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新西兰自行车队的运动员在离开东京的航班上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曾经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队友奥利维亚-博德莫尔突然离世，年仅24岁。
去世前几小时，博德莫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很多人来说，体育是一种奇妙的发泄方式，这是一场搏斗，也是一场战役，但它是如此欢乐。当你赢的时候，那种感觉独一无二；然而当你失败，获得资格也没有被选中，当你受伤，无法满足众人的期待，比如拥有房子、婚姻、孩子时，都是因为你想为热爱的运动倾其所有，这种感觉同样与众不同。”
最后一个见过博德莫尔的朋友是赛艇运动员埃里克-穆雷，两人曾一起滑雪，当时他并没察觉博德莫尔有何异样。“如果你在过去72小时里见过她，完全不会想象会发生这种事。”
哈米什-弗格森教练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他的记忆里，博德莫尔一直与众不同，充满斗志。在一场全国比赛中，博德莫尔的获胜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赛后弗格森不得不安慰这个沮丧的姑娘。
“我记得她哭着离开赛道，好像很不开心，我问她‘怎么了？你不是赢了吗？’她说‘是的，但这太容易了，如果没有压力，我怎么才能变得更好，有所进步，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呢?’”弗格森回忆。
上天总是眷顾勤奋的人，博德莫尔如愿以偿，参加了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初次登上国际舞台，博德莫尔表现抢眼，获得团体争先赛银牌和500米计时赛铜牌。
没过多久，博德莫尔接到国家队的征召，搬到坎布里奇进行训练。如弗格森所愿，博德莫尔在国家队迎来一个不错的开局，2016年相继参加了世锦赛和奥运会，在里约她进行了三项比赛，获得凯林赛的第25名以及个人追逐赛的第23名。
然而就在这一年，博德莫尔卷入了一桩丑闻之中，为日后的悲剧买下了伏笔。
2018年，新西兰自行车协会被指控欺凌、恐吓运动员，纵容不恰当的私人关系，前副检察长迈克-赫仑奉命展开调查。长达83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里约奥运会开始前三个星期，新西兰自行车队在波尔多举办训练营，7月17日是休息日，教练和运动员获准进城，但是必须在晚上10点前归队。
到了晚上，一位女运动员发现室友迟迟未归，通知了车队经理。11点，助理教练联系经理，声称在城里见到了那名未归的女运动员，已经在回来的路上。然而直到凌晨1点，仍然不见人影，车队经理要求酒店前台致电当地医院，担心那位女运动员在骑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凌晨2点半，车队派出人手展开搜寻，这时酩酊大醉的教练安东尼-佩登带着那位女运动员走下出租车，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显然超越了正常范畴。事后佩登还向车队经理发送了带有攻击性的短信，经理没有选择投诉，因为她认为缺乏支持和帮助。
另外一位女运动员目击了整个过程，然而在重重压力之下，她被迫用谎言来掩盖这段地下恋情，报告没有透露姓名，后来媒体才知道，这个女孩就是博德莫尔。
报告还提到，里约奥运会期间两位教练先后因酗酒住院，导致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破裂，产生了很多冲突、争议和负面报道。此外，新西兰自行车队在里约还爆发了一次涉及酒精和药物的尴尬事件。
经过详细的调查，赫仑断定新西兰自行车项目存在严重的欺凌现象，缺乏问责和有效的管理，遴选方法不透明，运动员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畅所欲言。
“那是一段让人难受的时期，因为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只能保持安静，不敢惹是生非。”弗格森说，“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项目的很多人都进展顺利，他们不希望发生改变。当然，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博德莫尔被看成是推动改变的人，我认为这肯定影响了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很多员工之间的关系。”
调查报告公之于众后，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将博德莫尔的训练拨款从2.5万美元提升到4.5万美元，理由是她意外缺席了2018年的世锦赛，导致她很难保持自己的世界排名。
有人认为这是相关管理部门对博德莫尔遭遇“欺凌事件”的一种补偿，也有人认为是迫于政治正确，对没有征召博德莫尔的错误进行修正。
丑闻曝光两年后，博德莫尔再度成为体育政治的牺牲品，落选东京奥运会。
新西兰自行车队的奥运选拔名单一直存在争议，参加过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娜塔莎-汉森由于落选奥运，曾经向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和国际自行车联盟提出了法律层面的质疑。最终，汉森的反抗不了了之，2020年10月宣布中止自行车生涯。
随着汉森的退出，博德莫尔成为艾勒斯-安德鲁斯之外新西兰排名最高的争先赛选手，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获得参加奥运的资格。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为了避免汉森再次提出抗议，新西兰自行车协会索性将这个名额让给了另外一名耐力赛选手。
今年4月，博德莫尔在社交媒体上回顾了过去一年面临的挑战，对落选奥运表达了失望之情，“我们用整个赛季拼来的资格，最终被送给了耐力赛车队。”
事实上直到去年底，博德莫尔仍然有机会。由于老将斯蒂芬妮-莫顿退役，澳大利亚被迫退出了团体争先赛，世界排名第九的新西兰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候补国，然而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很多人质疑，经历这些打击之后，博德莫尔是否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博德莫尔去世后的第二天，新西兰体育局首席执行官拉琳-卡斯尔在媒体会上强调，这位年轻的运动员曾经与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自行车运动员表示，所谓支持不应该是发生悲剧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确保他们不要受到伤害。
听到很多人将博德莫尔的死与落选奥运联系在一起时，弗格森感到非常沮丧。“当我听到人们这样说时，我很受伤。”弗格森说，“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感到愤怒，特别是任何被选中的运动员。她选择接受现实，并努力继续前进。”
认识两届奥运选手艾迪-道金斯时，博德莫尔才16岁，在老朋友眼里，她一直是一个乐天派。“在新西兰自行车队里，她一直是最积极、最友善、最开放的选手。”道金斯说，“我猜，那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人可能很擅长伪装自己。”
博德莫尔的悲剧引发了运动员、教练和媒体对体制的声讨，在现有的体系中，运动员沦为商品，一旦表现不佳就会被无情地淘汰，他们身心俱疲，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一直让运动员失望的管理人员却一直在晋升。
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和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的高层表示，严格执行了2018年赫仑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然而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的一位员工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的改革都浮于表面，归根结底他们不会做任何危及奖牌的事情。
毕竟为了第一块奥运奖牌，新西兰投入了1740万美元。看上去政策可能变了，但是冷酷无情的文化根深蒂固。
当整个新西兰都在庆祝自行车队获得两枚奥运银牌时，博德莫尔年轻的生命定格于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