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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城市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是人口增长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全国24个GDP万亿城市中，除深圳外，2021年末人口数据皆已揭晓。
其中，武汉凭借120.12万人的增量“一骑绝尘”，常住人口规模也反超郑州，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位置。 与此同时，成都、杭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也超过20万人，与武汉一起构成年度新增人口第一方阵。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其中，北京常住人口连续第五年出现负增长，上海2021年人口增量仅1.07万人，此前的“抢人”大户广州人口增量也仅为7.03万人。
在去年全国人口仅增长48万人的背景下，人口区域格局正在迎来新一轮洗牌。从全国来看，哪些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哪些城市逆势起飞？长远来看，又呈现出哪些趋势和机会？
中部竞逐
在这场万亿城市人口争夺战中，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便是“中部人口第一城”归属。
“七普”数据公布时，郑州春风得意。2010年至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增加397.41万人，十年增长46.07%，成为中部地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对比来看，武汉、长沙增量分别为254.11万人、300.69万人。郑州也由此取代武汉，首次成为中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从全国来看，郑州更超越杭州、青岛、哈尔滨、石家庄、南阳、周口、临沂、潍坊、保定、邯郸和温州等城市，常住人口排位前移11位，跻身全国前十。
如今，武汉又凭借全国第一的人口增量，一举反超郑州，重新夺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称号。最新数据显示， 武汉、郑州常住人口分别为1364.89万人、1274.2万人。
与此同时，武汉城区人口（2020年为995万人）优势显著，有望成为继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之后，第8个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疫情时代的人口回流。在全国超半数省份常住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去年湖北全省人口增量为54.7万人，仅次于浙江和广东。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湖北一度流失人口150多万，如今正在逐步回流。
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武汉经济正迎来强势反弹。2021年，武汉GDP为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2%，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九位。虽然尚未回到疫情前的位置，但经济恢复带来的人口回流效应已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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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迁移流动越来越成为不同城市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看来，归根究底，决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差别带来的。例如，疫情这样的突发灾害性事件，会影响湖北乃至整个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和结构，但是长期的人口流向，还是由一个地区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
从目前来看，在中部地区，武汉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具有领先优势。不过，相较于武汉，郑州在人口腹地、经济和人口首位度上都还有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根据武汉、郑州国土空间规划，两座城市划定的2035年人口上限分别为1800万人、1660万人。未来，中部地区人口第一城的角逐，依然将是武汉和郑州的“二人转”。
省会崛起
武汉和郑州“逐鹿”中原背后，正是省会城市的强势崛起。除武汉外，成都、杭州和西安的表现也十分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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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成都常住人口为2119.2万人，增量24.5万人；杭州常住人口为1196.5万人，增量23.9万人；西安常住人口为1316.3万人，增量20.3万人。 在24座万亿城市中，成都、杭州、西安与武汉一同构成第一方阵。
成都和西安都是“强省会”的代表，2021年GDP分别达到19917亿元、10688.28亿元，分别占据所在省份37.0%、35.9%。2021年，四川全年人口增量仅为1.3万人，陕西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规模减少1万人，而成都与西安保持超过20万人的增长，也反映出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的引力。
上一轮人口争夺战中，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成为最大赢家，十年人口增量都超过300万人。其中，成都和西安更是分别达到581.9万人和448.51万人，展现出强省会强大的增长潜力。
在都市圈时代，这些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不仅作为区域核心增长极，也逐渐在更广阔的腹地内完成分工与融合。另外，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就业向省内回流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而作为长三角经济重镇，杭州身后则站着新晋全国人口增长第一大省——浙江。2021年，浙江省常住人口达6540万人，凭借72万人的年度增量，一举取代广东成为全国人口增长第一大省。从结构来看，在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仅6.5万人，机械增长高达65.5万人。
也就是说，浙江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迁移流动。与之类似，杭州新增23.9万人中，除了2.9‰的自然增长（约3.5万人），从外部流入人口高达20.36万人。
这与近年来浙江、杭州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入紧密相关。而且，相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杭州的人口政策也相对积极。
不久前，一则“ 大学生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由政府代偿 ”的消息刷屏网络，便是这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展示“友好度”的突出例子。这其中，不仅省会杭州成为最大受益者，作为杭甬“双子星”之一的宁波，去年常住人口增量也达到12.4万人。
此外，长沙、青岛、郑州、南京和福州的人口增量也在10万人以上，表现较为亮眼。
一线趋缓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速普遍放缓。
2021年，北上广常住人口分别为2188.6万人、2489.43万人、1881.06万人。从人口增量来看，上海和广州新增人口分别为1.07万人、7.07万人，北京常住人口则下降0.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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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对打工人的吸引力无可撼动，尽享人口红利。
七普数据显示，深圳、广州十年间人口增长分别为713.61万人、597.58万人，在万亿城市中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年均增量在六七十万左右。北京、上海虽然已开始主动控制人口规模，但十年人口增量也分别达到228.07万人、185.17万人。
既然如此，一线城市为何突然“不香”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田雪原看来，首要原因还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放缓。
2021年，北京、上海出生率分别为6.35‰、4.67‰，均低于7.52‰的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出生率（户籍人口）虽然还维持在两位数（11.82‰），但相比往年也大幅下降。而从自然增长率来看，上海更是出现-0.92‰的负增长，北京也仅为0.96‰，广州6.26 ‰（户籍人口）的水平，也比2020年低 2.68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近年来，北京和上海都开始主动控制人口规模。北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则以2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作为2035年常住人口调控目标。去年，尽管两地落户门槛有不同程度放低，但人口吸纳能力已成逐步收缩态势。 尤其是北京，过去5年常住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累计减少6.8万人。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田雪原指出，“一些人在疫情或其他原因下，返回故乡了，这可以说对北上广深影响比较大。”
去年，广州人口增量陡然跌破10万，创下近20年新低。广州身后，整个广东的人口增速也大幅减缓。2021年末，广东常住人口为12684万人，相比2020年末增加60万人，增量直接“腰斩”。与之相比，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达135万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是重庆。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重庆外出农民工513.6万人，下降1.7%；本地农民工242.7万人，增长13.4%。2021年重庆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55‰，而当年常住人口增长3.5万人，显示人口回流。
当然，上海、广州在常住人口增量大幅缩水的同时，户籍人口去年分别增长11.49万人和26.42万人。这说明，一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旺盛，人口结构或将继续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