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旁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倒计时牌。
在180个国际人权组织将2022北京冬季奥运(冬奥)定调为“种族灭绝奥运 (Genocide Olympics)”并公开呼吁抵制后，未来一年对中国这个人权纪录不佳的奥运东道主来说，很可能是充满争议和难堪的一年。
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奥 多数赞助商未予表态
针对抵制呼声，目前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的全球赞助商(The Olympic Partners, TOP)大多噤声不表态，但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赞助商还未感受到政治压力。他们说，明年2月赛事登场前，全球谴责北京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监禁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或打压香港人权和民主等之声浪将与日俱增，也应该会有不少运动员勇于挺身表态，届时，中共将面临许多难堪的场面，而赞助商也会感受到抵制声浪对其公司声誉的影响。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反对将奥运赛事与政治挂钩，并指出这样的抵制虽有损中国形象、但最终受害最深的恐是运动员的参赛权益，且很可能无助于改善新疆现况。
难堪的负面宣传？
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奥运经济学专家的安德鲁.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局势非常诡谲，已有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以中国的人权纪录违反奥运宪章为由，支持取消北京的主办权或抵制2022北京冬奥。他说，若此一对新疆、香港、西藏等议题的抗议声浪持续不断，这对中国将是非常“难堪”的“负面宣传”，也会连累到TOP奥运全球伙伴赞助商的声誉，虽然目前大多数的赞助商都不愿表态。
他说:“每一家赞助商将会评估政治抗议的态势和抵制的严重程度。目前，国际上对中国(主办争议和)人权议题的抨击才刚开始......(冬奥)赛事12个月后才会开幕，因此，有些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压力或抵制呼声对其产品的可能冲击。但会的，他们会感受到与日具增的政治压力。”
辛巴里斯教授认为，各界目前仍还忙着防疫、也较关注7月即将登场的东京夏季奥运，因此，尚未将注意力转至北京冬奥。
但他认为，只要抗议中国人权纪录的声浪持续、并引发负面的宣传效果，例如美国可口可乐(Coca cola)这种大型赞助商未来就可能会向国际奥委会私下施压。不过，即便可口可乐真的以北京违反奥运宪章为由来和IOC谈判赞助问题，但他说，最后可能演变成对各方形象都不佳的法律战，因此，这类斡旋只会在台面下进行，不会公开化，最后也很可能仅会以少付点赞助费来收场。
赞助商的影响力
辛巴里斯教授说，奥运其实是赔钱货，得靠赞助商的财力来支撑，因此，企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可小觑。
以今年的东京夏奥为例，他说，TOP计划已经为IOC贡献了近20亿美元的进帐。另外，东京夏奥的营收约在50亿美元，其中33亿美元的进帐来自日本国内的赞助商，占了最大宗，其次是来自IOC的TOP不到10亿美元的挹注，因为票务和纪念品等其他收入只有近8亿美元。
因此，他说，赞助商是包括2022北京冬奥在内的所有奥运赛事背后最大的金主，其对主办单位有一定的影响力。
北京已主办过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应该很清楚，办奥运劳民伤财，也无法刺激经济或旅游业。辛巴里斯教授说，据算法不一的估计，2008年夏天，北京的旅游业营收其实下跌了8%-20%，因为一般观光客，除非是奥运迷，否则都会选择避开此一拥挤又昂贵的旅游时段和地区。
辛巴里斯认为，中国现在仍积极主办奥运，其实着眼的不是盈亏、而是国力的展现。
他说:“对习近平或中国来说，主办奥运将提升他们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奥运为他们带来曝光度，也让他们取得正当性，与国际奥委会所宣称之对人权、世界和平的推崇、以及对体育发展之推广等面向、乃至赛事有所连结。”
运动员帮中共宣传？
这也是部分国家抵制2022北京冬奥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各国运动员会成为中共宣传的工具，而建议取消北京的主办权，或者以不派运动员参赛或不派外交使节或人员出席的方式，来抵制2022北京冬奥。
在运动员方面，辛巴里斯教授说，至少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透过社交媒体来做政治表态，特别是针对种族歧视的相关发言，这其实可以争取到很多追随的支持者。
他说，运动员光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表态预估就可以创造高达12亿美元的营收，因此，政治意识较强的运动员越来越敢于发声。
辛巴里斯教授认为，未来针对北京的人权问题，可能也有运动员会发出正义之声，虽然很多公司会很敏感，但如果他们选对边，选择和发出正义的运动员或消费者站在一起，也可能反而会刺激销售量或提高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大多数赞助商拒表态
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可口可乐、爱彼迎(Airbnb)、三星(Samsung)、英特尔(Intel)、源训(Atos)、安联人寿(Allianz)、欧米茄(Omega)等数家大型赞助商，希望取得他们对抵制呼声的回应。但其中，只有欧米茄和安联人寿透过电子邮件回覆，多数皆未回应。
“欧米茄”向美国之音表示，它是奥运指定的计时单位，因此，不会针对其角色以外的议题发表意见。“我们谨守对运动员的承诺，会忠实准确地为每一场赛事计时。”
“安联人寿”也向美国之音表示，其赞助年限为2021-2028年，不打算违背此一协议，因为“安联人寿认同奥运所推崇的卓越、友谊、尊重及和平的价值。”不过，安联人寿也说，该公司对各类歧视抱持零容忍的高标准、也视为公司的行为准则。另外，安联人寿版图扩及全球70国家，虽然各国的人权观各异，但该公司相信其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繁荣和安全有所贡献。因此，“我们不想要退出，我们想要争取能见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ighur Congress)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Dilxat Raxit)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大型奥运赞助商都已收到人权团体所联名发出的公开信函，呼吁他们抵制2022北京冬奥，或透过他们的平台来教育大众有关新疆集中营的议题。但他说，多日来，没有一家企业正式回应，即便是号称支持人权的“爱彼迎”，恐也因为怕损及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此，截至目前仍选择噤声。
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人权团体主张，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中国已经违反奥运宪章和精神，因此，国际奥委会应主动纠正其错误，取消北京的主办权，并将2022冬奥移至其他城市进行。如果国际奥委会坚持促成北京的“种族灭绝奥运”。他说，人权团体将持续呼吁各国政府、运动员、赞助商和消费者发出正义之声，全力抵制2022北京冬奥、和中共此一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体制。
抵制奥运效果不彰？
不过，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名誉所长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周二(2月16日)在新闻周刊(Newsweek)撰文反对抵制。他认为，抵制效果不彰。欧美60多国于1980年集体抵制当年的莫斯科奥运，是奥运史上最大一次的抵制，但根本无法迫使当时的苏联撤离阿富汗或停止此一入侵行径。
兰普顿认为，相较于缺席奥运，积极留在2022北京冬奥的场上，反而让民间或人权团体可以找到机会发声或抗议，这反而是比较积极的作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他认同反对抵制者的部分观点，但他认为，类似的策略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采取过，当年各国和北京所协商争取到的开放和传媒的自由采访权，其实非常有限。
他说，自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中共反而变本加厉，对各种族进行有系统的迫害，证明它根本不愿兑现其所承诺的奥运精神或改善人权纪录，因此，各界不应再对中国存有幻想。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只有抵制才能向中国发出明确的讯号。如果妥协，那么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来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在冬奥问题上，我们呼吁应当采取更加强硬、明确的立场。任何的妥协或任何的对于中国报予希望，都是变相地对于专制的国家的一种支持。”
运动员损失最大
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中亚学会秘书长的侍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虽然认同透过抵制来施压中国，但是否要走到抵制的最后一步，未来一年还有变数。他认为，最大的顾忌是，一旦采取抵制，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损失最大的其实不是中国或其国家形象，而是缺席赛事的运动员。
他说：“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strategy（策略），来给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要看之后的发展。当然，我也赞成后面一种讲法，就是，这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让中国形象受损，可是，中国形象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它也不在乎多一点损害。”
侍建宇指出，中共对新疆集中营的处置近期似乎有所放软，因为部分曾遭监禁数月至数年的维吾尔族人称，他们有收到薪酬。虽然无法证明此说法是否为中国大外宣的一环，但如果中共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圜，西方国家看到这些改变，再加上，中共在未来的双边贸易谈判上如果也愿意有所妥协的话，很可能各国接下来就没有必要去抵制2022北京冬奥。
虽然美国已将新疆集中营定调为“种族灭绝”行为，但侍建宇说，美国的指控若未升级至实质的制裁、向法院起诉的法律行动或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就只会沦为口水战，中国恐不会理会，也不在乎。
侍建宇说，中共到底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外界至今都还看不清楚，这是最令人担忧之处。他认为，不管是反恐、去伊斯兰极端化、还是同化，他认为，都不是中共设立新疆集中营的最终目的。
他还说，近期兴起的抵制声浪对奥运赞助商来说，其实并不是最大的困扰。他认为，赞助商大概不会轻易放弃奥运赞助的机会，但如果要用赞助权来换取美国放弃对他们在中国制产品的制裁，那么，企业应该会配合的，企业也会积极游说政府不要把人权和贸易谈判挂钩在一起。
零星抗议无损冬奥盛会
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很大，现在只有中国的经济表现相对较佳，因此，很多企业在未来两年的前景都放眼在中国市场。
因此，他说，在人权和经济利益的取舍上，奥运赞助商一定是选择经济利益。
他说：“从赞助商角度来讲，他们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是口头上、或是一定程度上，他们会谈到所谓的人权问题呀！政治问题呀！其他的问题呀！但决定他们去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抵制与否）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
王欣说，新冠疫情控制后，若能好好办场奥运，不仅符合全球人民的期待，也是一桩令人精神振奋的好事。因此，他认为，或许明年北京冬奥的场边免不了会有零星的抗议场面，但中国对抗议事件和新疆议题的应对已经有经验了，应该不会让这样的零星事件影响到冬奥筹办的成效和正面的影响力。
