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天主教会性侵儿童事件再度点燃舆论。 据美联社11月4日报道，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司法部发布了一份长达182页、历时三年的调查报告，确认有258名1930年-2000年期间的受害者对该州57名天主教会官员提出性虐待指控，90%以上的受害者是事发时未成年的男孩。
美联社报道截图
深陷性丑闻的天主教会，不止美国，还有法国。
法国一独立调查会10月5日披露了一份长达2500页的调查报告，指控自1950年-2020年间，至少有21.6万名未成年人遭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且法国天主教会有2900名-3200名神职和其他人员是恋童癖。
法国天主教会有何回应呢？是认领责任，是参加纪念仪式，是下跪忏悔，是提出赔偿。
法国主教团会议主席博福尔下跪忏悔
神职人员下跪忏悔
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只不过这次，恶魔穿着神职人员的衣裳，出现在教堂，将魔爪伸向了未成年人。
下跪有用么？建立基金会、给赔偿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对于那些因遭受神职人员性侵而陷入噩梦、无法过正常生活的受害者而言，远远不够。
在乌鸦看来，这两份厚厚的调查报告，也只是掀开了天主教会恶行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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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广受西方人鄙视的“没有信仰”的我国，在很多国家，包括“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宗教都拥有着无上崇高的地位。
神父，这个所谓神的代言人，本该教化人们向真向善，为信徒生活指点迷津，扮演社会道德标杆的角色，其中却不乏披着羊皮的狼，是无数孩童心中的恶魔禽兽。
一个既定事实是，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遍布全世界、深深根植于天主教内部的体制痼疾。
针对神父性侵的一些指控，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但囿于早年间信息闭塞，直到80年代，美国神父性侵儿童事件才首次受到媒体的小范围关注。
随着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普及，到了90年代，这类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被曝光得越来越多，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诸多国家的神父性侵儿童丑闻开始相继曝光。
步入到21世纪后，全球各国曝光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案件呈指数级增长，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性侵儿童的大范围指控，事态严重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步。
就连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幼年也未曾逃脱掉神父魔爪
但神父性侵儿童案首次得到大范围曝光且引起轰动效应的，是在2002年的美国。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连续发表近600篇报道，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波士顿犯下的性侵儿童的惊天丑闻，轰动全美。
2015年，由这一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聚焦》上映，拿下多项大奖，一时间火遍全球，神父性侵儿童的恶行开始为世人所知。
这部电影从吉欧根神父的儿童性侵丑闻展开，此人在6年的神父生涯中性侵过的男童多达130多名，尽管其猥亵男童的丑闻被多次曝光，却屡屡得到教会包庇，因此又继续担任神父工作长达30年之久。
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记者们发现事情的真相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在有着1500多名神父的波士顿，竟有将近250名神父猥亵过儿童，受害儿童多达上千人。
也就是说，在每6名神父中，就有一名曾性侵过儿童。
其中一名受害者披露，神父们挑选目标时很有讲究。他们专挑穷人或问题家庭的孩子下手，因为这些孩子缺乏关爱，所以只要神父对这些孩子给予适当的关注，就很容易利用和操控。
在众多孩子中被神父特别关注，自卑的孩子会有一种“被神钦点”的感觉。从“钦点”孩子收圣歌、倒垃圾，到讲黄色笑话、身体触碰，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直至将孩子们性侵。
其中一名受害者自述：
“你是来自穷人家的穷孩子。若是神父注意到你了，那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他让你去收收《赞美诗》，倒倒垃圾什么的，你就觉得很受重视，觉得像是上帝在让你帮忙。也许，他给你讲黄色笑话时，你觉得有些怪怪的，但是，现在你和他有了共守的秘密了。所以，你由着他。他给你看黄色杂志，你由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让你手淫，你也一样由着他。你已无路可走。他已把你养育成熟。你怎能对上帝说不呢？”
基本上，这些孩子在受到神父侵犯之后，出于一种羞耻心和恐惧心理，大多会选择隐忍。
即便有些孩子会告诉父母，想要把性侵孩子的教父告上法庭，但是无论是教会，还是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会劝他们息事宁人，因为教会的影响力无处不在，胳膊怎么会拧过大腿呢？
所以不管孩子父母怎么闹，因为势单力薄，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最多也只能私了，领取的赔偿金也少得可怜。
至于这些作恶的神父，事情败露后，教会方面会极尽包庇，在他们的履历上轻描淡写地标上“因病离职”、“待分配”的字样，随后找准时机把他们发配到别的教堂，让他们继续工作，哦不继续作案。
对于教会来说，教会的圣明是不能被丑事玷污的，他们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丑事不出高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这些犯事的神父们，基本是打一炮换一个地方，不仅毫发无伤而且小日子过得相当逍遥自在。
但被神父性侵过的孩子们，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身心会遭受极大的痛苦，被神父性侵带给他们的阴影基本上会伴随一生。
其中有些孩子长期遭受神父的性侵和折磨，性器官已经严重扭曲变形，由此变得更加自卑自闭，无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身体之痛外，精神和心灵也在遭受着折磨，有些改变了性取向，有些开始通过酒精或药物来嫌恶和麻痹自己，由此陷入了酗酒、吸毒、犯罪和抑郁的不归路，还有其中相当一部分会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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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神父们性侵儿童的现象为何会如此普遍？
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天主教规定神父终身不可结婚，宣扬禁欲主义。
大家知道，基督教主要分为三派，分别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其中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有着终身独身的规定。
但独身制度并不能使神父们的生理需求消失，长久的禁欲却扭曲了他们的心理和灵魂，再加上教会对神父们种种恶行的一再纵容，彻底打开了这些人欲望的阀门。
除了性侵儿童，天主教的神父和主教们“娱乐”方式还有很多。
比如说，招妓，并且还很有可能是男妓。一名梵蒂冈男妓曝光，他的大多数高级客户都是神职人员，这些神父明明薪资一般，却常常为他的高级晚餐买单，甚至买价值不菲的礼物讨他欢心。
这名男妓在深入了解后发现，神父们不光会嫖娼，甚至还参与了欺诈、挪用公款、贩毒、勒索和洗钱，各种列入刑法的暴富手段基本都有涉猎，俨然一个大型犯罪集团，至于神父们为何出手阔绰也就不难解释了。
当然，会招妓的神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有“洁癖”的主教和神父还是会采取一些比较安全的手段，比如说性侵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或者是性侵一起共事的修女。
近年来，随着“#MeToo”运动的兴起，有越来越多的修女站出来揭发这些神父和主教们的恶行，其中一些不仅仅是惨遭奴役，甚至是沦为性奴。
1994年，已故的修女欧多诺修（Maura O'Donohue）曾经提交了一份涵盖多国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非洲某天主教教会中的29位修女惨遭性侵，因为这些非洲教士担心从妓女或其他女性那里会被感染HIV病毒，认为修女是“较为安全的性伴侣”。
因为屡遭神父和主教们性侵，修女们常常被迫堕胎或生下不被承认的孩子。
不过，先别忙着对这些修女们施以同情，因为她们中除了一部分是受害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扮演者加害者的角色，和神父们一起作恶。
英国《每日邮报》前段时间报道，法国天主教会内部多名修女用十字架对小女孩实施性侵，还有少男被修女强迫发生性行为。
这还不是最可恶的，乌鸦之前曾经专门讲过，天主教曾在全球各地，打着慈善救济的旗号，建立大量圣婴院，不少神父和修女们明面上是广收孤儿做善事，实则疯狂敛财，并且对这些小孩施加残酷的虐待，导致大量婴孩死亡。
其实，他们不光做“杀人生意”，“活人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在有些地区，部分修女和神父们甚至当起了皮条客，把孩子们送到神父、政客和有钱的商人家里供他们蹂躏，然后换取丰厚的报酬。
大部分孩子是7到14岁的男孩，无依无靠，如果胆敢反抗，就用棍棒虐打，或者把他们的头往墙上撞。
一个叫本·科尼格（Ben Konig）的受害者说：“在1972年9月我离开儿童之家前，我大约遭受了1000次性侵”，“我常常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回去，血从腿根上流下来”。
幼年的科尼格
除此之外，每隔几个月，儿童之家就会举办一场“性派对”，邀请有头有脸的神职人员和政客们来参加，这些修女们给男人们提供酒水和食物，而孩子们则在各个房间和角落里被强奸，事后，来参加的大人物会给修女会提供大笔捐款，来供他们挥霍。
科尼格多年来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他说当年一起生活的同伴们大多死了，绝大部分死于自杀。
除了做拉皮条生意，神父和修女们做起人口贩卖的生意也是干得风生水起。
2011年，BBC以此为题材，摄制了纪录片《This World: Spain's Stolen Babies》，关注了西班牙自上个世纪起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盗窃婴儿丑闻。
1936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通过兵变上台，在西班牙国内残酷逮捕和暗杀异己，手法之一便是夺走那些人的孩子。
当时，为了让这些孩子“从远离西班牙新政权的物质与精神痛苦中解放出来”，婴儿会被送往有利于政权的天主教家庭。然而，这却给教会带来了商机，神父修女们开始偷大量新生儿，卖到外地或被卖给外国的收养者。
他们联手医生一起欺骗婴儿的父母，欺骗刚从昏迷中醒来的孕妇她们生下的是死婴，然后暗地把孩子转手卖给中产阶级家庭，变成自己手里丰厚的不义之财。
自上个世纪以来，这群道貌岸然的神父修女将西班牙30万无辜的婴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贩卖给他人收养，并且赚取大量的财富，在背地里过着极其奢靡淫乱的生活。
性侵，杀婴，偷婴贩卖，拉皮条，强迫未成年人卖淫，腐败......这些普通人都不敢想象的恶行，被这些神父修女们统统做了个遍。
如果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信仰，那只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那是一顶一的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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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天主教神职人员如此作恶多端，为什么还能横行霸道这么多年，并且毫发无伤？
因为有来自方方面面的保护伞，最核心就是天主教会和政府。
拿性侵儿童案件来说，除却家长对于天主教会和神职人员莫大的信任，以及受害者因年代久远难以举证和提起诉讼，教会内部制度腐化、行贿受贿和“官官相护”，对外与当地政府勾结、干扰立法，缺乏足够有效的外部监督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纵容这些神职人员累犯恶行、屡教不改的帮凶。
游离于公权和法治之外的教权，给了教会至高权力。
原天主教华盛顿特区大主教麦克卡里克性侵案一案就是个典型。
与其罪行相关的指控和证词，直到2020年11月10日才被罗马教廷在报告中予以记录和公布。
官方报告原文
事实上，关于他性侵猥亵未成年人的投诉，在1993年-2016年就屡见不鲜。正是在前教宗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乃至现任教皇方济各的包庇和完全放任下，天主教会的许多秘密都被隐藏了起来，麦克卡里克才能够一直免于处罚。
教宗是什么？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和沟通者，而保证天主教会的圣名不被丑事玷污就是他们认可的分内职责。
面对越来越多的针对麦克卡里克的性侵指控，天主教会高层选择的是沉默，甚至将无数举报信以匿名为由认定不可信。
毕竟究其历史，以绝对真理化身自居的天主教会就通过对世界各级教区的任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些被任命的所谓“自己人”，越是“犯事儿”、越能给教会提供拿捏的把柄，从而更得教会信赖。
在已经腐朽的天主教会，同流合污是一些教职人员得以生存并且晋升的重要原则。而性侵，不过是天主教会累犯罪行中平平无奇的一个。
除却这种认同感和抓把柄的小快感，《华盛顿邮报》2019年的文章《主教麦克卡里克行贿各级神职人员超过60万美金》，就揭露了这些阴谋能被彻底掩盖的本质，源自自上而下的包庇，包庇的原动力，就是金钱。
所谓钱作怪，正是利益输送，给天主教会内部官官相护的风气提供了最重要的保护伞。
最重要的包庇者，就是两位声名显赫的前教宗：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
上图左为保罗二世，右为本笃十六世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麦克卡里克为了掩盖丑闻和晋升，共开出过大约200张支票，其中2001年-2005年给保罗二世转账9万美元，2005年给本笃十六世转账29.1万美元。
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收了钱，两位前教宗就自然会想尽办法为麦克卡里克收拾烂摊子。
1999年，时任教皇的保罗二世收到了来自纽约教区总主教John O’Connor的一封控诉信，指责麦克卡里克权色交易、“性虐待”和“恋童”，他派去美国调查的4名主教却有3人做了假证。你品，你细品。
麦克卡里克甚至还给保罗二世写过一封否认所有指控的信，并获得了保罗二世的认可，不但毫发无伤，还于2001年被提升为华盛顿教区总主教。
保罗二世去世后，继任的本笃十六世也收到过关于麦克卡里克性丑闻的控诉信，甚至是来自教会中央行政机构——圣座国务院的大主教卡洛·玛丽亚·维加诺（Carlo Maria Viganò）的两次调查令。
但本笃十六世仍选择放弃制裁麦克卡里克，只是私下劝他要“保持低调”，并且“为了教会的利益”尽量减少出行。
而现任教皇方济各，也一度对麦克卡里克采取放任态度，直至2017年才不得已开始调查。
除了金钱打点之外，从流程上来说，天主教会高层想要掩盖丑闻、撤销指控，就要先花钱解决指控，也就是在威吓、安抚受害者的同时，请律师申请私下赔偿，然后将被指控的神职人员调往别的教区，类似“政治避难”。
仅仅2004年-2012年，美国天主教会就花费了26亿美元来处理性侵指控。
美国好几个州的天主教大区甚至因为给性侵受害者巨额赔偿而申请破产保护或直接宣布破产，因此美国竟还设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教会性侵保险。
除了内部包庇外，天主教会之所以能够帮助麦克卡里克等诸多神职人员摆脱性丑闻，首先离不开用来打点的巨额贿赂资金。天主教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教徒们的捐款，2020年底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就已经接近13.3亿。
根据福布斯2020年的数据，仅美国天主教会就获得了14亿美元的捐款。
信徒们的捐款，却被天主教会用来掩盖和处理性侵丑闻，何其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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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前教权甚至逾越政权，掌握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此后的天主教会虽然达不到彼时的鼎盛，但仍在天主教国家影响力巨大，且与所在国乃至所在地的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举例来说，麦克卡里克作为华盛顿特区的大主教，就与美国政府高层互动非常密切。而在担任该教职期间，为了继续往上爬，他免不了要给美国政府的这些要人们行贿。
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合影
要知道，宗教一直是影响美国政局乃至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因素，美国人中的信教人群比例不断上升，宗教团体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断提升，更会针对不同议题给各级政府提出建议。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天主教会就一直是国内最大的宗教派别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教会，许多大财团的首脑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会，对美国政府而言，就是惹不起、不敢惹的金主爸爸。
政客给宗教团体“捐赠”，宗教团体给政客“背书”，甚至连选区的划分都有透着按信仰划分的“学问”，这就是美西方国家的现实。
对于美国官员来说，争取到了所在地天主教会特别是主教的支持，就意味着在许多关键时刻获得了稳定的票仓。至于这种争取过程涉及了怎样的利益交换，很难为外界所知。
对政府而言，掩盖掉一些性侵案，就能够换取教会在众多敏感问题和选举时刻的支持和拥戴，这笔买卖稳赚不赔啊，至于老百姓，他们才不在乎。
更讽刺的是，纽约天主教会曾在2016年支付给政治说客210万美元，用以阻止该州正在进行的儿童性侵法案改革，就是想通过干预立法来减少教职人员在性侵未成年人问题上可能面临的风险。
在这些“努力”下，纽约州直至2019年8月14日才出台了历史性的《儿童受害者法案》，通过延长儿童性侵案的诉讼时限，为受害者搭建了寻求公义的平台。
该法案出台前，正是由于事发久远、证据不足，甚至过了诉讼时限，很多教会性侵案才难以得到公正审理。
《教宗的继承》：教会正在建立把自己围起来的高墙
2018年，教皇方济各在出访爱尔兰时，就被抗议者指责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恋童癖团团长”。
直至2018年10月6日，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教皇方济各才决定对麦克卡里克展开彻查。
2019年，罗马教廷解除了麦克卡里克所有的职务，麦克卡里克由此成为天主教教会中首位被辞退的大主教。
麦克卡里克的被除名，反而成为了质疑天主教会权威的更大问号。
一个麦克卡里克被免职了，还有更多的麦克卡里克或许没有被外界知晓罪行，或者在被转移到其他教区任职后继续此前的恶行。因为新教区并不会对会众通报涉案神父的所为，仅对部分涉案者进行纪律聆讯，但是大部分都是轻微处罚、给予警告或撤销指控。这犯罪的成本，可见有多低！
正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司法部部长彼得森所指责的那样：“这不仅是天主教会，也是我们美国这个国家的悲哀。”
外部监督的无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天主教会长期坚持的“宗座保密法规”，该法规要求对天主教会管治的任何敏感资料保密，“实际上剥夺了这些受害者获得正义的权力”。
这就相当于，给了涉案的教职人员免受外部调查的一张免死金牌，涉案者和被贿赂的检察人员往往滥用这个法规阻碍调查，从而间接保护涉案的教职人员。至于要求废除该法规的呼声，天主教会一直装聋作哑。
而美国国会针对儿童性侵罪犯的信息公开制度，包括登记犯罪者详细信息、录入全国性犯罪罪犯系统等等，对教职人员，都不奏效。
合着同是性侵犯，教职人员还高人一等、可以得到特殊优待喽？
对于受害者而言，轻飘飘的道歉和所谓的赔偿有用吗？仅仅废除“宗座保密法规”有用吗？修改梵蒂冈对儿童色情的定义、将儿童色情的年龄从14岁提高到18岁就够了吗？
不够，远远不够。他们和我们都希望的，是在曝光罪恶、将作恶者绳之以法的基础上，教会的种种恶行能够真正被制止。
不再有新的受害者出现，才是人们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