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ustration by Sam Whitney/The New York Times; photographs by Holloway and LightFieldStudios, via Getty Images
20世纪初，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出版了名著《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书中宣称经济进步和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让战争无用武之地。他认为，国家不能再通过征服来致富：产业工人不能像农民一样被剥削，即使是小国也可以通过进口原材料并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商品来实现繁荣。此外，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国家进入战争，即使胜利者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安吉尔并没有预测战争会立即结束，这保护了他的声誉，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即将来临。然而，他希望说服政治家放弃他们的军事荣耀梦想。他的逻辑意味着国家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可能会促进和平。
事实上，通过贸易实现和平的理念成为了二战后西方治国方略的基石。
在我最近的专栏中，我谈到了自1948年以来管理世界贸易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个贸易体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将世界贸易视为和平与繁荣的力量。通往欧盟的道路始于煤钢共同体的创建，其目标之一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创造许多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未来的欧洲无法发生战争。
但现在，正如我在专栏中所写，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美国正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贸易施加新的限制，并公然声称它有权随时这样做。当特朗普政府这样做时，可能还会被认为是一种反常行为：唐纳德·特朗普和他周围的人是简单的重商主义者，对现有贸易规则背后的历史原因一无所知。但你不能这样说拜登的官员，他们既懂经济又懂历史。
那么这是通过贸易实现和平的终结吗？不完全是——但这一说法最近失去了很大的影响力，原因有几个。
首先，贸易促进和平的想法可能只适用于民主国家。1916年，美国曾短暂入侵墨西哥，但没有抓到潘乔·比亚。这样的事情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墨西哥工厂是北美制造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台湾融入中国制造体系的深入程度与之相似，我们是否同样确定这排除了任何入侵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威权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兴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部分是因为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已经崩溃，部分是因为一些专制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经济上开放了，但政治上并没有，部分是因为其中一些专制国家（同样，尤其是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至于认为与全球经济融合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化理念的观念呢？这曾是一些西方国家展开经济外交的关键支撑，尤其是大力推崇“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德国。但只要瞧一眼普京的俄罗斯或习近平的中国，就会发现这一信条已经坍塌：中国40多年前就开始开放国际贸易，俄罗斯则在30年前开始，但这两国至今都没有出现任何转变为民主国家——哪怕只是建立有力的法治——的迹象。
事实上，国际间的互相依存更可能更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普京认为欧洲会因为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接受他对基辅的征服，这显然并非无稽之谈。
同样，我并不是说通过贸易实现和平的理念大错特错。因为有了经济一体化，欧洲心脏地带的战争已经变得难以想象（虽然其外围仍不能幸免）；为获取原料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远不如从前。但“贸易和平论”的理想无疑已丧失很多说服力。
这很要紧。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非常开放的世界，但这种状态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必然持续的。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必然的经济规律：当失去政策支持，全球化可能也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倒退。我们走到今天，也并非因为经济学家说服政客相信自由贸易是件好事。相反，当前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略性思考：是领导人——特别是美国的领导人——认为，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将使世界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政治价值观，也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
但如今，即使是拜登政府官员这样的相对倾向国际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再胸有成竹了。这种转变是极为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