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总理刘鹤周一(9月6日)出面力挺民营经济后，人民日报等官媒都解读为，这是官方抛出的“定心丸”，以安抚民企。不过，刘鹤的话音刚落，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京东集团却同时重磅宣布高层改组。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超级富豪如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等人对于中共这波的整肃，仍心生恐惧，宁可走人避锋头，也不愿冒身家风险。至于对刘鹤的力挺民企宣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商界现在“听其言、观其行”，期待在政策面看到官方的具体落实和执行。
京东周一(9月6日)宣布，创办人刘强东交棒京东零售首席执行官徐雷，卸下总裁一职并淡出日常业务，转而专注长期战略和指导年轻经理人。
淡出 刘强东明哲保身？
对此一重磅发展，中国网民除了就商业面点评公司营运和新人事外，也有部分网民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口号后，中国大环境和官场容不下富人的风气似乎越来越盛，中国的商贾巨富最好明哲保身。
一位网民透过微博留言发表意见，他调侃，刘强东下台应该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最新诉求，那就是：“共同富裕呗，你当一下总栽，我也当一下。”
面对中共有可能祭出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富政策，也有网民为刘强东未来的安危捏把冷汗。两位网民分别在微博贴文写道:“马上大清洗，(刘强东)不放是想进去(监牢)吗?”，以及“此时此刻，走是上策。”
刘强东虽然淡出京东的运营，但据腾讯科技网报道，截至2月底，刘强东仍持有京东15.8%的股份，是继腾讯之后的第二大股东。而且他的股权透过两间投资公司持有，总计拥有高达八成的投票权，竟比第一大股东腾讯4.4%的投票权高出许多。
换句话说，刘强东还是手握京东集团的实质控制权，也因此引来中国网民调侃:新来的经营团队都还只是“打工的”。
三大电商创始人的退位潮
不过，继现年47岁的刘强东之后，中国前三大电商龙头的创办人都已经淡出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包括龙头电商阿里巴巴的马云(57岁)和第三大电商拼多多的黄峥(41岁)早都分别于2019年9月和2021年3月就宣布淡出。
三人都正值盛年，健康状况也没有大问题，却早早退出自已所创办的集团，这让民间和外媒圈都以“被(迫)退休”来解读这一波商业巨头的退位潮，代表人物尤其以互联网界巨头为主，包括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步步高电子集团的段永平和美团联合创办人的王慧文等人。
其中，对于刘强东的退位，两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认为，民企现在个个是惊弓之鸟，对于中共人治、一党独大、高压监管以及政策往往“一刀切”都很担心。
他们说，民企不可能因为刘鹤的一席话就松懈，相反地，中国超级富豪在评估过主客观的局势条件后，大多倾向相信，中共在割民企韭菜的共富主旋律下，民企老板“现在不退，以后难逃遭整肃”的命运。
中共整肃一刀切 民企恐慌
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告诉美国之音:“整体来说，你看到这些创业赚大钱的老板都把他们的生意拱手让出，送给国家，你就可以看得见，所谓共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他们把他们辛苦赚来的这个生意，上缴(给)国家。”
罗家聪说，他认为，现在中国和香港商界对于刘鹤力挺民企的一翻宣示都是持“听其言、观其行”的观望态度，毕竟中共官方抬面上说的那一套和实际作为常常是两回事。
刘鹤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6日的开幕会上致词强调，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刘鹤表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共近期透过打击超级富豪来拉近贫富差距并展现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国贸系兼任助理教授黄健群说，包括外商和台商在内的中国商界所面对的政治风险变大了。
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国贸系兼任助理教授黄健群（照片提供:黄健群）
黄健群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大陆对于这种所谓超级富豪的手段或者说态度会越来越明确，所以变成说，你(刘强东等人)要么就是顺势退，假如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的话，那到时候可能大家担心说，要跑，跑不掉。”
黄健群说，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今年开始整顿新经济平台，主要抓“强化反垄断”和“防制资本无序扩张”的两大底线，因为中共逐渐看到，新经济平台的不少大企业不仅踩到垄断的红线，剥削底层劳工，又有财富往少数人累积的发展态势，这落入西方资本主义所发展出来的金融或经济游戏，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市场规模，因此，必须导正。
不过，他说，民间企业对中共这一波的导正或整顿来得又快又急颇为忧心，因为他们本来期待，中共会透过法律颁布或发布规定来慢慢导正。但没想到，透过一个中共所属的中央经济会议就可以拍板定案许多变动极大的决策，而且许多政策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一刀就杀下来”，让民企“没有安全感。”
三次财富分配凸显人治
以习近平“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论述为例，也就是源自中国经济学者厉以宁于1994年所提出的理论和规划，来建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性安排。其中，黄健群说，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也就是透过市场调解提高劳工收入，鼓励组成工会来保障劳资的议价空间。再分配是通过政府提高居民保障，除了高收入者加税，还要提高社保、养老金、失业救济等各项社保体系，以及抑制房价等措施，让低收入者往中等收入行列移动。
至于第三次分配就是发展慈善，鼓励公益行业外，也透过税制来增加企业或个人的慈善捐款或遗产赠予税的征收。但这样的捐款若变成强制性摊派，分析人士说，私企将面临慈善勒索。
黄健群说，三次分配规划中，第一、二次分配相当符合规范，有理有据，但第三次分配至今不仅没有法源，如，遗产法或赠与税之规范，也没有配套。但现在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一声令下，不少企业都很有默契地自动捐款，再次证明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法治精神不足。
不过，黄健群说，中共打击富人，整顿市场乱象，包括禁止私人补教业，似乎获得民意的普遍支持。而且，在一片监管整肃和财富分配声中，他认为，中共也已经同步出台一些力挺民企发展的利多消息，包括，公布外商投资的一减一增，也就是，负面清单的减少和鼓励清单的增加，以放宽外商经营金融和服务业的限制。
他说，虽然习近平近来一反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只谈发展、少谈分配的基调而倾向支持分配，但中共在整体经济政策规划上，一贯会在发展和分配间会取得平衡。
刘鹤挺民企？ 商界观望
黄健群说：“在整个经济、产业政策本来就一直在谈到底是先发展、或先分配的问题，那，习(近平)比较倾向先分配，强调分配，但是强调分配会灼伤这种发展的力道，所以，另外一个力量又会上来，所以坦白讲，这是一个叫动态平衡。”
中国富豪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是否真的扩大？中国内部的分析人士倒是不以为然。
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以书面回覆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里、京东、拼多多三大企业都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创始人的思维范式和能力未必适合新的发展需要，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找到合适的经理人或继承人进行新的突破是正常的需要。当然，当前政府的新政策对自由成长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来说也有不适应的地方。”
王欣说:“这一波整肃是对垄断企业的一次整理，也是对大的互联网企业（往往也是大的资本）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调整，是从虚向实、打击垄断、规范资本的措施，具体未来资本和大型企业的发展空间如何还要看未来的政策，但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从虚向实、专注一个领域和服务社会、共同富裕。”
不过，对于刘鹤挺民企的宣示，王欣说，商界一般还是会观望，因“总体上是看最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例如，对中小微企业的具体减税政策将会受到欢迎。
对于刘强东到底是“主动下台”和“被下台”，王欣说，很难区分，因为大型企业创始人的位置变化总是充满各种原因。他说，新人新政也不一定对公司形象一定有好处，例如阿里巴巴执行长张勇上位之后，外界对阿里的形象认识没有看到多少张勇的因素。
王欣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比较薄弱，如果通过“共同富裕”的要求，企业更多地投入社会责任和各自的形象与品牌，对企业的经营升级和品牌来说都是好事。不过，他也说，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应有相对应的激励机制，如税赋抵免方面，另外，企业也要在公益慈善的投入方法上提高专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