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对乌克兰国家主权不屑一顾，派兵进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德国之声记者Frank Hofmann认为，若欧洲让普京得逞，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顿涅茨克庆祝被俄罗斯承认为“独立人民共和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有着官方标志的俄军士兵占领了乌克兰这个欧洲第二大国的一部分。不再像过去8年那样明里暗里进行，或类似当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匿名“绿人”。不。现在，普京派出正规部队侵入欧洲独立国家、联合国成员国乌克兰。
就像此前已有的多次一样，这又一次违反国际法，违反1994年欧安会《布达佩斯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乌克兰自愿放弃核武器。作为交换，签署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既有边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了该协议，对尤其在德国普便存在的那种观点而言，此一事实应起到唤醒作用。按德国原本普遍存在的观点，他，普京，不会那么干。然而，他那么干了！顺便说一句，前东德的民权活动人士们完全清楚，此举意味着什么：下战书。
不只是邻国
本周一（2月21日），普京随意斜系领带，双手撑着桌面，板着脸孔向国人和欧洲宣称：“乌克兰不只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连续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精神连续体？不明就里者该知道：它意指今日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念兹在兹的 “基辅罗斯” ，其创始神话源于基辅的洞穴修道院拉夫拉（ Lavra ）。
本文作者、曾驻基辅的DW记者Frank Hofmann
此次电视讲话中，这位克里姆林宫坐镇者完全放下了面具。他曾让德国联邦议员们激动、甚至萌生将出现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新俄罗斯的希望，而那个时代一去不返了。这个晚上，坐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是同一个、可能一直都这样的普京：一名契卡主义者，他的组织克格勃之子。
此刻，曾派驻德累斯顿的这位即将 70岁的前特工，坐在一张深棕色办公桌前，一边举起双手比划出引号，一边愤愤说道：“感恩的后裔们，在乌克兰拆毁列宁纪念碑。他们称之为去共产化。”
须知，随着2014年亲欧“独立广场革命” 的发生，无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是民权人士和艺术家，均以“去共产化”一词形容他们的“走向欧洲”之路。而后者曾就相关偶像冲击行为有过批评性争议。
在基辅和乌克兰的许多其它城市所发生的正是柏林墙倒塌后前东德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拆除列宁纪念碑—— 作为奋起的标志。其后，围绕相关做法有过严肃争论。也就是说，它是开放社会的一个过程，发生在后苏联国家——乌克兰。
它让克里姆林宫里的这名契卡主义者不爽。此人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建立起以基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克格勃寡头经济结构。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普京简单的世界观中获得解释：此君同欧洲处理政治、文化和社会反思的观念毫无关系。
制止普京
2004 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行进之路充满挫折。 2013 年，作为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 Janukowitsch ）政府拒加入欧盟谈判协议的反应，基辅的“独立广场” 上开始了抗议活动。他是第二个被乌克兰人赶下台的后苏联时代统治者。
他们会再来一次，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
此刻，就看欧洲何去何从：是制止普京的罪行，还是对爆发一场尚能避免的大战连带负责。然而，使普京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叛乱地区的占领合法化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将蕴含对乌克兰实际开战的种子。因此，它不能是解决方案。
作为欧盟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德国承担有最大责任：因为，德国士兵曾遵希特勒之命首先入侵了波兰，继之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战争经济学：打一场仗到底要花多少钱？
从2021年10月开始，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不断升级。
最剑拔弩张时，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边境地区集结了近15万名士兵，英国向乌克兰交付了第一批反坦克武器、美国军援了乌克兰170吨武器和130吨军事装备。
当战争看似走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2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从俄乌边境撤离部分部署军队。俄乌边境开始呈现出缓和迹象，但这场冲突还远未划上句号。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战争的本质向来都是利益冲突。
用恩格斯的话说，战争一度是某些民族满足贪欲、获取财富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恩格斯将他们称作野蛮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不过，聪明的政治家及军事家可不会盲目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一件太劳民伤财的事情，算不好这本经济账，不仅获得不了利益，甚至还会让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
01战争的成本是多少？
打一场仗要花多少钱？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持续78天的空袭行动耗费了70多亿美元；2001年持续两个月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单军费就花了100多亿美元。
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到两个月的进攻时间里，美国的成本支出在28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
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梳理一下美国在过去历次主要战争中付出的开支：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花在了哪里？军火和人员是主要支出。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1918年的战争总成本接近当年度GDP的36%，为了准备这场战争，美国还将30%的汽车生产能力转向了坦克生产。
再到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顶峰年代，仅军费开支就占到了美国GDP的三分之一，1944年这个数字是37.9%，无论是总直接成本还是人均直接成本，美国的战争开支都达到了顶峰。
尤其是珍珠港偷袭事件后，美国再次加大了武器生产。
1918年至1933年，美国只生产了35辆坦克；到1940年，美国生产了309辆；1943年，美国坦克的产量增加到惊人的29500辆。更宏观一点来看，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生产了88430辆坦克，作为对比，英国是24800辆、德国是24050辆。
飞机也是如此，年产量最高的1943、1944这两年，美国分别生产了85898、96318辆飞机。
再来看军队人员的扩张，一组数据对比极具代表性：1939年以前，美国军队人数一直没有超过1920年《国防法案》所规定的28万人的一半，但到1942年，美军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万人。
除了直接投入到战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消耗之外，战争还会让国家、政府背上军人退伍后的福利或补贴支出。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有10万多名军人患上了与化学物质相关的“海湾综合征”，其中4万多人长期致残。即使在战争结束16年之后，美国政府还需要向20万名退伍军人提供超过43亿美元的补助、养老、抚恤金。
除了这些直接成本，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更巨大，影响也更长远。
之所以要大力投入战争资源，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战争进攻方还是战争防御方，其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都是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的线性递增函数，即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越大，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就越大。
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背景下，当战争一方在武器等资源方面持续增加投入，战争将走进另一个逻辑：非对称战争。
简单来说，通过大量的军费支出培养起来的战争机器，造成对敌双方实力悬殊。
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它越增加军费开支、扩军备战、发明新式武器，就越能提高它的攻击威力，也就越能够在以强凌弱的非对称战争中取得越大的胜利，这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在世界上动用武力的欲望和意志。
既然战争要付出这么高的成本，那这些钱从哪儿来？
02钱从哪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在其红色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一段对话：
美国政府：伊拉克战争是免费的。既不用削减政府开支，也不用提高你们的税负，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人民：那钱从哪儿来呢？
美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借。
这一段虚拟的对话，既点明了通行的战争融资渠道，又指出了作为全球的军事金融强权国家，美国所特有的战争融资方式。通常而言，战争融资主要分为征税、发债、印钞。
先看第一种融资方式：税收。
税收是一种古老的充盈国库，并为战时提供经济支撑的手段。从中国古代开始，历代皇帝都靠征收盐税、人丁税、土地税等来获得。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来源和形式，一般用于城市基建、教育、医疗、公务人员工资发放、军费开支等。战时，军费开支提升，相应地，用于非军费方面的支出会减少。
仅仅是税收的腾挪自然支撑不了庞大的战争开销。在打仗时，常常会出现临时的税种以开源。
比如1799年，英国对拿破仑战争时，为了应付战争费用的需要，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首创了所得税。它与后来的所得税有不同之处，属于临时课征的战争税，在1802年随着战争的平息而停止，1803年，战争复起后，恢复开征，直到1815年随战争结束而废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征过“战争税”或“战争暴利税”，筹措战争经费。
税收过重往往会造成内乱，所以有一些“战争税”会落在富人/商人的头上。
如清朝后期的卖官，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官位得到的收入来补贴；再如，上文提到的所得税也是一种针对富人的税收，名义是保护富人的私产。
这种方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尤其是富人掌权之时。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战争连连，贵族、诸侯有钱有势，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自发形成了阻碍加税的坚定同盟，统治者们必须另想他法。
再看第二种融资方式：借钱、发债。
可能很难想到，人类历史第一次的主权放贷就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借款的原始动机。
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方是古希腊的财富中心，另一方还在使用低廉笨重的铁币做交易，只比以物易物先进一点。
斯巴达的同盟军，一些城邦小国，因常年向强国雅典进贡，没有多少军费，旷日持久的战争让斯巴达陷入弹药不足的困境，不得已借用了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神庙的储备金，通过给予荣誉鼓励民众解囊相助。最终，这场持续了27年的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和强国地位。
此时的借钱属于统治者的私债范畴，将统治者的私债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撑，并向民众支付利息的公债，是在议会出现以后。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1694年）就是为了开辟市民储蓄的渠道，筹集用于对付路易十四的军费，发债也是成就其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支撑。
此后，发债成为筹措军费常见的渠道。
这种常规融资方法，日本人学会了，清政府没学会。这也是日本以弹丸之地赢得甲午战争（1894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北洋水师被称为亚洲第一，在世界也排得上号，并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打到没钱买弹药。根源固然是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但金融业弱于日本也是打了不到一年就认输和谈的原因。
除了上文提及的税收卖官，当时的清政府也就能搜刮搜刮民间和钱庄，没什么搞钱途径。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融资渠道也不多。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金融制度，先是发债搞经济、军事改革，然后是发债打仗，就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发行了巨额债券。
第三种融资方式，是发动印钞机。
税收、发债，都是货币总量的腾挪，而货币总量未必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创造货币成为战时经济的惯用手法。
美国内战时期，美国北方政府向银行发售国库券和债券，但银行发现这些国库券和债券在二级市场上转售难度高，也就不再愿意用有限的黄金去承接政府的债券。
于是1862年，政府开始印制1.5亿美元的美国钞票，使其成为合法货币。
一般情况下，钞票不是想印就能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世界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能发行多少钞票，要看有多少黄金储备。
金本位制天然具有通缩的倾向，原因在于黄金储量有限，开采速度慢，而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高。对黄金的需求在战时更迅猛，于是暂时放弃金本位制是常有的事。
超发货币，实质上已经是以国家信用做背书，而不是黄金的储量。
一战、二战时期，一些国家无法生产战争所需要的物资，通常需要借款、消耗大量的黄金储备等方式来融资以购买物资。为了支持这些赤字，大多数参战国会对黄金出口进行限制。
战时这些临时政策都有副作用。加税会增加百姓负担，使政府失去民众支持；削减非军事支出会降低原本在医疗、教育等民众福利；发行债券，政府需要承担利息，甚者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比如1557—1575年间，西班牙国王宣布两次宣布国家破产，尽管并非国家身无分文，但无法履行债务对国家信用是极大的伤害。
以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下，货币超发带来的影响可能数倍于发行的货币量。
战争的代价在战争的最后一枪结束后，还长远地影响着人们。这是斯蒂格利茨告诉我们的另一句话。
03战后的代价更沉重
“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纳粹留给人民的遗产……仅是若干断壁残垣……柏林如今只是一个破碎砖瓦堆积如山的地理坐标”，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战争代价的最好注脚。
子弹不能用于再生产，战争只会摧毁资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争，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口超过7000万，1.3亿人受伤。
作为战败国，德国死亡士兵超过500万，平民约200万，二战前，德国总人口约8000万（吞并奥地利等地之后，自身有6600万左右）。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争消失，大部分是青壮年。
战胜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苏联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
每次战争的发生，都会带来大量的伤亡。工业体系下，男性劳动力的缺失，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资源的摧毁让战后的经济重建尤为艰难，再加上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不管是战败还是战胜国，都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
第一重影响是，通货膨胀。
在一战结束之后，德国不仅要归还战时借款，还要承担132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联合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入了德国的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史称“鲁尔危机”，德国只能选择疯狂印钱。
货币供给过高，商品不足，导致物价飞涨，德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战前，4.2马克就可以兑换1美元，战后，1美元可以成立一个家族基金。物价上涨的速度近乎荒诞，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一个人以8000马克买了一杯咖啡，等喝完走出去时，咖啡已经卖10000马克了。
到了1923年，德国出现了面值100兆的钞票，小朋友把钞票用来做风筝，纸钞被当成柴烧都是随处可见的景象。此时的马克已经失去了货币的价值，以物易物开始盛行。
同样，二战后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相关数据显示，在1945年—1949年之间，日本东京的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240倍。
非主战场，又是战胜国的美国，统计其上个世纪的M2，也就是货币供给量，包括现钞支票和短期储备，可知，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都是阶段性的高位。
（1901—200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
1917—1918年、1941—1945年、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越战）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也是美国通胀率高峰时期。其实包括战后的一两年内，通胀率也处于较高的位置。
不过，相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美国的通胀率要温和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元作为国际通行货币，它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可以由全世界来买单，这也是上文虚拟对话为什么说由其它国家承担战争成本。
第二重影响在经济总量上，也就是GDP水平，不同的国家会有所分化。
一个简化的GDP公式是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购买之和。主战场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需要时间，战败国人民一般信心不足，更容易出现战后GDP下降，这也是战争的代价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人均GDP至少下降了一半，货币也在战后大幅贬值。
对于大赢家美国来说，战时GDP则上升，1941年—1945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失业率下降。但在二战过去之后，因军事需求等不再旺盛，美国也无法保持GDP的高速上涨。
第三重影响是给参战国带来巨额的债务。
英国，老牌日不落帝国，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它的衰落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额债务有关。
因为一战，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位置上被拉了下来，美国补位。因为二战，彻底失去了主宰世界金融秩序的权力，取而代之的还是美国，英国则变成了经济上依附的角色。
二战期间，根据罗斯福签署的《租借法案》，美国对盟国进行战争补贴，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法案还有附加条件，即英国必须使英镑能自由兑换。
没有人会愿意持有陷入战争中的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的放开，会使人抛售英镑，换取更为坚挺的货币或者是黄金。
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条款导致了英镑的长期疲软，是美国削弱英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一步。
二战过后，一方面是英镑疲软，另一方面世界上75%的黄金储备捏在美国的手里，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成为世界货币，英国再无与美一争之力。
而二战时期，英国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直到2006年才还清，足足60年，英国才翻开新的一页。德国还清1320亿马克的赔款加利息，用了90年。
04结语
凡是战争，都有胜负之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参战一方能够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那它就是赢家？
当然不是。
战争的野蛮性在于，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胜利的一方重新掌握游戏规则，他们总能在利益分配中掌握更高主动权，让自己成为最大获益者。
但战争又有着无法抵挡的破坏性，它以流血、死亡为代价，带来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鳏寡孤独，它的强大摧毁性足以让一座城市沦陷、让一个民族沉沦、让一种文明消亡，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血淋淋的教训。
经济账或许算得明白，但涉及到普通的人，这笔账怎么算，都没有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