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总部正在搬离北京，帝都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风向标是越来越清晰了。
自2014年国家提出北京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之后，央企总部迁移便进入倒计时，各地翘首以盼。
种种迹象表明，如今这个历史进程已吹响了加速号角，大力迈进实质性阶段。
今天（26日）上午9时，武汉一片莺吟燕舞。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搬迁大会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回迁到湖北。
大家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三峡集团：我们能迁全迁、应迁尽迁、能投尽投。
湖北：尽湖北所能、倾湖北所有，该支持的全支持，能保障的全保障，应服务的全服务。
最能体现湖北诚意的，就是武汉专门腾退了江岸区政府大院，供三峡集团临时办公。
对长江三峡集团来说，湖北省就像是“娘家”。
1993年9月27日，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因建设三峡工程而生。
当时的总部，设在湖北宜昌市。
2009年 ，三峡工程的175米蓄水顺利通过国家组织的验收，标志着建设期长达17年的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完成主体工程。同年，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开始了全新的征程。
两年之后，“生于湖北、长于湖北”的三峡集团把总部搬至了北京，开启全新征程，并在甚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拥有世界前 12 大水电站中的 5座。
这个庞然大物的资产总额高达 9699亿元，一年纳税总额200亿元上下。
旗下有家公司叫三峡能源，几个月前在A股上市，首日市值突破1000亿元，创下了中国电力史上规模最大的IPO，是市值最高的新能源公司。
但这些还不是最稀奇的。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在于，2020年三峡集团的营业收入为1117亿元，而税后净利润竟然达到了惊人的454亿元，营业净利率40.6%
试问全天下有几个巨无霸能达到这样财务控制术？
可能有的人会问了。
为什么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下，三峡集团不回迁到籍贯所在地宜昌？这里有 “万里长江第一坝”美誉的葛洲坝水利枢纽，有人类最大的发电设施三峡水电站，这些旷世工程不正是三峡集团的标志吗？
没错，确实是这样。
不过你也要考虑到，驻扎北京的这十年，中国三峡集团的业务开枝散叶，其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项目遍及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海外投资和承包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早已不局限于宜昌甚至湖北。
宜昌作为一座三线城市，它的全球城市连接度、航空高铁便利程度、能提供的支持应该是满足不了这条巨龙的胃口的。
回迁湖北，武汉是最好的选择。
去年，武汉因为疫情封城经济受到一定影响。GDP从2019年的16223亿元减少到15616亿元，全国排名下滑一个位次至第9名。
如今，武汉因其湖北首位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顺理成章”地收割到红利：
第一，今天上午，武汉市政府与三峡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谋划项目投资1500亿元，（宜昌市与三峡集团合作项目投资1138亿元）。未来在做强做优做大能源产业、在鄂科技创新和产业部署等方面，都会有真金白银砸下去。
第二，虽然央企总部回迁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对武汉GDP造成大的提升，但在税收增加上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利好。
我们的GDP是按照企业实际经营地而非注册地进行统计。长江三峡集团这一类的央企，实际业务多分布于总部所在地之外，很多经济活动都在当地归属统计了。总部注册地发生变更后，除了会给武汉带来一些总部人员和行使行政职能之外，本身并不产生GDP。
而按照现行税制，中央企业需缴纳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10多个税种。
虽然这里头增值税的大部分，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的100%都上缴给中央，地方分成比例整体偏小，但并不代表就没有给地方财政做出贡献。
如果央企在地方设立的是总部或者分公司，这意味着交给地方的税收很少。如果在地方设立的是子公司，那么大部分税收都要交给地方。归根结底，还是会有一些的。
对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5484亿元的北京来说，这点地方分成比例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1230亿元，排名全国第十四名的武汉来讲，还是多多益善的。
第三，武汉所拥有的央企扩容为两家，东风汽车与三峡集团。这个数量已经追平一线城市广州（南方电网、南方航空），在内地仅次于北京、上海，进一步坐实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
接近三峡集团的相关人士说的很直白——
三峡集团总部回迁湖北是国家对推动湖北疫后重振、灾后重建的重要体现，对于湖北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全国共有120多家央企，包括非金融类央企96家、金融类央企26家，行政类央企3家，文化类央企3家。其中，有100余家的总部扎堆北京，占比超过80%！
不过，在首都减量发展的百年大变局下，有些央企总部总归是要搬走的。
长江三峡集团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6年2月， 总部原位于北京的中国远洋，和中海集团重组成立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新公司总部落址上海。
2018年9月，中国旅游集团将总部从北京迁入海南，注册资本金达158亿元，成为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在琼注册一级总部的唯一央企。为巩固旗下中免公司在海南离岛免税市场的优势地位，中旅还会陆续把相关子公司大量移至海南。
自2014年吹响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之后，每隔两年就会一家央企总部迁出北京。
节奏和频率并不算快。
但是从今年开始，外迁非常的密集。
今年5月，总部均位于北京的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52亿，落户雄安。
今年9月25日，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工电气集团及南瑞恒驰、南瑞泰事达、重庆博瑞重组整合而成中国电气装备。总部落在上海。
加上今天早上的长江三峡集团。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有三家搬离。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说明央企总部迁移的历史进程已吹响了加速号角，大力迈进实质性阶段。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得到“管中窥豹”。
去年1月河北省会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出台《雄安新区启动区控规》，里头提出：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承载地，雄安新区启动区2022年确保要首批北京非首都疏解项目落地；2025 年企业总部、金融机构等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初见成效。
时间表都列好了！
未来一两年时间里就要首批落户，五年内就要颇成气候。你说快不快？
今年8月，我受邀到北京给一大型商业银行授课讲北京的产业经济发展，演讲时我就央企搬迁提出了五个大猜想。
（演讲前先签书，本人拙作《中国城市大洗牌》）
第一个猜想：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央企总部转移到相关产业集聚地区。比如中粮、中储粮、中国农业，长江三峡集团，中煤能源等，或迁往东北、湖北等地。现在看真的是一语成箴。
第二个猜想：科技含量较少，处于充分竞争性市场的一般性央企越有可能外迁。这里就不具体点名了，大家都懂。
第三个猜想：能源类央企研发部门留在未来科学城东区，总部外迁。例如X能、X网、X电等。
第四个猜想：承担大国重器研发任务的央企留在北京。比如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发动机集团、兵器工业等。
第五个猜想：部分金融企业外迁。
至于外迁央企的去向何处，或许有以下几个选择。
第一档是雄安。它已被明确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集中二字所代表的意味，不言而喻。
第二档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科创中心，那些寻求更深程度国际化的央企，必然会对上海青睐有加。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中国电气装备便是如此。
第三档是中国相关产业的最大集群地区。这一类较为分散。比如电子信息产业非常发达的深圳，比如中国的大粮仓东北等。
央企的扎堆，使得帝都成为中国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权力和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
未来一些央企总部迁走之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
有非常多的朋友向我提过这个问题。这里我也准备了一组数据：
2011年-2020年，北京GDP占比上海的比重分别为85.90%、89.29%、91.08%、90.72%、92.16%、90.48%、90.76%、91.93%、93.31%、93.29%。
比重是逐渐提升的，十年时间里增加了7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在长达多年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北京迁出了大量的一般制造业，部分先进制造业中的高耗能高耗水项目以及一些央企一二三级公司之后，仍然没有被上海拉开差距，反而是越来越逼近上海的体量。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央企总部搬走，北京就会走下坡路。事实上，北京因为治理大城市病反而发展的更好，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如此。
背后的精妙，或许是北京的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升级，被倒逼上了一条更高附加值的发展路径。
我们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过去十年，北京的传统电子信息产业是不断收缩的。2011年的电脑产量为1084万台，2019年下滑到513万台，腰斩一半。2010年的手机年产量为27388万台，2019年锐减到8373万台，三分之二的产量蒸发没了。
背后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
一方面是技术赛道改变造成的被动萎缩。比如说手机方面，当年北京引入的龙头企业是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而非站在时代前沿的苹果、华为。智能手机颠覆功能手机之后，两个巨头市场大溃败。
一方面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动外迁。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占地面积大，用工人数也非常庞大，在首都减量发展原则下，北京需要退出电子信息产业中的传统企业与低端环节。因此2014年诺基亚工厂关闭，2019年索爱普天工厂停产，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了。
按常理推论，电脑、手机、服务器、显示器这些主要工艺品的产量都下滑了，北京的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也应该下滑吧?
不。诡异的一幕偏偏发生了。
2009年-2019年，虽然中间有所波动，但过往十年北京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整体是上升的。从2096亿元增加到2601亿元。
为什么会这样？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北京的传统电子信息产业虽然萎缩了，但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却是步入佳境，势头凶猛，填补甚至超越了一般性制造企业退出所造成的空白。
我们以集成电路为例进行说明。
北京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其实并不具有先决优势，甚至相比其他沿海城市可以说更具有挑战性。
我们知道，芯片制造有5000道工序，需要不断的重复清洗环节，而且普通自来水还不行，需得用超纯水才行，生产一枚2克重芯片就要消耗32公斤水。
今年台湾省发生大旱，以至于台湾停止了全岛五分之一农田的灌溉，全力保障台积电的生产，因为台积电每日就要吃掉15.6万吨的水，妥妥的吞金兽。业内流传，用水量决定了全球芯片的产量。
而北京恰恰就是一个缺水性城市，若非南水北调，甚至都撑不起来两千多万的人口集聚。
除此之外，半导体产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多种特殊气体和化学材料，很多都是危险化学品，有特殊的运输和存储要求。北京没有大江大河流过且缺乏港口，环境承载力又低，各方约束条件多。
北京大学原微电子所所长王阳元就曾说，“北京因其气候条件和水质并不适合建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北京强悍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被外界的困难所轻易吓倒。
近年来北京国资委出面，采用地方合伙人的模式主动创建了相关企业，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大发展。
北京国资委出资2.4亿元，股权占比约48%的北方华创，迅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公司。
北京国资委出资52.8亿元，股权占比约16%的中芯北方，2016年投产，是全国产能最大的12英寸晶圆代工厂。
北京国资委出资12亿元，股权占比约45%的屹唐半导体，2018年投产，其干法去胶设备、快速热处理设备市占率分别为全球第一、第二。
……
在超高端光刻机中，光源设备、光学镜头是最为核心的元器件设备，西方对中国禁运。
而北京国资委风投成立的科益虹源、国望光学。前者是中国唯一，世界第三的高能准分子激光器研发制造企业，自主设计开发出国内首台ArF准分子激光器。后者是中国超精密光学镜头的扛鼎者，面向28nm节点的ArF浸没式光刻镜头攻关顺利。
两个公司的成果通过中国光刻机龙头上海微电机集成，预计今年可以交付28nm制程光刻机，一举突破维持了14年之久的90nm制程，为中国下一步研发先进制程光刻机打下根基。
我是全国第一个总结分析合肥风投模式的城市，后来者抄袭无数，一起把合肥推上了网红城市的序列。
世人皆知合肥通过风投模式逆天改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在这方面同样玩的很溜。
为了上述8家企业的创立，北京就至少投入200亿元，这还不包括政策奖励、补贴等。
投入虽大，但成果也是相当显著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北京实现了除光刻机整机以外的，其余所有关键集成电路设备的国产化布局，成为中国实现集成电路设备进口替代的最大希望。
在热处理氧化扩散设备、刻蚀机、离子注入机、薄膜沉积设备、化学机械抛光设备、测试机等环节，北京均涌现出了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的代表性企业。
十年时间，北京集成电路产量翻了8倍，整个产业年营收约1000亿元。
北京正在经历一轮巨变当中。
部分央企总部搬迁，即是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一种良好探索，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起点。
祝福北京。祝福伟大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