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来，中国一直实行旨在提高单位GDP能源利用效率的“能耗双控”策略，以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然而近日，全国多地发生突击式“拉闸限电”、命令式“停产”等事件，使得“能耗双控”再次成为热议焦点。而这一突发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更值得重视。
为什么要实施“能耗双控”？可能并不止于绿色发展，而是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息息相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一篇刊发于2017年的文章指出，很多人都关心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却忽略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即中国若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克服严重的资源限制问题。他认为，未来10到15年是中国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新技术能保证人类和平解决资源问题，世界可能面临新的动荡和战争。在西方实体经济再度壮大前，中国应抓住时间窗口期，将城市化、工业化水平推上新台阶，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这篇文章虽具体数据有些过时，但基本观点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期，转自“文化纵横”公众号，原标题为《资源瓶颈与中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1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兴。很多讨论往往把关注重心集中在中国的GDP何时超过美国，并将之视为中国彻底崛起的标志。然而，这些关注重心可能忽略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即中国若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克服严重的资源限制问题。与一百年前的美国崛起相较，中国内部的资源并不像美国那般充足，不足以支撑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种资源限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进程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潜力依然存在
目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以城市化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达极限，理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饱和，各地的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有高速成长的空间，中国城市化继续推进的空间还非常广阔。
从发达国家已有的指标来看，我们的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户籍人口城市化的比重才刚过40%，只有五亿多的城市户籍人口，而农村户籍人口还有将近九亿。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大概有七亿的人口在城市常住和工作，但其中两亿多人是农民工，他们并不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他们在城市中主要是工作，而消费水平则是被大幅度压缩，因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要流回农村、补贴家用。有调查指出，平均每位农民工每收入100块钱大概只消费60块钱，有40块钱是要汇回农村、汇回老家。中国普通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平均大概是20%多，但农民工群体的储蓄率超过40%。这也说明，在中国，人的城市化，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并不充分，还存在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纵向对比，若以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的市民化率——80%-85%的标准来观察，如果中国在2030年达到14.5亿-15亿人（包含二胎因素）的人口总量，则相应的市民化、城市化人口需要在当前基础上再增加8亿左右。
新增8亿城市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巨量的工业化产值规模和巨量的资源规模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与消费。根据现有的调查统计可知，中国的城乡人口的消费差距是3倍，巨量的新市民意味着巨量的消费需求。若以东亚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为参照标准，要支撑巨大的城市化规模，中国的工业产值还需要增加2.5倍。201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规模是近40万亿，增加2.5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值规模要达到100万亿以上，才能支撑中国达到东亚国家正常水准的城市化率。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支撑城市化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
以衡量工业化指标的发电能力为例。中国目前的年发电量5.99万亿千瓦时（2016年），人均发电量只有4000多度，美国的人均发电量是16000度。以现在去产能呼声很高的钢铁工业为例，中国目前的人均钢产量只有800公斤左右，距离人均一吨钢的一般发达国家水平，以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到的人均两吨钢的水平，还存在不小差距。而且，中国因为人口稠密、平原面积少，要让城市人口“住有所居”，就需要大量高层建筑、公寓楼式小区，需要的钢铁消耗量比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更高。中国现有的城市容量，是无法承载未来巨量人口的城市化的。以日本为参照，日本的城市容积率普遍在2左右，而在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人口稠密地区，整体容积率也就在0.8左右，未到1的标准。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程度和大量农村居民进城需求，中国经济其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路透社）
因此，如果中国要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就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需要通过对旧城的改造来大幅度提升城市容积率。此种巨量规模的投资需求，足够支撑起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成长2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如果未来新进城的8亿新市民，其消费水平同步提高到目前的两到三倍，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驱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就有持续增长的空间。
推动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克服资源瓶颈
中国继续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和潜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满足这种需求、实现这种潜力的现实挑战是，我们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高速发展，即我们能否克服自身的资源瓶颈。
过去多年我们得出的一个经验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在进行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对于中国能源消费、钢铁消费等等指标的预测都跟不上现实情况的高速变化：2000年，发改委在进行十五规划的时候预估，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大概2亿吨左右，或者略有超过。但实际上，201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就已经达到3.65亿吨。进入新千年以来，全球石油的产出每年只增加1%，而中国的石油进口增速却远高于这一增量，2011到2015年，中国石油进口的平均增速是10%，是全球石油产能增长速度的10倍。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中国对铝、铜等主要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需求增速。如2014年，中国进口铝土矿3500万吨，2016年则达到了6000万吨。也就是说，近些年来，全球资源的新增产能，大部分已经进口到了中国。以此为参照，如果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要求中国的工业产值规模增加2.5倍，全球资源能否支撑这么巨量的工业规模？这是个非常严肃的挑战。
中国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就要面临国际资源竞争的历史性难题。比如说，2017年印度不参与中国主持的“一带一路”峰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对中国主导的资源物流体系存在疑虑，在印度人看来，如果全球资源都向中国富集，那他们的资源需求如何保障，他们的成长空间如何扩展？以史为鉴，人类社会围绕资源竞争已经发生过两场世界性战争。中国的巨量资源需求可能会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中国崛起面临的不利条件之一。现在很多人习惯以美国的崛起历程来比附中国，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资源条件、国际环境比中国当下的处境更优越。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用担心资源问题。从一战到二战，世界上主要的矿产、资源、能源的发现，七成集中在北美大陆。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争夺海外势力范围，欧洲大陆爆发战争时，美国可以作壁上观，并享受资本避险、黄金流入美国带来的巨额红利。而中国在当前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恰恰最为欠缺的就是资源。这也使得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地缘政治上的后发劣势，崛起难度与之前各国相比更为巨大。
2018年7月19日，江苏南通，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向中国供应的首船液化天然气（LNG）通过北极东北航道运抵中石油旗下的江苏如东LNG接收站。（VCG）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拓展海外渠道解决中国的资源需求问题。然而，更大的挑战可能是，即使中国建成了国际资源走廊，获得了中东的原油和非洲的矿石，恐怕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巨量城市化和工业化需求。当然，如果可以找到替代性的高效能源，比如实现可燃冰的持续性开采，那可能意味着中国能源瓶颈的巨大突破，但此类事件和技术创新很难预期，不能抱有过高期待。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互联网”的创新津津乐道。然而，互联网的创新模式也无法改变资源的硬约束。所谓“互联网+”的原理，其实是信息流带动加快了价值流、物流的运转，进而加快了生产速度。但是，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和材料并不会因此减少，还可能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如果没有能源和材料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人类围绕着资源的争夺就不会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源流向方面，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动向。比如，过去主要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资源，然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到了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从类似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需求。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欧洲、美国的资源进口比重明显下降，而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比重逐渐上升。中国逐步成长为一个生产、制造的加工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就是中国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到了现在，当我们的内需不断成长，当资源转化出来的产品被我们自己消费的时候，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就会凸显，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资源竞争就会日益显现。
因此，从中国自身成长的角度来观察，所谓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个短期问题，只要中国能真正进入由城市化引导工业化的快速通道，必然会产生巨量内需。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如果顺利解决了资源瓶颈的问题，自然可以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GDP数据的背后是物质生产，是钢铁、水泥、电器这样的工业产品，而这些工业产品背后，则是巨量的资源。一国的财富总量是以一国掌握、控制的资源总量为基础的，一国的发展，也需要以这些物质资源来作为支撑。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要达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水准。
而中国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准，就面临和西方，和欧美的直接竞争，无论是在生产制造能力还是资源获取能力方面。这也是与前一阶段相比，在国际局势上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同之处。
资源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矛盾点。（路透社）
发达国家产业资本抬头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同时，我们要警惕的是时代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以2016年为转折点，当今世界进入了新时代——全球性的虚拟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回归。
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年间，西方国家逐步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金融手段操纵和放大财富。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后，资产操纵模式难以维系。美国的虚拟资产炒作，如CDO、CDS，规模都大幅度缩水，市场和炒家已经无法操纵房产这种高价值的资产了，目前美国的虚拟资产项目都是类似汽车贷、学生贷这样的相对低价值资产。在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走到尽头，大宗商品交易的炒作无力维持。这里的原因在于：虚拟资产最后总需要嫁接在实体资产上，而经历过危机，大额实体资产或是泡沫破裂，或是出现坏账，或是被限制交易，无法持续操纵。当实体资产价值较低时，市场操作空间就大幅度减少。当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热度和规模都在降低时，为了维持经济，欧美各国只能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操纵来刺激经济，因此，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各国真正膨胀起来的市场其实是货币交易市场。但是，这个游戏最终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单纯的操纵货币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会崩盘。
因为货币交易越来越关键，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一直在找寻机会限制和打击欧元，然而，在难民潮的刺激下英国人选择脱欧这一行动扰乱了美国的全球金融布局。当年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英国脱欧的政治反应。原因在于，英国是美国境外全球最大的美元的交易场所，英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是美元交易。英国脱欧之后，割裂了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联系，而金融服务业高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这就影响了美国金融资本对欧洲的影响力，美国无法继续通过美元和欧元之间的互动，通过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去影响欧元。一旦金融资本的跨国操纵实力因英国脱欧而大幅度削弱以后，产业资本就相对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恰恰是美国的产业资本的力量。
在美国，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种是与金融资本对立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种是GE、波音这样的大型实体生产集团。因此，特朗普的上台也标志着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资本（包括军工集团）势力再度站到台前。而美国的产业资本回归，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必然需要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进程，也必然要更多的吸纳全球资源与开拓全球市场。这两种同质性的国际需求必然会引发矛盾与碰撞，值得重视。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的产业资本回归、制造业复兴还面临很多挑战，因为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在虚拟资本主义膨胀的二十年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瓦解，很多制造业已经外移了。短期之内，美国制造业还无法与中国的实体经济展开全面竞争。然而，美国因为具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及人才储备和优良的能源条件、市场条件，其制造能力的恢复和发展也远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绝对不能轻视。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目前来看，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的恢复性发展时段。美国的实体经济回归，也可能带动欧洲和日本实体经济的回归。如果美国再一次回到实体发展的经济路径上，必然会改变国际趋势。10到15年后，当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再度壮大，就会恢复对资源和市场的巨大需求，世界局势可能又会高度紧张。
因此，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我们还存在10到15年的黄金发展期。未来的十到十五年，将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15年之后，如果没有新技术能够保证人类采用和平手段解决资源问题，世界可能会经历新的动荡和战争。
世界大国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从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到GDP超过英国用了二十多年，再到它真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又用了三十年。与之相比，中国2010年工业规模超过美国，到2030年左右估计经济规模也能超美。
但是，不同于一百年前从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最大的挑战：即与如此超大规模体量的崛起相伴，对维持持续增长的资源和国家战略布局能力提出的要求，从人类历史进程中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真正实现崛起，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时间窗口期，也即是未来的10到15年黄金发展期，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力量，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