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称提高劳工待遇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时评人长平回顾了中国政府剥夺工人权利的历史。
近几天在Clubhouse 聊天，多次被西方人问道：中共靠工人运动起家，为什么会打压劳工权利？
仿佛跟我抢答似的，本周中国官媒连续发出惊人之语。
周一，共青团官方微博账号发文称，提高劳工待遇，改善劳工工作条件的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不允许别人勤劳致富”的阴谋。
周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账号发文称，“当然，加班不好，但也不能总抱怨。可以想想，在世上谁不辛苦呢？有谁轻轻松松就能养家糊口？不要苦哈哈地矫情了。其实，凌晨三点的迪你也不是没蹦过，对吧？”
疫情当前，各业凋敝，各国停摆。显然，中国不仅希望提振经济，而且借机一马当先。仅有习近平“自力更生”的正面号召还不够，官方舆论还要发起对劳工阶层的威胁和羞辱。
工人当了“主人”，所以不准罢工
中共党史中的光辉篇章之一，就是发动工人运动。罢工和上街游行是两种最主要形式。罢工者最难应付的还不是资本家，而是其实是政府。刘少奇在1932年写下的《罢工策略》中，列举了“敌人”对付罢工的17条办法，其中若干条就是政府滥用公权力。比如“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
这些工运领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阻止罢工，根本就不允许罢工，甚至不准说出罢工。
在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罢工自由被视为公民的应然权利，各国政府都应当予以保障。在中国1975年和1978年修订的宪法中，罢工自由都被列入公民权利。但是在1982年修订宪法时，这一条被删掉了。当时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用停止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既不符合全体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也会直接影响和危害罢工者的利益”。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时，新华社报道中，于“六四”屠杀之后首次在官方媒体中出现“罢工”二字。我赶紧动手写评论。评论还没有写完，这则报道就已经被删除。再次出现的报道中，重庆出租车司机并没有“罢工”，而是“停运”或“部分停运”。
无论如何， 2015年前后，济南、沈阳、浙江东阳、南京等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先后罢工。随后，广州、深圳等地出现罢工风潮。《中国劳工通讯》称，截至2018年8月为止的过去12个月内，全中国发生超过1860次罢工或工人抗议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夏天的深圳佳士工潮，即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争取组织工会的努力。这些员工遭公司解聘，并在冲突中被当地警方抓捕。有些组织者和参与者遭到绑架和失踪。
从下岗之耻到外国势力的阴谋
舆论羞辱也一直是中共对付工人的手腕之一，例如评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媒体对下岗工人进行了各种贬低。1999年春节前夕，我去西安采访一位下岗女工。我的报道开头写道：
“已经四五年了，郭喜爱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双袜子。她目前还穿着８年前买的一条裤子。她用１元一袋的珍珠霜；1.20元一斤的洗发膏，一斤可用数月；１０元５块的三笑牌香皂。”
比物质贫困更加严重的尊严的丧失。在媒体的描述中，她们因为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我仍然看到她们脸上有一种坚韧，也就是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媒体常批评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在多年前是被称赞为“钉子精神”的，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终身相许的心理。
在计划体制内，实行的就是低工资高福利（高未必在于数量，也在于终身保障的信诺）。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现在保障却一夜之间没了，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
习近平时代，官方舆论对“低端人口”的羞辱和恐吓变本加厉。半夜想去蹦迪，而不是去办公室“996”？你太矫情了！不肯拿着低薪埋头苦干？那么你可能中了境外势力的阴谋，简直就是给他们“递刀子”！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