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压力也是很大的，也知道从中国人传统观念来讲，不能这么做。但我还要面对我的家庭、孩子，希望把这些事情有一个公开保存的记录，还原事实真相。”7月16日，在双汇罢免风波再度被拉回公众视野后，万洪建接受了贝壳财经记者专访。
6月17日，港股万洲国际一纸公告，以“由于万先生近期对本公司的财物作出不当的攻击行为”为由，免去万洪建董事职务，并终止其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及副总裁的职务，即时生效。
作为双汇品牌的缔造者，今年81岁的万隆身兼港股万洲国际和A股双汇发展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52岁儿子万洪建遭罢免，消息一出市场哗然，权力斗争还是家族矛盾，坊间种种猜测。
在万洪建看来，这是父与子矛盾的激化，亦源于多年积怨。
“去年11月会议后，他更想要罢免我，我在公司的业务操作权已经被剥夺，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沉默了一个月后，万洪建公开发声，还原事件经过的同时自曝内幕：与父亲发生冲突，自己头撞玻璃墙柜泄愤以及被父亲保镖按在地上制服等。
“我也希望听听万隆说说事情经过，希望我所经历的事情能让这个企业和董事长有所反省，让这个企业走向更加理性、正规。我个人没有什么想法，已经基本在家里休息了。”他说。
提意见父子生嫌隙，“他下定决心要把我罢免”
新京报贝壳财经：罢免一事的导火索是什么？
万洪建：去年11月20日我在万洲-双汇视频会议的发言时，讲到两句话令万隆决定要将我罢免，也直接导致今年6月3日的冲突与6月17日的罢免决议。
这两句话就是：“美式产品已被市场证实不是正确的方向，可以抛开不理”“把这个新行业（中式产品）当作新生婴儿去培育，不要在这个婴儿身上压上成年人一样的重担”。
万洪建提供的文件。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为什么会提这些问题？
万洪建：2013年，我们收购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收购完成后，万隆为了使美国公司和双汇业务更加紧密，斥资超过8亿元在郑州建了一个美式工厂，主要生产三类产品：火腿、香肠和培根。但由于工厂生产成本太高，而且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未被广泛接受，每年都有1-2亿元的亏损。
举个例子，红烧肉比培根更适合市场，这个工厂不但花了大量经销费用，其实还在终端为了创造好的业绩，去做面子工程，抢占了很多终端货架和广告。这个产品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双汇产品的调整。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们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分歧？
万洪建：回想起来，我个人也有一些问题，既然我是副董事长，这种事实如果不讲出来，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真的问心有愧，但这也真的触动了老爷子。
所以，我敢讲这些话，被他批评是大逆不道。关于新生婴儿说法，被视作指责他不关心新生事物、不关心新产品、不关心新市场，所以也惹怒了他。
去年11月20日开了视频会，11月22日是我弟弟的生日，我、弟弟和父亲仨人开了闭门会议。会议上，他开始怒骂我“为什么胆敢在视频会上讲这样的话”，然后骂我虚伪。
其实，讲完这个话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把我罢免，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所以一直等到今年6月17日。
没有权力斗争，“我拿什么和他斗”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和父亲万隆关系如何？之前是否有过矛盾？
万洪建：2013年，在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时候，我只是万洲国际的副总裁，还不是公司的董事，只负责贸易，我给他提了我的看法，我说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式。
第一，美国业务基本已经成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相比而言，中国正处于一个日益增长的机会，市场潜力发展空间比美国要强、要快，而且我们熟悉这个市场，有雄厚的基础；
第二，当时要花70亿美元，印象中是当时双汇净资产的数倍，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我们发源地业务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动摇我们的根基，不值得去冒风险。
他觉得我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想法，是大逆不道。
后来，我觉得继续在公司没意思了，于是主动辞职，离开了万洲国际。当时我们没有争吵。
大概是2015年下半年，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回来。当时，他身体查出疾病想让我回来。2015年12月，我重新回到万洲国际工作，有时候陪他到日本看病。
后来，病情发现是误诊，我们之间关系又慢慢开始变差，直到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新京报贝壳财经：还有哪些问题导致你们矛盾升级？
万洪建：我在工作中并没有什么出错的地方，从去年年中已经开始被边缘化。
去年11月会议后，我在公司的业务操作权已经被剥夺，基本上来讲，是水火不相容，看见我基本就是不搭理了。
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式工厂这件事，我没有同他站在一条线上。
2018年12月，我开始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中式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他已经开始反感，一再跟我讲，这都是小玩意儿，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同时还派人从财务、审计、市场稽查等各个方面检查中式产品的生产是否有问题。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们之间有没有外界想象中的权力斗争？
万洪建：我跟我爸没有权力斗争，跟着他工作三十多年了。
我其实一直在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如果要跟他权力斗争的话，我从10年前就应该开始，一是培养自己的人，二是蓄意奉承他，我了解他，肯定能让他很高兴。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进行权力斗争。
我拿什么和他进行权力斗争呢？我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可以借用的第三方势力，来跟他进行斗争。我没有在公司里提拔过一个人，也没有权力去决定任何人的工资待遇，这里面根本不会有什么权力斗争，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一个档次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员工跟老板去进行权力斗争。
新京报贝壳财经：中途有没有想过做出一些改变？
万洪建：从去年年初到今年年中，我三次提出离职，希望和弟弟的职务换一下，我去漯河做产品研发和新产品推广。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销售人员出身，我很喜欢在市场里面工作，做营销以及新产品开发，而且这个事情比较单纯。
但他始终不同意。
我们公司里任职，完全不同于现代企业的架构和实际功能。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个总裁，今天要你当，明天可以说让你到车间当工人。
新京报贝壳财经：是否还能像之前一样和解？
万洪建：这和2015年不一样，当时没有闹到现在这么公开的程度。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你个人角度看，公司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变？
万洪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家公司成为中国的快消品龙头企业，曾经引领了时代的发展，今天已经快沦为一家边缘化、二流的企业，这里面需要变化的是，万隆曾经一手缔造了这家企业，但他多年固有的一成不变思维与行为方式却又成为了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肖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