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大楼世界银行调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一月时预期的4.1%下调1.2个百分点至2.9%。并以疫情和封控影响大于预期为由，把中国GDP增长预测大幅降至4.3%。有经济分析认为世银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疫情重创中国的制造业，估计中国全年经济增幅会跌破4%。
世界银行6月8日发表的新一期报告显示，自今年年初中国经济良好开局后，各地爆发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管控措施，扰乱了经济增长的正常化进程。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3%，与之前比较调低了0.8个百分点。明年将反弹至5.2%。
一名员工在北京施耐德电气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法新社）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世银的预测过于乐观，并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幅会跌破4%。
学者：世卫预估过于乐观
司令：“仅仅是5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仍然是比较萎缩的状态。整个上半年其中前五个月，整个制造业都在萎缩，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上海整个三四月份封城的效应会持续在下半年中期和远期进行释放，结果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整个长三角，这个拉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域性火车头，现在的动力严重不足，甚至失去动力，那么何谈在下半年能扳回全年的经济的基本盘，然后实现基本回升。”
金融学者司令表示，世银把中国今年经济增长调整至4.3%是过于乐观。（司令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世银的报告表示，下调经济增幅反映了疫情持续打击中国经济。在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由基建投资拉动的投资增长预计将会提速，部分抵消因疫情、管控及消费者信心低迷而制约的消费增长。鉴于全球增长预计将大幅下滑，中国净出口对经济活动的支持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中国的经济展望取决于封控措施会否卷土重来。
世银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面对的双重挑战是如何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支持经济增长，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依靠刺激措施拉动投资以促进增长的老路。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尽管以投资带动经济的思路正确，但地方政府未必愿意承担财政风险。
地方财政和失业仍将制约成长
刘孟俊：“在防范疫情的时候，无论是打疫苗也好，口罩也好，或者是防疫的一些投资，那些费用全部是地方政府的支出，所以现在要地方政府拿出额外的钱，用于基础建设作为刺激的话，经费方面可能会受到限制。是否可以让房企跟平台企业积极响应扩大投资，除了取决于它们的能量，也取决于它们对政策稳定的信心有多高。”
疫情下，中国的失业情况仍然是一个谜。刘孟俊说，若社会不平等恶化，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复苏。
刘孟俊：“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对外说清楚现在的失业情况。中国大陆一直希望转变经济成长的模式。就业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这跟社会安全有很大关联。中下阶层没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可能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越不能就业就会越跟社会脱节，将来竞争力就越差。这对于低端人口或中下阶层更为不利。“
金融学者司令批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房地产市场明显泡沫化，实体经济难以发挥调整经济增长的功能。
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如何破局？
今年3月以来，在疫情的冲击下，三重压力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更大了。
5月25日，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此次会议之后，“经济保卫战”全面打响。
五月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6个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与此同时，各地也高效推出相关具体政策，上海“50条”、北京“45条”、浙江“38条”．．．．．．稳经济成为当下各级政府和公众最关注的议题。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如何？救经济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还是消费下手，抑或是双管齐下？当下的中小微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房地产业在这一轮“稳经济”的大盘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压力又大增的日子里，如何化解失业难题？个人和企业在今年下半年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以下为采访实录：
图源：国家统计局
【采访/观察者网 王慧】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造成我国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原因有哪些？
张军：今年中国经济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雪上加霜的是3月以来国内多地疫情反复，在各地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经济进一步受到冲击。比如说，香港、深圳和广州的疫情对珠三角的经济复苏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上海的疫情主要涉及到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GDP的1/4。
受到疫情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区域，而是一整条产业链。以汽车产业为例，上海在汽车零部件领域集中着博世、采埃孚，麦格纳等国际巨头，还有特斯拉、上汽集团(17.430, 0.20, 1.16%)这些整车制造商。因此，上海封控期间，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汽车供应链承压，影响甚至波及全球。
解封之后，地方一般会在短期内将非药物干预措施（NPI）级别提高，比如说进出许多场所都要求出示48小时或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对经济的全面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各行各业的恢复还是会受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影响。
由于今年3月份以来的这轮疫情反扑影响了国内多个城市，所以二季度的经济状况很可能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观察者网：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您觉得将会是什么状况？
张军：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8%，这个表现是有些超出预期的；二季度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疫情对经济影响比较大，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2%左右，也不排除在1-2%的可能；三季度受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影响，增长可能也会低于预期；但是与二季度相比，三四季度数字会有所回升，回升力度如何还是要看二季度出台的那些经济政策能否发挥效力，这部分又跟地方疫情防控的力度情况有关系。
如果三四季度全国疫情多点反复，多个省市执行严格的封控政策的话，对经济的影响会比较负面。如果疫情总体上没有很大的反复，再加上中央出台了一揽子稳经济的政策，三四季度或许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要有7%以上的增速，我判断可能性不大。
世界银行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下调至4.3%，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今年完成5.5%的增长目标是很有压力的，能够有4.5-5%就可以说好的不得了了。
观察者网：在“5.25会议”之后，国务院极其高效地于5月31日印发了《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出6个方面33项措施。您对这套政策组合拳有何解读？
张军：这些政策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政策有助于解决预期转弱的问题。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疫情，我们的经济这些年也面临预期转弱对投资活动造成的压力，这类政策要解决的是让预期改善。另一类政策当然和疫情冲击有关，即在“动态清零”的政策框架里，希望能帮助实现既要防住疫情，又要稳住经济的目标。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要求当然很高。
假如我们的经济是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现在只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的话，用上这些政策应该可以把它矫正到之前的轨道上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债务的问题、去杠杆造成的恐慌、还有针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新政以及民营企业的顾虑等问题，我们的经济本身就处于持续放缓的压力之下，现在又碰上了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政策，这两种情况叠加自然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估计会弱一些。
坦率讲，现在疫情扰动的不仅是经济本身，还干扰了市场跟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影响着投资者的预期。从这意义上讲，我觉得要想让处于下行压力和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大力度的反弹的话，单是这些政策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政策还没有触及到那些深层次的问题。除了这些政策之外，可能还需要在近期出台一些重磅的结构改革政策，大胆纠错，重振市场和企业家的信心。
比如说，上海的疫情防控给个人、家庭、企业、外资等都带来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顺势推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就能转危为机，重塑上海在国内外投资者信中的形象和信誉：第一，让由于这次疫情而出台的一些政策保持永久化，比如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政策，可以沿着这个框架调整保留；除此之外，在封控结束之后，还应该考虑出台几个重磅的有助于改善上海在投资者心中形象的改革举措，给市场和企业松绑，在法律上保障，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找回市场对政府的信心。
中车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列数字轨道胶轮电车（DRT）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上述33条措施着力稳市场主体，尤其加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救助。当下市场主体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套组合拳强调稳市场主体才能稳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为什么？
张军：我认为，对中小微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让它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营业和自由。虽然给了这么多政策，但我估计很多中小微企业可能会觉得，满足这些政策的条件需要太复杂的手续和paper work，而他们当中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些。 这么说吧，这些政策要落地变现，肯定需要填很多表，跟很多部门打交道，他们会觉得很复杂、很繁琐，也就懒得去搭理了。
它们不像上市公司，有个董秘办，一天到晚跟证监会打交道。很多中小微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去填表，更别说还得去跟街道、区政府打交道，跑银行、跑税务、跑工商等等。
所以，对中小微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能想办法让它们恢复营业这件事变得超级容易才行。所谓容易，就是有关部门对它们要管得少，而且要管到点子上。比如，想要恢复营业，就需要员工能复工、物流能恢复、资金能周转、欠账能解决，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政府要主动帮助落实这些问题，而不是管住卡住。目前因为需要不断地进行核酸检测，一些地方的员工要安心工作也不容易，这方面就需要简化流程。总之要让复工复产变得更简单和容易，而不是相反。
现在很多企业心有余悸，今天开业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开。我觉得政府一定要给这些中小微企业吃定心丸，减少不确定性，并且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行为要能有足够的容错而不是一味追责，这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更灵活应变和更人性化处理企业的困难和需求。
这里说的容错，就是在特殊和紧急时期，上级要敢于为下级部门和地方担责，要给下级一定的自由处置权，责任由上面兜，不要动不动就追责下级。否则的话，雷声很大雨点很小，上面政策有了，但到了下面就被打折扣了，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经济的活力就来自于上亿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怎么看待政府的政策、怎么看待明天的经济就是市场预期。我认为，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我们的打法要改变，要真正把预期管理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而不只是紧盯如何化解风险。由于我们总是把化解风险而不是稳定预期放在出台政策的首位，结果必然造成政策短期化、政策多变。稳定预期最好的方式是保持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连续性，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一个大问题是政策多变、时间不连续。一个政策常常不是管5年10年，可能1年2年之后下一个政策就把前一个政策给推翻了。金融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会儿鼓励支持，一会儿限制。但很多行业，包括房地产，项目周期很长，金融政策的多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会使市场主体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预期，或者说这个预期很紊乱，经济学家把这个叫做政策时间不一致。我觉得，现在是需要从根本上来反思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了。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5.25会议”之后，不仅中央高效地推出相关具体政策，各地的响应同样高效，比如：上海的“50条”、北京的“45条”、浙江的“38条”等等，从中央到地方稳经济的政策来看，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投资在今年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您认为，救经济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还是消费下手，抑或是双管齐下？
张军：我们已经习惯了一旦经济上有压力，就马上想到投资，想到启动基建，依靠政府的投入拉动。基建项目肯定是要的，但我个人认为，今天确实已经不具备像之前那样“大干快上”的条件了。
基础设施本身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从存量来看，很多地方基础设施的缺口已经不多了。在过去20年里，能看到的缺口很多都已经补上了。再加上项目的可行性、财务平衡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我认为现在大规模搞基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后的基建项目更多的还是要细水长流。
比如说，很多大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是巨大的工程，需要十年八年的工程周期。这类项目对经济的拉动短期里是不大的，可能是杯水车薪。
我认为，现在不管从投资还是从消费的角度考虑拉动经济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样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比如说，现在要刺激消费，消费需要钱，钱来自于就业收入，要有收入就要就业，要想提高就业率，经济本身就要维持增长，而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这样就陷入了死循环。
“三驾马车”是一个循环论证，当中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所以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跳出“三驾马车”的框架，换个思路来找出路。
我认为，只有一个解可以走出死循环。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松绑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局，中央在经济领域要把更多的权力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大大减少各种无谓的管制和干预，才能为市场主体营造出一个更好的和可预测的营商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既能激发市场活力，还有助于盘活存量，许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5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家汽车企业，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忙碌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国务院33项措施中的促消费措施主要是指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您认为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汽车消费？
张军：中国汽车的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汽车产业约占我国GDP的10%，且对上下游产业链拉动明显。
这次针对汽车的政策设计是很巧妙的，它不是单纯的发钱或购物券，而把汽车升级和刺激消费联系起来。国家给你一个优惠，但是前提是你要去买车，这跟我们之前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如出一辙。
汽车、家电都属于耐用品，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推迟这类耐用品的升级。比如说，有人本身今年想换个新车，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大，预期不好，他就不换了。现在这个政策可谓一举两得，通过优惠刺激大家去换车，既拉动消费，又拉动汽车产业。
观察者网：我也发现，不少地方也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土地拍卖，房地产业在这一轮“稳经济”的大盘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张军：房地产业会受到青睐跟这个行业的特性有关，因为它的反应比较快。地在政府手上，只要银行给钱、政府拍地、开发商愿意，这个行业可以很快动起来，它一动又拉动二三十个行业的产能，所以很多人觉得通过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好像是一举多得。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开始了新一轮拍地，但是目前来看，房地产总的调控框架是没有变的。所以我认为，从全国来看，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像之前那样过热的压力，因为中国整个住房市场现在的供求平衡问题和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是供不应求，现在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大城市可能还有空间之外，其他城市从总量上看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这些地方你让它炒也炒不起来，因此“房住不炒”影响最大的还是北上广深。
观察者网：老百姓(39.160, -0.76, -1.90%)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消费刺激政策一出，就会有发钱还是发券的讨论，对此您怎么看？深圳前不久推出了一个具体政策，对购买新能源汽车、部分电子设备、家用电器等等都给予数额不等的补贴，您觉得类似的政策在其他地方推行的可能性如何，这对刺激消费和“稳经济”大盘会有怎样的帮助？
张军：如果从刺激消费这个角度来看，发钱不如发券，因为发了钱以后，可能会有人存起来不消费。发券的话，大家要用券去抵消费支出，但前提是要有消费能力和意愿。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怎么发券，发给谁。比如说，是在全国发，还是在经历封城的地方发？具体到某个城市的话，就要考虑是人人有份，还是发给特定群体，比如那些失去收入来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笔钱从哪里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比较复杂。
不管是消费券还是补贴，对经济的瞬间影响肯定是正面的，至于这一影响的大小和能持续多久，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情况。深圳的财政状况比较好，它有条件推出一系列补贴政策，至于国内其他城市，他们当然会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慨而论。
但是，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我对发消费券所产生的效果持谨慎态度。这样做确实会在短期内增加消费支出，但是这种消费支出的增加多半是一次性的、 持续的能力有限。要想想怎么让现在的就业状况好起来，这才是更重要的。
观察者网：最近，海内外的媒体都十分关注我们国家的失业率，官方发布的统计表明：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青年失业率更是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18.2%。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压力又大增的日子里，如何化解失业难题？个人和企业在今年下半年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张军： 我认为，16-24岁的青年调查失业率比全部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经济的状况。很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是峰值，到了6月份或许数据会更高，因为那时候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规模创新高，今年他们的就业压力比较大，青年失业率不断走高，超过20%也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青年失业率本身就相对高一些的， 因为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变化比较大。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就业往往是所谓的全日制就业、正规就业，现在灵活就业、零工就业、兼职就业和慢就业的年轻人变多了，这些就业观念的改变是青年失业率正常情况下也相对较高的原因。
5月29日，江苏南京，大学生在招聘展台前咨询 图源：IC photo
如果要降低青年失业率或者缓解就业压力，短期内我们可以想出很多办法。比如说，这时候国企可以担起重任，给出更多岗位；高校可以提供更多的读研机会，扩招研究助理，让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生短暂的先留下来等等。
但这些都是临时举措，要让青年失业率真正回到一个正常水平，发展经济才是根本之道。让中小微企业动起来，能够正常运作是最重要的，因为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宏观经济是市场上的每一个主体经济活动的加总。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如果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那么在决策上就会更多地秉持谨慎的、预防为主的原则。
而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互影响和传染。比如说，如果企业只有60%的信心，它就只能干60%的事，这样加总起来，经济也只能恢复60%。如果这样的话，经济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另外，我们需要好的政策，但在政策出台之前，政府既要想好未来如何让政策退出，又要和市场主体双向互动，形成前瞻性指引，让市场在充分了解政策用意的情况下形成稳定预期，这样经济才能持续的繁荣向好。
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我们国家的经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而唯一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我认为就是要抓住时机，推进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彻底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17日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所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