术被指实战性不强,多属“表演性质”(图源:VCG)

在上面这段表述里,李小龙提出了“精简”的原则,强调了攻击的“节奏、时机和距离”,还提到了该拳法不重视套路,“可以收纳任何套路,但不需要都精通”,目的是为了“一到场上,就可以无所束缚”。

该年6月8日,在给木村武之的另一封信中,李小龙更清晰地表述了自己拳法不同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两点核心特征——不摆桩,没有固定招式。

信中写道:“我的拳法现在基本成形,不过还是等到见面时我再单独讲给你听。理念大概是:不摆桩,对手就很难看清套路(即没有指引路线或分界线),再加上没有固定招式(不过第一条原则还是不能变)就更难找到破解的方法。时机和距离是基本的东西,但是咏春拳法还是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此时的李小龙,虽强调“咏春拳法还是核心”,但其对“中国传统武术”(也包括海外流行的其他“套路武术”)的立场,已基本转向批判立场。

1967年底,李小龙接受美国《黑带》杂志访问,对于“中国传统武术”也有过一段犀利的批判:“传统武术有太多不切实际的马步、架势和传统的形式、规矩……练打脱节,没有真正让学生通过贴近实际的训练为真实的格斗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个身怀这些所谓杂七杂八的传统‘真传’的家伙,只会遭人痛殴。”

时间回到2018年末,“里合腿大师”田野因网上叫板徐晓冬瞬间从无名之辈迅速窜入公众视野,塑造了敢于挑战格斗狂人的武术大师形象。但在2019年1月初的那场比武里,徐晓冬只用了一个回合就把田野打得“眉弓出血”。这一场比武与前两次的“世纪大战”相比,更像是一场儿戏。第二回合,徐晓冬用一个飞膝,果断地结束了这场“表演”。

有种说法是,“攻击”并不是中国武术的主要功能(图源:VCG)

对于生意,徐晓冬是绝不承认的。著名调查记者王志安在自己的节目《局面》里,曾经和徐晓冬有过一次“交心”地面谈,“我不是能拿金钱所收买的,错,对不起,我再现实点吧,因为我不是用简单一点金钱能收买的”,王志安追问,“价高了还是可以的”,徐晓冬回答:“对!”

“所有的事逃不过利益,但是我目前做的事没金钱利益,所以我是高大的,我是可以被人敬仰的,但是我内心,如果我做好一件事,能得来更多的利益,那叫何乐而不为。”徐晓冬说。

说到底这还是一盘生意。说服人们关照这盘生意的理由就是“中国武术毫无实战价值”,既然“不能打”,那么就很难切合当下“男子汉危机”的宏大叙事。当然,徐晓冬给了人们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既然“国粹”不能打,那么学习一点现代格斗术总比练个“花架子”更有用,至少可以“保家卫国”。

人们虽然很难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却又无法证明中国武术还具有实战意义。事实上,不是中国武术不能打,而是它需要革新。要革新,就得从根源上理解“中国武术”的精髓到底是什么。若论功夫本质的技击性,亦即中国武术的格斗能力。“侠以武犯禁”,才是中国皇权社会对武术的“基本”定论。政治层面的打压,长期禁兵、禁武的社会政策,技击功能始终受到挤压,并未成为武术的主体价值。因此,按照中国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副院长徐伟军教授的说法,武学即以身体修为实现对道的追求。

中国武术本质上是一种身体修为之道,招法套路只是手段和形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和谐发展。按此路径,“将攻防格斗与健身娱乐、人生哲理完美结合,这在其他古体育文明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明清虽为武术的鼎盛时期,就技击技术而言,其实也并无神奇之处。所以,技击性,它在中国武术里所占比重甚微。

而西方的格斗术,由古代奥林匹克的“混斗”开始分化,逐渐向一元式的技击类体育项目模式发展,形成了以“打”为主的“拳击”运动;以“摔”为主的“摔跤”运动;以“劈、刺”为技术内容的“击剑”运动。并由此进一步细化为“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和“佩剑”、“花剑”等子项目。而奥林匹克的现代振兴,其基本脉络亦复如此。

中国武术百年来现代化改造之路,竞技化,既是消解武术整体性的过程,亦是一条去文化之路。武术的技的部分被单独抽离,套路与散打两个竞技项目组成了现代武术。“被分解的武术”,成为现代武术的特征。

传媒特别是电影制造的中国功夫是神奇的,而且这个被制造出来的中国功夫,是极其符合现代体育对“格斗”的基本定义:技击。但是,中国武术的现实遭遇又是复杂的。用技击来概括它,不仅不实,又是片面的。李小龙厉害与否,对他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或许容易回答;但将这一问题放诸中国武术整体来看,它其实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生存之道而已。

中国功夫,在何处?这是我们在理解了它的现代演变,包括媒体传播的传奇以及现代体育的塑造后,去中国各处传统武术之乡寻找的起点——武术其实包括着一整套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它比单纯厉害与否更具价值——这一点,也许正是徐晓冬暂时看不到的“国粹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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